中国知青在缅甸-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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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男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自己的衣服一件件脱下，直到全身赤裸，紧接着，便朝倦缩着的阿桔走去，伸出粗大尖锐的手，不由分说撕下了她的衣服……
　　　　一个14岁少女的洁白而绚丽的梦就这样一片一片被撕下来，一个14岁少女的尊严就这样一片一片被撕下来，撕得粉碎，纷纷落在肮脏而潮湿的地板上。窗外，辞旧迎新的爆竹声，欢笑声淹没了一切……
　　　　这就是被卖到境外的少女们的第一个新年！
　　　　六个月后，泰国当地一家报纸以大篇幅刊载详细报道：两名某家妓院的妓女不堪非人凌辱，联合报警，警方经调查侦破，救出被害少女20余名……
　　　　在这两名报警的妓女中，有一名便是阿桔。究竟是多少残酷的凌辱使这样一个14岁的小女孩终于下决心报警，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无法想象。
　　　　阿桔，经过一翻周折，终于又回到了中国。然而当年与她一同被卖出境的另外十个女孩，至今没有任何音讯。她们未必都能像阿桔这样有一个还算圆满的归宿，大多数姑娘都不得不在精神与肉体的摧残中消耗掉她们的青春，吸毒，染上性病……或者更可怕的，她们中也许会有人以自己当初受骗的方式再去欺骗其他的少女，再把又一批纯洁的生命狠狠抛进肮脏的污水潭……以求得自己的生存。
　　　　而这场悲剧的导演者“母老虎”，却从这笔生意中赚了几万美圆作为她卑鄙营生新的本钱。
　　　　不过她再也不敢来中国了，根据阿桔的描述，她已在中国警方的通缉之中。
　　　　然而中国少女的悲剧并非就此不再重演，某一天，会不会又有什么X国的富婆来招“女工”，会不会又有一双尖细的高跟鞋踏上某个小寨子高低不平的路呢？
　　　　●叛逃出境的一名中国小学教师
　　　　1981年10月，手捏着云南某师范学校介绍信的张志国在滇西某县的一个小寨子外徘徊很久，终于还是走了进去。他并非对这个小寨子特别厌弃，两年前他也是从乡下考到市师范学校的，他只是不肯认命！他的那些家在城市的同学，不管成绩好坏，都留了下来，可是他，成绩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好，却依然又回到乡下，而且是一个比自己家乡更落后的寨子！他感到自己被命运狠狠地嘲弄了。
　　　　他任职的所谓小学只有他一个教师，学校的“校址”就是寨子里一间破庙。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睁着大大小小的眼睛呆坐在庙里迎接新老师。
　　　　张志国感到一阵酸楚，他仿佛忽然看到了这些孩子几十年后的命运，他们当中，十个会有九个会在这小寨子里种一辈子田，学的知识到那时恐怕早忘光了；如果有一两个像他自己当年那样坚持着继续读下去的，谁又敢肯定不是像他一样曾走出寨子，又回到寨子呢？
　　　　每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孩子们早散去了，张志国便坐在破庙的门口，直勾勾地盯着太阳落下去，再落下去，于是他的心，也便沉下去，再沉下去。远处的山环着县，县环着乡，乡环着这个小寨，小寨环着这个破庙，破庙再环住他，他感到被一层一层牢牢缚住，几乎透不过气来。
　　　　两个月后的那天黄昏，他坐在庙门口看完日落，理清了两个月来纷乱的思绪。他决定走，冲出这一层一层的环，找一种他这个年龄、他这种文化程度的人应该有的生活！热血涌上他的头，张志国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小寨。
　　　　两天后，走了60多公里山路的他出现在中缅边境。饥饿、疲惫……此刻他却只有一直走下去的念头，他毫不迟疑地抬起腿，踏上了异国的土地。
　　　　1989年，缅甸伊洛瓦底江东部谭叶附近。这是一个只有五六千人的小镇，虽然快到春节了，太阳依然暖暖的。早晨九点多钟，小镇上稀稀落落，不足十米宽的街上，偶尔有几辆自行车缓缓骑过。十几块缅语招牌下，是当地人住的竹楼，竹楼前铺上竹床，竹床上摆出商品…香烟、水果之类，经营得似乎并不红火，做生意的老板们却并不叫卖，静静坐着，仿佛就这样坐了很多年，仿佛只是承担着生命的某种形式。在这片小镇上，似乎连阳光都和多年前一模一样的。
　　　　他随老周（熟悉的朋友都这样叫他，其实他与我一样不足30岁）走在这条街上，连脚步也不由得放慢了。我顺手摸了摸外衣下斜挎的枪，对老周说在这种闭塞、安静的小寨，该用不上这东西防身了。老周却说这个小地方未必就不会受到骚扰，“各种反政府小组织、独立军，……最倒霉的只能是靠种地做小买卖养家的小百姓。”当我们循着这条街的节奏踱到离尽头不远的一座竹楼跟前时，我偶然一抬眼，瞥见竹楼前竟贴着一副中文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再看楼前的竹床上，也摆满了用中文书写的字幅：“喜气临门”“财源大通”……我们在掸邦走了那么久，一路上都是缅甸或者各少数民族的土话，对中文真是久违了！一时间有一大堆中文感叹词涌到嘴边。
　　　　与老周在摊前站了很久，我感到似乎有人在盯着我们看。抬眼看去，是坐在摊边的老板和他身边的一对大约四岁的双胞胎。
　　　　我在这二比三的对视中撤回目光，干咳了两声，用缅语叫了一声“老板”，预备寒暄几句。谁知不等我讲下去，他竟操起中文说：“不必讲缅语，讲中国话吧。”“哦？！”我虽然早该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跟老周异口同声地叫了一声。
　　　　“对着我写的中国字前前后后看了十几分钟的人，不是来自中国，至少也懂中文。”老板说：“没猜错吧？”“不错。”老周说，“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你想必也是吧？”老板微微一笑算是回答，，我便问：“哪里人？”“中国……一个县的。”我明白“中国”这样用，即表示云南。
　　　　“出来多久了？”“81年底出来的，那时候刚中专毕业，还当过个把月的小学教师呢。”“81年……”老周嘀咕了一句。我明白他的意思，如果真是像他所说，老板今年最多也超不过30岁，可他看上去40有余。
　　　　老板猜到了我们的疑问，笑说道：“28岁，像38的，对吗？”从他的笑容里我并没有看出多少轻松，倒是窥见了八年艰辛的境外生涯的一隅。后来，当他讲起自己这八年的经历时，这一隅便逐渐展开，直至沉沉地覆盖我的心。
　　　　在本节的开头和下面的这段文字，都是根据他的讲述整理的。
　　　　从小寨走的时候，张志国太仓促了，干粮、水，甚至连一件挡风雨的外衣都没有带。过境前，总算平安无事。可是一过境，他的心又悬起来：怕缅甸官方的盘查，怕遇上缅共的部队，怕掸邦独立军，怕乱七八糟的匪徒，怕自己即使没有饿死，也会被乱枪打死。饿了找野果，或者到人家地里去偷；渴了喝河水、雨水，甚至水洼里又黑又臭的死水。他还记得有一次他饿得要命，偷了人家地里的一段甘蔗充饥，没吃两口，主人便放狗出来又叫又咬，他像疯了一样飞跑，才得以活命。
　　　　那一阵他活得完全像个野人，只是疯狂地走，走得远一些，再远一些，仿佛这样就可以跟内心企盼的那份安全感近了些，又近了些。
　　　　后来，张志国不知自己染上了什么病，浑身冒冷汗，牙齿打颤，腿像灌了铅，迈不开步子。有一天，走到一片大烟地时，他再也支撑不住，扑倒在地，不省人事。
　　　　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一个破旧的竹楼里了。一个克钦族的老太太对他比比划划，嘴里叽叽呱呱地讲一些他听不懂的当地话。老太太又采来不知名的植物，先放在嘴里嚼碎，再吐出来熬，再和什么搅拌在一起，最后喂张志国喝下去。当时，他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药，救命的也好，毒药也罢，任凭老太太给他灌了下去。
　　　　一连几天喝下这难以下咽的东西，他的身体虽然还很虚弱，病却好多了。老人一直给他喂药、喂饭，还打着手势安慰他，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老人生活也很清苦，只有几分甘蔗地，几分大烟地，孤身一人整日劳作，也只能勉强维持着不挨饿。可是她却承担起照顾张志国的责任。躺在床上的张志国望着忙碌的老人，眼泪都涌出来了。他下决心认老人作母亲，从此守着她，报答她，直至她生命的尽头。
　　　　可是半个多月后，当张志国的身体慢慢恢复着，有一天黄昏，他坐在竹楼前，看着远方的山，落日，看着寨子里稀稀落落的几座竹楼，他的心抽搐了一下：不久前，自己曾这样坐在破庙的门口心绪不宁，发誓要走出一层一层的环；不久前，自己像野人一样穿行于少有人迹的山路，接雨水解渴，偷别人地里的甘蔗，仍没有停下脚步，为的就是这样像在破庙门前一样，在异国的另一副圈圈里看日落吗？！他不能就这样留在这里，他的生活不应该又是这样死水一般的没有一丝生气。可是老人呢？难道不报答老人的救命之恩便不辞而别？他对着太阳落下去的方向，内心痛苦地斗争着。
　　　　终于，他决定了。走是一定要走的，但是恩也要报。他准备留下来一段时间替老人承担起繁重的劳动，好在某一天离开时，良心上不至于太过不去。
　　　　一个月过去了，说不上是快是慢。张志国决定两天以后启程。可是就在他决定了行期的这天早晨，一个年轻的克钦族妇女怀抱一个小孩子愁苦地踏进竹楼。不等坐下来便抓住老人的手臂诉说起来，泪水流满面颊。这女人是老人唯一的女儿，两年前嫁给了当地反政府武装的一个小头目，一年后，她怀抱的那个女儿刚刚出世，丈夫便随马帮出门做生意，从此再无音信。半年后才有人传来消息说他被杀了。妻子无奈，只好带着待哺的女儿来投奔母亲。
　　　　自从女儿和外孙女迈进门，老人便满面愁容，这有老有小又有年轻小寡妇的一家三口可怎么生活呢？两天后，也就是张志国决定走的那天，老人便病倒了。张志国的行期也只能一拖再拖。老人把他叫到病床前，流着泪用手势和他刚刚能弄懂的几个简单语汇恳求他答应照顾好这一对孤儿寡母。张志国默默点了点头，那一刻他还能表示什么呢？面对一个救过自己的命，即将离开人世的老人的请求，面对身后可怜的一对母女，他只有承担下这一切，心里便把离开的打算撕成碎片。
　　　　老人去了。
　　　　20岁的张志国成了丈夫和父亲。白天，他像牲口一样干活，累得话都不多讲一句。在最初的那些黄昏里，他经常在竹楼前坐下来，就像在中国那间破庙前的情景，那些过境后的凄苦时刻便涌上来扯住他的心，扯得很疼很疼。可是慢慢的，孩子一个个出世，负担一天天加重，那些关于“应该如何生活”的想发，便离他越来越远了。他一心想的，是搬到镇上住家稍多一点的地方去，搭一座新的竹楼，攒下点钱给最大的两个孩子，他们该读书了……还得躲避不知从哪来的士兵或是匪徒的骚扰，保护一家人的生命……这样，这八年，过得差不多像十八年那么长。哎！
　　　　老板长叹一声，不再讲下去，伸手抹了抹脸上的泪。我和老周便都沉默着。我下意识地翻了翻那些写满了“福”、“财”的字幅，忽然想到在这样聊落的日月中，在火红火红的纸上写下这些热热闹闹的吉祥的祝福，不知道是怎样一种心境。
　　　　“现在，生意还好吗？”老周打破沉默，指了指我翻弄的那些字幅。
　　　　“也只是春节前一两个月才摆出来卖，平时，仍然要种地。”老板看着他写的字，“山上的少数民族虽然不认识，但知道是些吉祥话，偶尔也买几张。逢到每五、六天赶摆的时候，能卖得好些，其余的时间……反正每个月400多缅币，跟在中国差不多。我在中国，一个月30多块，也合400多缅币的。其实，在哪儿都是一样活着呗。”“这就是当时那个因为不愿给圈在破庙里而跑出国境的青年张志国讲的话么？
　　　　“最近到过中国么？”我问，因为听他刚才的口气，似乎并不晓得他走后中国变了。
　　　　“没有。我最近一次去中国是三四年前到中缅边境中国一方的一个小镇赶集，没久呆。”“没看出有什么变化吗？”老周问。
　　　　“没有。”老板摇头，“会有变化么，难道？”“变化太大了。”我跟老周抢着说，“现在城市里盖起了高楼大厦，老百姓……”“有多高？”老板打断我们，好奇地问。
　　　　我们说比这条街口的那棵大榕树还高十倍。“真是这样？”他立时瞪起眼睛，“我没见过。这里没有，仰光肯定也没有。”这老兄自然是从来没到过仰光的。我们又告诉他，如果他没有走，如果他仍是中国的一名小学教师，他的工资决不会是三十几块。
　　　　“有多少？有六七十块吧？”老板探过来。
　　　　“有二百六七十块！”“真是这样？！”他吃惊时只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这时候他的两个最大的孩子，一儿一女，上学回来了。一直默默地忙碌的妻子挺着至少五个月的大肚子挪过来说了几句，老板便拉我们去吃饭：“我老婆已经弄好了，山里没有好东西吃，不要客气，咱们边吃边聊吧！”显然他对中国的变化很好奇，他大概有八年没听到过什么新闻了吧？我想。
　　　　我们推辞不过，便坐在一家人当中吃饭。老板的妻子殷勤地朝我们的碗里拈放了不知多少盐巴，咸得不能入口的牛干巴，我们不便拒绝，装着吃得很香。“不想回去看看吗？”我问。因为吃得热了，我边说边脱外衣。
　　　　“听你们这么一讲，我很后悔跑出来。现在是没脸回去了，况且已经有了这么一大家子人口，我……”老板抬起头，紧紧盯住我，连要讲的话也哽在了喉咙，他们全家此刻都停下手来，鸦雀无声地盯着我，满脸惊惧。
　　　　我摸了摸手枪，明白了：“别怕。我们不是哪个组织或者哪个独立军的，枪是防身用的。我们都手普通的过境人，绝不会伤害你们……”我再三解释，气氛才有所缓和。
　　　　我们停留的时间不短了，再说又发生了枪的事。为这件事，我有些内疚。这家人想必是见够了暴力，听够了枪声的，我真应该注意一些，免得让他们刚有些安全感的心重又提到嗓子眼。
　　　　我跟老周起身告辞。在竹楼门口，我端起相机给他们一家人合了影，说不久后会托人把照片寄过来。然后，我向老板要一张他写的字幅作纪念，他欣然同意。
　　　　跟老板握手的时候，我掏出一张50元面值的人民币递给他。
　　　　“这是什么？”他好奇地接过来，“怎么，50块一张的人民币？”他接过去仔细端详，感慨地摇摇头。
　　　　“人民币还有一百块一张的呢。”我告诉他，“不过我没有随身带着……”“50块，合五六百缅币，比我一个月的收入还多！我可不能要你这么多钱。”他像怕钱烫手似的给回我。“50块，现在在中国不算多大数额，你不必觉得怎么样，手下吧，你不是没见过这种面额的钞票么，留下作个纪念也好嘛。”我说。
　　　　一再相劝，他收下了钱。
　　　　一直到竹楼前一家人的脸看不清了，我们才放下挥动的手臂，朝镇外走去。
　　　　夕阳西下，把这条街，把街旁的竹楼、招牌都镀上了一层桔红色的光。街边的摊位，已纷纷收回竹楼去了。偶尔有几个玩耍的孩子跑过，一切依然都像是凝固住未曾改变似的。镇外的远处，是山和山围住的这一片天空，此外再无别的能看到。
　　　　我于是想到那位从中国出来的老板。八年前，他不顾一切地越过国境，为的是走出被群山围住的小寨和那间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