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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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前并不认识他。初进牛棚时，甚至在太平庄时，都没有见到过他。我们在牛棚里已
经被“改造”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是中午过后不久—我在这里补充几句。牛棚里是根本没有什么午休的。东语系那位老教授，就因为午饭后坐着打了一个盹儿，被牢头禁子发现，叫到院子里在太阳下晒了一个钟头，好像也是眼睛对着太阳—，我在牢房里忽然听牛棚门口有打人的声音，是棍棒或者用胶皮裹起来的自行车链条同皮肉接触的声音。这种事情在黑帮大院里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天能有许多起。我们的神经都已经麻木了，引不起什么感觉。但是，这一次声音特别高，时间也特别长。我那麻木的神经动了一下，透过玻璃窗向棚口看了看。我看到这一位残伤的教员，已经被打倒在地，有几个“英雄”还用手里拿着的兵器，继续抽打。他身上是不是已经踏上了一千只脚，我看不清楚。我只看到这一位腿脚本来就不灵便的人，躺在地上的泥土中，脸上还好像流着血。
他为什么这样晚才到牛棚里来？他是由于什么原因才来的？他是不是才被“揪”出来的？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一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我虽然也像胡适之博士那样有点考据痞，但是我不想在这里施展本领了。
从此以后，我们每次排队到食堂去吃饭时，整齐的队伍里就多了走起路来很不协调的瘸腿的“棚友”。
关于牛棚中个别人的“花絮”，如果认真写起来的话，还可以延长几倍。我现在没有再写的兴致，我也不忍再写下去了。举一隅可以三隅反。希望读者自己慢慢地去体会吧。
第四部分第47节 特别雅座
（十一）特别雅座
我自己已经堕入地狱。但是，由于根器浅，我很久很久都不知道，地狱中还是有不同层次的。佛教不是就有十八层地狱吗？
这话要从头讲起，需要说得长一点。生物系有一个学生，大名叫张国祥。牛棚初建时，
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他。他是后来才来的。至于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又是怎样来的，那是聂记北大革委会的事情，我辈“罪犯”实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他到了大院以后，立即表现出鹤立鸡群之势。看样子，他不是一个大头子，只是一般的小卒子之类。但管的事特别多，手伸得特别长。我经常看到他骑着自行车—这自行车是从“罪犯”家中收缴来的。“罪犯”们所有的财务都归这一批牢头禁子掌握，他们愿意到“罪犯”家中去拿什么，就拿什么。连“罪犯”的性命自己也没有所有权了—，在大院子里兜圈子，以资消遣。这在那一所阴森恐怖寂静无声的“牛棚”中，是非常突出的惹人注目的举动。
有几天晚上，在晚间训话之后，甚至在十点钟规定的“犯人”就寝之后，院子里大榆树下面，灯光依然很辉煌，这一位张老爷，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右腿，把脚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脚指头缝里抠个不停。他面前垂首站着一个“罪犯”。他问着什么问题，间或对“罪犯”大声训斥，怒骂。这种训斥和怒骂，我已经看惯了。但是他这坐的姿势，我觉得极为新鲜，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影像，永世难忘。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天晚上，他眼前垂头站立的竟是原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当过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他是那位“老佛爷”贴大字报点名攻击的主要人物。黑帮大院初建时，他是首要“钦犯”，囚禁在另外什么地方，还不是“棚友”。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竟也乔迁到棚中来了。张国祥问陆平什么问题，问了多久，后果如何，我一概不知。只是觉得这件事儿很蹊跷而已。
可是我哪里会想到，过了不几天，这个恶运竟飞临到我头上来了。有一天晚上，已经响过息灯睡觉的铃，我忽然听到从民主楼后面拐角的地方高喊：“季羡林！”那时我们的神经每时每刻都处在最高“战备状态”中。我听了以后，连忙用上四条腿的力量，超常发挥的速度，跑到前面大院子里，看到张国祥用上面描绘的那种姿态，坐在那里，右手抠着脚丫子，开口问道：
“你怎么同特务机关有联系呀？”
“我没有联系。”
“你怎么说江青同志给新北大公社扎吗啡针呀？”
“那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你有几个老婆呀？”
我大为吃惊，敬谨回禀：
“我没有几个老婆。”
这样一问一答，“交谈”了几句。他说：
“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
是的，我承认他说的是实话。我一没有被拳打脚踢；二没有被“国骂”痛击。这难道不就是极大的“仁慈”吗？我真应该感谢“皇恩浩荡”了。
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最后这一句话里面含着极危险的“杀机”。“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明天晚上怎样呢？
第二天晚上，也是在息灯铃响了以后，我正准备睡觉，忽然像晴空霹雳一般，听到了一声：“季羡林！”我用比昨晚还要快的速度，走出牢房的门，看到这位张先生不是在大院子里，而是在两排平房的拐角处，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
“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我知道事情有点不妙。还没有等我再想下去，我脸上，头上蓦地一热，一阵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作武器打下来的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地落到我的身上，不是下半身，而是最关要害的头部。我脑袋里嗡嗡地响，眼前直冒金星。但是，我不敢躲闪，笔直地站在那里。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顶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我好像要失掉知觉，我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我本能地坚持下来。眼前鞭影乱闪，叱骂声—如果有的话—也根本听不到了。我处在一片迷茫、浑沌之中。我不知道，他究竟打了多久。据后来住在拐角上那间牢房里的“棚友”告诉我，打得时间相当长。他们都觉得十分可怕，大有谈虎色变的样子。我自己则几乎变成了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成为没有知觉的东西，反而没有感到像旁观者感到的那样可怕了。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隐隐约约地仿佛是在梦中，听到了一声：“滚蛋！”我的知觉恢复了一点，知道这位凶神恶煞又对我“仁慈”了。我连忙夹着尾巴逃回了牢房。
但是，知觉一恢复，浑身上下立即痛了起来。我的首要任务是“查体”，这一次“查体”全是“外科”，我先查一查自己的五官四肢还是否完整。眼睛被打肿了，但是试着睁一睁：两眼都还能睁开。足证眼睛是完整的。脸上，鼻子里，嘴里，耳朵上都流着血。但是张了张嘴，里面的牙没有被打掉。至于其他地方流血，不至于性命交关，只好忍住疼痛了。
试想，这一夜我还能睡得着吗？我躺在木板上，辗转反侧，浑身难受。流血的地方黏糊糊的，只好让它流。痛的地方，也只好让它去痛。我没有镜子，没法照一照我的“尊容”。过去我的难友，比如地球物理系那一位老教授，东语系那一位女教员等等，被折磨了一夜之后，脸上浮肿，眼圈发青。我看了以后，心里有点颤抖。今天我的脸上就不止浮肿，发青了。我反正自己看不到，由它去吧。
第四部分第48节 自杀的念头
第二天早晨，照样派活，照样要背语录。我现在干的是在北材料厂外面马路两旁筛沙子的活。我身上是什么滋味？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一概说不清楚，我完全迷糊了，迷糊到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
正如俗话所说的：祸不单行。我这一个灾难插曲还没有结束。这一天中午，还是那一位张先生走进牢房，命令我搬家。我这“家”没有什么东西，把铺盖一卷，立即搬到我在门外
受刑的那一间屋子里。白天没有什么感觉，到了夜里，我才恍然大悟：这里是“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的地方。整夜不许关灯，屋里的囚犯轮流值班看守。不许睡觉。“看守”什么呢？我不清楚。是怕犯人逃跑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知识分子犯人是最胆小的，不会逃跑。看来是怕犯人寻短见，比如上吊之类。现在我才知道，受过重刑之后，我在黑帮大院里的地位提高了，我升级了，升入一个更高的层次。“钦犯”陆平就住在这间屋里。打一个比方说，我在佛教地狱里进入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吧。
但是，问题还没有完。仍然是那一位张先生，命令我同中文系一位姓王的教授，每天推着水车，到茶炉上去打三次开水，供全体囚犯饮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位王教授会同我并列。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参加“井冈山”，也并没有犯过什么弥天大罪，为什么竟受到这样的惩罚呢？打开水这个活并不轻，每天三次，其他的活照干，语录照背。别人吃饭，我看着。天下大雨，我淋着。就是天上下刀，我也必须把开水打来，真是苦不堪言。但是，那一位姓王的教授却能苦中寻乐：偷偷地在茶炉那里泡上一杯茶，抽上一烟斗烟。好像是乐在其中矣。
（十二）特别班
这一批牢头禁子们，是很懂政策的。把我们这“劳改罪犯”集中到一起，实行了半年多的劳动改造。念经、说教与耳光棍棒并举。他们大概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现在是采取分化瓦解的时候了。
“特别班”于是乎出。
牢头禁子们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标准，从“劳改罪犯”中挑选出来了一些，进这个班。
这个班的班址设在外文楼内。但是，前门不能走，后门不能开，于是就利用一扇窗子当作通道，窗内外各摆上了一条长木板，可以借以登窗入楼，然后走入一间小教室。这间教室内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摆设？我不清楚。在我眼中，虽然近在咫尺，却如蓬山万里了。
我是非常羡慕这个班的。我觉得，对我们“劳改罪犯”来说，眼前的苦日子，挨打，受骂，忍饥，忍渴，咬一咬牙，就能够过去了。但是，瞻望将来，却不能无动于衷。什么时候是我们的出头之日呢？我眼前好像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海，却没有舟楫，也看不到前面有任何岛屿。我盼望着出现点什么。这种望穿秋水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现在出现了特别班，我认为，这正是渡过大海的轻舟。
特别班的学员有一些让人羡煞的特权。他们有权利佩戴领袖像章，他们有权利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在牛棚里，党员是剥夺了交党费的权利的。特别班学员是否有了权利？我不知道。我每次听到从特别班的教室里传出来歌颂领袖的歌声或者语录歌的歌声时，那种悠扬的歌声真使我神往。看到了学员们一些—是否被批准的，我不清楚—奇特的特权，我也是羡慕得要命。比如他们敢在牢房里翘二郎腿，我就不敢。他们走路头抬得似乎高一点了，我也不敢。我真是多么想也能够踏着那一块长木板走到外文楼里面去呀！
后来，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一直到“黑帮大院”解散，特别班的学员也没能真正变成龙跳过了龙门。
（十三）东语系一个印尼语的教员
这一位教员原是从解放前南京东方语专业转来的学印尼语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人非常聪明，读书十分勤奋，写出来的学术论文极有水平，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留学印尼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我也曾尽了点绵薄之力。因此我们关系很好。他对我毕恭毕敬。
然而人是会变的。“文化大革命”北大一分派，他加入了掌权的新北大公社。人各有志，这也未可厚非。但是，对我这一个“异教徒”，他却表现出超常的敌意。我被“揪”出来以后，几次在外文楼的审讯，他都参加了，而且吹胡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胜过其他一些参加者。看样子是惟恐表现不出自己对“老佛爷”的忠诚来。难道是因为自己曾反苏反共现在故作积极状以洗刷自己吗？我曾多次有过这样的想法。否则，一般的世态炎凉落井下石的解释，还是不够的。
然而政治斗争是不讲情面的。
有一天早晨我走出“黑帮大院”，钦赐低头，正好看到写在马路上的大字标语：
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
我大吃一惊。就在不久前，在一次审讯我的小会上，他还是“超积极分子”。革命正气溢满眉宇。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呢？原来有人揭了他的老底。他在夜间就采用了资本主义的自杀方式，“自绝于人民”了。
对于此事，我一不幸灾，二不乐祸。我只是觉得人生实在太复杂，太可怕而已。
（十四）自暴自弃
在牛棚里已经呆了一段时间。自己脑筋越来越糊涂，心情越来越麻木。这个地方，不是地狱，胜似地狱；自己不是饿鬼，胜似饿鬼。如果还有感觉的话，我的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别人看自己是这样，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不伦不类地而又亦伦亦类地套用一个现成的哲学名词：自己已经“异化”了。
第四部分第49节 以人待己
过去被认为是人的时候，我自己当然以人待己。我这个人从来不敢狂妄，我是颇有自知之明的。如果按照小孩子的办法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的话，我毫不迟疑地 把自己归入“好人”一类。就拿金钱问题来说吧。我一不吝啬，二不拜金。在这方面，我颇有一些“优胜纪略”。十几岁在济南时，有一天到药店去打药。伙计算错了账，多找给我了一块大洋。当时在小孩子眼中，一块大洋是一个巨大的财富。但是我立即退还给他，惹得伙计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这种心理我以后才懂得。一九四六年，我从海外回到祖国。卖了一只金表，寄钱给家
里。把剩下的“法币”换成黄金。伙计也算错了账，多给了一两黄金。在当时一两黄金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我也立即退还给他。在大人物名下，这些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然而对一个像我这样平凡的人，也不能说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到了现在，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鬼。最初还极不舒服，颇想有所反抗。但是久而久之，自己已习以为常。人鬼界限，好坏界限，善恶界限，美丑界限，自己逐渐模糊起来。用一句最恰当的成语，就是“破罐子破摔”。自己已经没有了前途，既然不想自杀，是人是鬼，由它去吧。别人说短论长，也由它去吧。
而且自己也确有实际困难。聂记革委会赐给我和家里两位老太太的“生活费”，我靠它既不能“生”，也不能“活”。就是天天吃窝头就咸菜，也还是不够用的。天天劳动强度大，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总是饥肠辘辘，想找点吃的。我曾几次跟在牢头禁子身后，想讨一点盛酱豆腐罐子里的汤，蘸窝头吃。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学生宿舍区二十八楼、二十九楼一带去劳动，任务是打扫两派武斗时破坏的房屋，捡地上的砖石。我记得在二十八楼南头的一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杂物，乱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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