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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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这只是毛泽东的一个判断，可能对也可能错。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个判断无论对错都会影响毛泽东作为新中国最高领导人对新中国政权结构形式的设计。如果这个判断是错的，那么就只是毛泽东多疑，希望在他生前消除这种农民革命本身的隐患，尽管他的政治设计和谋划错了，并且结果很糟；而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毛泽东就必须面对这种潜在的威胁，他的政治设计和种种措施就具有正当性。
如果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就可以发现，毛泽东的这一考虑确实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政权和军事力量都是在各个根据地独立发展起来的，各路大军统帅都是党政军一手抓的地方“诸侯”，都是一些说一不二的魅力型领导人。他们长期领导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有自己的人马、班底，事实上形成了许多“山头”。在这场革命中，为了保证指挥的有效，中国共产党强调“精兵简政”，反对“官僚主义”，因此没有形成现代的法理型政治统治所必须的强调专业化的科层制，而总是更多强调领导人的个人能力和智慧。对许多共产党领袖或高级领导人的描述一再印证了这一点：例如贺龙的“两把菜刀起家”； “独立开创根据地”； “遵义会议毛泽东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等等；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就强调“精兵简政”：在战争年代，其军事指挥机构也非常简单、干练。尽管中国共产党内也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但总体说来，这是一场农民革命，革命者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没有接受很多现代化的规训，很缺少民主的传统，有了争议甚至公开“骂娘”，不少人讲求的是对个人的忠诚。这些弱点，在打天下时，由于有共同的敌人，有共同的追求，可能还不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有的甚至还是优点；此外，毕竟还有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和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来保证。因此，从总体说来，这些不足还没有构成很大的问题（尽管也曾出现过张国焘的分裂事件，甚至要消灭另一部分红军）。但是，这些问题在建国之后，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就可能突现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政权的巩固，而且会影响政权的和平转移，弄不好，就可能重新回到军阀割据的局面。
这一潜在的问题，在建国初期，可能还不那么明显，因为在中国革命中，党内产生了像毛泽东这样的全党公认的领袖。毛泽东的存在几乎就足以保证党的统一、全国的统一。陈云在“高饶事件”之后就说过，“有毛主席在，野心人物露了头，也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点”； 《陈云文选》，卷二，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32。 但是毛泽东不可能万岁，毛百年之后，就事实上存在着一个谁将成为新领袖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一旦毛泽东去世，由于必然存在各种分歧，就可能发生政治上的纷争甚至动乱，手握重兵、各有“山头”的军事政治领袖就有可能形成地方割据。这种情况在中国这样一个有长期封建传统的国度中发生的可能性相当大；在中国历史上，这个问题也一直都是各个王朝初年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但上述种种问题，这个顾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开国领袖以及这个领袖集团来说，也是不能完全排除的，甚至不应该排除的；否则毛泽东一去世，中国就可能重新陷于分裂和战乱，统一建国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林彪在文革之初（1966年5月18日）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发表了一个著名的但后来受到批判的关于政变的长篇讲话，其中大谈古今中外建国初期发生的各种政变。这显然不是一个随机感慨，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关于林的讲话，可参看，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上册，华文出版社，2002年，页30…31。 在这个意义上，开国并不是最主要的，确实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而保证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保证政权的平稳转移才是革命政权的第一代领袖最重要的、也是最棘手的工作。
第二部分 宪政与立法第17节 革命政权常规化（2）
几乎从建国一开始，毛泽东就深刻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伴随了他建国之后的27年历史的一系列决定。高饶事件、彭德怀庐山会议、文革都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问题有关。当时的中共高级领导阶层也都明显意识到了这一点，也一直强调要反对1978年之后已经很少提起的“野心家”或“野心人物”。 从高岗、饶漱石开始，此后包括彭德怀、罗瑞卿、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均被指控为企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 早在建国之前，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务必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强调党的团结，强调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城市来；指出，夺取全国胜利，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选集》，卷四，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438…1439。 强调要防止犯李自成进城之后的错误。建国之后，中国实际上一直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财政经济政策，计划经济开始形成，同时在党内也强调组织纪律性，反对分散主义。1953年，毛泽东再次强调反对分散主义，认为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认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在这里还说“这里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强调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毛泽东选集》，卷五，人民出版社，1977年。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并非仅仅强调党的纪律，发发文件，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性措施。就行政而言，解放初期，全国划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称军政委员会。1952年8月以后，各大区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高岗、邓小平等均上调到中央，有所谓“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中央政府随后进行了调整，并考虑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参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308…310。 1952年11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参看，《毛泽东选集》，卷五，同注30，页29注1。 1954年，由于高饶事件的出现，中央撤销了各大行政委员会，令各省对中央负责，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割据的风险。关于中国行政大区沿革的更细致的介绍，请看，华伟：“大区体制的历史沿革与中国政治”； 《战略与管理》； 2000年6期，页26…35。 在此期间，许多带兵打仗的将帅也陆续上调中央，另有任用。二野刘伯承先是在南京任军事学院院长，1955年调北京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后来又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华东地区三野陈毅离开上海到中央任外交部长，粟裕也调到中央，不久受到批判，转到军事教育科研；一野的彭德怀先是在外打仗，然后回国任国防部长；四野的林彪长期养病；其他如聂荣臻搞军工科研；徐向前基本赋闲；贺龙调到中央担任副总理；叶剑英在华南主政一段时期后，受到了搞地方主义的批评，也上调中央，后来也基本赋闲；陈赓也调到中央搞军事教育。所有这些将领都不再直接指挥军队了。这样一来，就削弱了这些军事政治领导人对军队的直接控制。与此同时，设立了更多的大军区，大军区的第一政委都由当地省委第一书记兼任。但地方并不控制军权，军权一直归中央军委直接管；省军区、军分区都没有野战部队等。
毛的这些疑虑或担忧并非多余，这种判断更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事实上，在党内和军内的高级领导人之间确有激烈的冲突和权力斗争。建国后没几年，当党内开始考虑一线和二线领导之际，这个问题就出现了。1953年出现的高饶事件，在高岗看来，就是以他为代表的“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以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白区的党”之间的一场重大权力斗争。关于“高饶事件”，可参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同注10，页276…284。关于这一事件的性质，邓小平认为，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的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的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因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 《邓小平文选》，卷二，同注15，页293。 又可参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同注31，第14章。在军队内，各个“山头”之间也一直有派系之争。1959年，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时就说，“为了你彭德怀，我给林彪发了复员费，叫贺龙登门道歉，叫萧克作检查，还有刘伯承泪洒怀仁堂……”权延赤、黄丽娜：《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页221。 1959年之前，在彭德怀主持军队期间，对工作思路上有意见分歧的二野、三野许多高级将、帅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判，包括刘伯承、叶剑英、李达、肖克肖克：“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页179…191。在这次军内大批判中，先后点名受到批判的有肖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当时在军内任职的高级将帅。以及粟裕。1959年，权重一时、独揽军权且与其他将帅都不大合作的彭德怀被怀疑有野心，受到错误的批判并被解职，与之相伴的是他周围的一批军队高级干部；目前流行的观点一般认为彭德怀的问题是彭批评了毛的“左”倾错误，冒犯了毛。但是，实际上并非没有其他的因素，甚至是更重要的因素。据李锐的记录，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时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还提到在这次会议上，聂荣臻和叶剑英都说到彭德怀的桀骜不驯，叶剑英对彭德怀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请看，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93； 170。据说；当时党内最高层，几位常委都讲过，“彭老总脾气大，怕主席之后没人能领导得了”；军队内的几位老帅也有类似的议论。请看，权延赤、黄丽娜：《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同前注36，页260。 林彪和他领导的红一方面军、115师或四野的将领全面掌握了军权，但林并不能令其他将帅信服。林彪就曾明确对罗瑞卿说，大意是，由于自己的威信不够，因为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因此担心压不住其他老帅和他们的部下；林彪还多次拉拢罗瑞卿。可参看，顾娜［编］： 《铁血春秋毛泽东和他的高参与将帅》，上册，长征出版社，2001年，页486；权延赤：《龙困：贺龙与薛明》，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林彪的话固然反映了林彪的野心，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表明，即使当时如日中天、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也并不能有效控制军队内的其他派系，因此这为林彪为什么会在文革期间迫害其他军队高级将帅，主要拉拢原为自己部下的一些当时的中高级将领、形成了自己的山头做了一个注释。1965年，出身一方面军的罗瑞卿挨整；除了因为不听林彪的话外，被整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罗瑞卿一个人长期实际握有太重的军权以及其他权力。请参看，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特别是第18、19章。在林彪要整罗瑞卿时，毛泽东公开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但是毛泽东也无法阻止最后对罗的上纲上线；朱德则认为“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罗瑞卿想打电话给林彪把问题说清楚，周恩来则说罗“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罗瑞卿问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时，一位和罗瑞卿很熟的人冲口而出说，是因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呀！〃 。又请看，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页314…317。罗瑞卿当时同时担任或担任过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公安部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握有党、政、军、警的大权，特别是军、警的最高实际权力。接着在文革中，原来握有实权的贺龙等非林彪嫡系的将帅普遍受到林彪的打击。在一些问题上，毛泽东为了政治平衡也只能默许。例如，贺龙、杨成武等人。可参看，权延赤，《龙困》，同前注39； 《微行：杨成武在1967》，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1971年，随着林彪倒台，又一批握有军权的原四野的高级军官受到整肃。邓小平复出后，在邓小平的提醒下，毛泽东发现“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便于1973年12月亲自指挥了文革中未受很大冲击、长期驻扎一地并兼任地方职务的八大军区司令员的调动并不再兼任地方职务，要求他们“一切行动听指挥”。 关于文革后期八大军区司令调动，可参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传：1949…1976》，同前注10，页1672以下。又请看，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下册，同前注27，页387…389。 所有这些，都可以从中看到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就是要防止第一代打仗出身的军政领导人握有太重的、乃至可能导致分裂的权力。这可以说是维护国家政权的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甚至其中有些是相当激烈的，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但是，如果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来看，从保证中国的安定，国家的统一来看，却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在当年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压缩地方的权力几乎不可避免；可参看，陈明明：“现代化进程中正当的集权结构和领导体制的变迁”； 《战略与管理》； 2000年6期，特别是页11…14，讨论了中国高度集权结构发生的历史条件，认为中央集权与20世纪中国两大任务相关，即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和推动现代化。保证党的统一，国家的统一，权力的集中，反对任何可能危及政权的危险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