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角十五年亲历记-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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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
动真格的了，整个麻栗坝震动了。我们谨慎地注意各种动向，继续深人地做工
作，一场势不可挡的禁毒的人民战争在第一特别行政区（江西两岸）范围内展开了。
然而，由于在禁烟问题上有些操之过急，引起了同盟军912 师的哗变。
1992年11月28日同盟军912 师哗变，火塘边的战友们的烟筒吸不成了，老酒不
再喝了。火依旧旺，然而一些战友弟兄却永远不见了。
冬月初六早上七点，随着扣塘第一声枪响，双方开始激战。我们投入兵力五千
八百余人，使用步枪、冲锋枪、重机、高机、六①炮。七五炮、一二零炮、火箭筒
等武器，十余次战斗在中缅边境一百六十号界桩至一百三十六号界桩缅方一侧进行，
战线长一百多公里，纵深三十公里。
总部直属部队进行战前动员，召开动员大会，总参谋长作了动员报告，说明我
们今天的战斗任务，是撕开一条口子，掏心脏。
哪里先响枪，哪里枪声密集处，哪里就是主战场。
事前已勘察地形地物，曾组织作战参谋查看。因奔袭中要经过一条小河，侦察
人员跳到河里，对河的宽度、深度和流速进行了认真测量。测量结果是：河宽六米，
河深一米，河水流速很慢。
大家也知道，这时候不拿出全身的拼劲不行了。一声出发令下，又呼呼往前冲。
一名战士说，“我有些怕打仗。”我说，“别怕，你跟着我，要死我死前头。”一
个战士在一阵冲刺后倒下了，抱住两腿直打滚，喊叫：“班长，我不行了，我不行
了！”
我正好赶上来，手枪上了顶膛火，“不起来走，我毙了你。”
他听出是我，又喊：“屈副营长，枪毙我吧，枪毙我吧，我不行。不行了！”
我当时要不是怕枪声暴露我们进攻意图，说不定真把他毙了。那样我这一辈子
也就再也不能心安了。
我只能伸手去拉他，一接触到他，我就像触到一块冰，还感觉他的手脚在抽筋。
我明白他是真病了。
“谁身上有吃的？”
有个副连长身上还真带有巧克力。我接过来就朝他嘴里塞，又灌水。两三块巧
克力下去，他站起来了，又背上枪：“屈副营长，我……跟你走，我能走。”
那位虚脱的战士，他上来了，虽然晚一点，但总算是上来了。
他也参与了向第一个目标的攻击，但还没来得及打出第一枪便牺牲了。
江西部队营连排干部佤族成分居多，由于佤联军的战场投入，我们阵线开始动
摇，腹背受敌。
在六号高地，我决定在守军眼皮下牵制守军，以分散守军的力量。守军也发觉
了这个威胁，拼命用机关枪封锁我们。艾嘎专打守军的机枪手，但是打掉一个，他
们又换上一个，双方一直这样坚持到下午。
阵地上我们独立营只有九十六名干部战士了，其中三十名已经负伤。
我带六名战士向前设伏，守军又打炮了，“要小心。”我提醒身边的战友，艾
嘎满不在乎地笑笑，回答说：“他们打了一百多发炮弹，我一根毛也没擦着。”
我板着脸责备他：“打到你头上，来不及了！”
说完就叫王老四督促他们几个迅速分散隐蔽，自己则寻找守军的炮兵阵地，想
打死炮手。
“轰隆！”守军的炮弹开始落往这边，我刚想回头看，“轰隆！”
说时迟，那时快，头顶已响起炮弹尖厉的嘘声，我忙卧倒。
四名战友都死了，只有王老四还在呻吟，他不想死，紧紧搂着我的脖子……
我弯下腰拿枪，但战士们的尸体已经僵硬，我只好拔出匕首，割断背带，抽出
他们握着的枪。我抱起四支冲锋枪，只觉得眼前一切都变了颜色，无法相信这么好、
这么多的战士，竟会在守军的一发炮弹下，来不及喊一声就都牺牲了。我很难接受
这个事实，可是怀里战士们的枪闪着蓝色的寒光告诉我，他们永远不能与我一起向
守军冲锋了。我背上脚部负伤，倒在稻田里的艾嘎，在苍茫的暮色中，一步一步走
回阵地。
正月初四黄昏，在阵地上坚守的我们独立营接到司令部通知：“893 师已投向
912 师，立刻撤退！”营长身负重伤已抬下阵地，全营连排干部只剩五人。
战士们指着战场的火光，喊着：“不撤！”
“替战友们报仇！”
“屈副营长，你说的话算话不？”
一个个睁着血红的眼睛，握端着枪，望着我。我紧紧咬住嘴唇，没有出声。是
的，战士们都在等着我的一句话，执行命令，撤？或者根本不在乎，继续坚持下去，
准备牺牲！我的感情是违抗命令，理智的声音、指挥员的责任，却又在命令我必须
执行命令。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理智与感情这么激烈的斗争，我的嘴唇咬出了血。鲜
血沿着我的下巴流着，有的战士又喊了：“屈副营长，就这一次，让我们冲过去，
杀！”
我下定决心：“撤！”
“不撤！”
我大声喝道：“服从命令！”
大家惊异地望着我，又见我的脸上，流满了眼泪。
好多战友们都哭了，我们在兄弟部队的掩护下，撤出了战斗。
回到设在一二七界桩缅方境内的司令部，我迟迟迈不进那门槛，彭总警卫排的
战士一眼瞥见我，大声对房里喊：“屈副营长回来了！”
“春辉。”彭家声总司令叫道。我低着头，走到房里坐下。
我沉重地站起身：“我们这次仗没打好，请求处分。”
我低着头，等待着彭总司令的批评，甚至一场雷霆大怒。降职处分，或者撤职，
这些我都准备好了，我将毫无怨言地接受。
彭总司令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了我好久，转过身，用我极熟悉的语气，轻声说了
一句话：“我担心你在穿插部队里头，还没撤出来呀！”
我浑身一颤，泪水忽地涌满了双眼。对败兵，总司令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
这让找更加羞愧难当。我承受不住总司令对我的牵挂，承受不起这份灼热的感情。
突袭，我们独立营发起第一次攻击时，敌军一发炮弹落在我营一个新战士贺岩
身边，他四处负伤，一头栽倒，当即被送下阵地。
第二天早晨，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我下山给炮排部署新的任务，顺便去看了看
贺岩。他已经不行了。我叫他，用我的水壶给他喂水。他认出了我，立即把我的手
抓住，声音很小很小：“屈副营长，屈副……”他喘得很厉害，每一声喊都像用了
全身的力，胸部发出呼隆隆的喊声，我微微抱起他的头，对他说：“你说，你说，
我听着哩。”
我以为他有什么事托付我，说不出心里很着急。却听他清清楚楚地问：“屈副
营长，高地拿下了吗？”
高地就是我们独立营负责攻击的敌主阵地。
我含着泪说：“拿下了，拿下了！”
其实，那时高地并没有拿下。
他抓住我的手摇了两下，望着我微笑，嘴张合着，看得出他想喊两声好，但没
能喊出来。
他在我怀里闭上眼，一直是那个微笑的模样。
他这模样刻在我心里了。我一直很怀念他倒死也不会忘记。
他有父母，当兵还不到半年。照理，此刻他最想念最记挂的应是他父母，他才
十六岁，还是个刚离开母亲怀抱的孩子。可是他没说他父母，没叫我给他父母捎去
他的问候与思念。他身上四处弹片，有一块弹片深深插入他的肋胸骨，防炮洞内草
堆里糊满了他的血，他身上的痛楚是可以想象的，他大概也不会想到他的生命已到
了最后时刻，但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应当在这时放声痛哭喊叫，可他，仅仅问了句：
“高地拿下了没有？”
我是平安了，回到了总司令身边，可是我们营六个建制连和直属队只带出五十
一人。
副营长的担架抬来了，我揭开军毯，副营长的身上盖着一件血迹斑斑的军衣。
头上的伤口已包扎起来，血从绷带上渗出来，从耳边向下流。他的眼半睁着，呼吸
十分微弱，嘴在微动可是听不出声音。
军医对我轻轻说：“副营长很难救了。”说话时，他的声音在颤抖。“要用一
切办法来挽救他。我们怎么忍心让他离开我们呢？”我说。军医是一个好同志，他
说：“屈副营长，我一定尽力。不过伤势这么重，医疗条件又这么差，逼得我向你
说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愿受批评，愿受处分。如果输血能救他，我愿将自己的血
输给他，我愿代替他受任何痛苦。”
“你是一个好同志。”我打断他的话，“今天不准你说但是，要说一定，救活
他！”
副营长还是走了。
我把那件血迹斑斑的军衣取下，脱下自己的军衣给他穿上。
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与自来水管里流出的水。终究是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历
史。
那血衣在我心中永不会褪色。那是鲜花，开在我的心头。
彭总司令说：“在我的人生中。没有失败。”
这不仅仅是历史，首先是信心，是气势。
顺便交待一句，同盟军内讧还有一个原因：由于佤联军考虑彭家声总司令与坤
沙（张奇夫）及女婿林明贤的密切关系对佤邦安全不利，借钱给杨茂良和出动佤联
军精锐417 师支援，并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我们追随彭家声总司令退出了果敢地区；912 师师长杨茂良成为同盟军总司令。
4．7花好月难圆
同盟军912 师哗变，我们战败以后，我回了一次昆明。
冬天是翠湖最寒冷的季节，昆明的高楼隔绝了美丽的日出，整个冬季的日子萧
条平淡，没有艳阳高照，没有和风细雨，没有流金溢彩的果实成熟，没有小草吐绿，
没有柳条发青，甚至冬天本身，也因为缺少雪花飘飞和雪色辉映而显得空洞平乏。
然而鸥们还是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地来了。没有祖辈的遗训，没有先哲的启迪，
它们来了，孤独地降落在翠湖狭窄；污浊的浅水滩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嗷嗷待
哺。
月色清冷，当一天冷寂下来时，寒凉的湖边坝堤上，鸥们浑身赤裸着匍匐在坚
硬的泥石板上，匍匐在杨树脚下的臭水滩边，眼神呆滞地凝望着遥远的北方天空，
痛苦地想象北方原野冰冻的世界，向往着冰清玉洁的巢穴，感伤着自己身世飘零的
不幸。
冬天，翠湖的鸥们不正似我这个对昆明既熟悉又陌生的远方来客？
谁付房钱、车钱、饭钱？心里一片茫然。唯一的安慰是还好，还年轻，再漂几
年还赔得起。不是对自己不相信，自信了这么多年，也没找着长期饭票，有什么本
钱去踌躇满志。
漂泊的尽头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黄勤现在怎样了。
住在茶花宾馆，仍然喜爱晚饭后出来“散步”。
晚风吹在脸上，吹在身上，有点寒冷。走上与攀昆大厦相接的人行天桥，看着
大大小小的霓虹灯闪烁。“踏遍青山人未老，波尔瑞真好”，广告如是说。科技大
楼、文化宫大楼上兄弟生啤、天一饮品布标在风中猎猎作响，攀昆、昆百大、莱英
达等商厦变着花样地打扮自己的脸面：“砖块”——护国大厦发射着永不疲倦的电
视信号；一只只排队的“甲壳虫”——小汽车缓缓从桥下爬过，“甲壳虫”们既急
不可耐而又不能不耐心等待，车灯不时地闪烁。
邮电大楼前巨大的威特电子彩屏闪着迷人的笑靥，它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诱
惑。“要买传呼机请到XX台。”樱花的电梯露在外面，像是一种奢侈的象征，假日
酒店，观光电梯，来吧——如果你有钱。犹如黄昏的蚊子、虫，地摊遍布人行道，
小贩们卖着可疑的红樱桃，颜色相当不对头；各种漂亮的帽子摆在地上，大堆的发
夹。所不明白的是，当中有一个状如铲车的乳白色夹子，不知何用？只多看了一眼，
长相不俗的女摊主便热情地告诉你这东西如何用云云。女老板白天开时装店，晚上
偶尔卖点小东西，从T 恤到气球，从夹子到吊带，各种小商品应有尽有。
夜是一种流，看不见的流，像一条不会停息的暗河，夹着闪烁的霓虹灯光，汽
车的光带、幽暗的舞厅灯光、高跟鞋、跳动着欲望的火焰；也包括黄色和黑色的浊
流，车站、饭店、夜总会，走至电影院门前，卖淫的女子在游荡。
从小板桥来的卖花女辛苦了一天，除给花贩送花外，手里还剩下一些玫瑰、丁
香等花，她准备回家了，还得骑上十多公里，挣钱不多，但心情很愉快。新闻路几
个路口的小吃摊开始热闹起来，“西霸天”、“安达”舞厅的舞客刚钻出KTV 包厢，
又涌向食摊。
“大哥大”穿着“观奇洋服”一路说着什么，昆交会场半封闭的公路边花园里
藏着几对情侣，西南商厦的电子广告牌背后是商家的巨大努力、决心和雄心，电信
局、医院、报社彻夜的灯光下是辛勤工作的人们。
它充满活力，这城市。
大观河满载着垃圾，向滇池流去，睡美人躺在一个越来越肮脏的池子里。
昆明，有着温暖和寒冷，其实不管你愿意否，它总是对你说，请到这里来。它
是一个谜，每个人都爱恋它。它是一种诱惑，它是一种辉煌，它是一缕阳光，一种
希望。
公安局工作的黄勤得知我回昆明，携她女儿来茶花宾馆看我，要我住她家去。
两人四目交投，涕泪盈眶。七年，七年不见，多少的前尘往事，在那一刹那间重新
翻起，一时竟相对无语，只是紧握着对方的手，让心酸爬满一脸。我问她现在还好
吗？怎么没把老公带来？她避开我的问题，告诉我：“我妈说过，你们没有经济基
础，以后会受穷的。而我认为穷并不可怕，我们有爱，都有一双手；累，我们也不
怕，因为我们很快乐……”
我被深深感动了。黄勤的泪水就像潮水一样装在我心里。以后的岁月，每次我
回昆明又要离开时，那些泪总是冲击着我的心。
黄勤是我铭心刻骨的初恋。又见黄勤，使我想起丛林的红豆失落，想起在同盟
军婚恋的失败。我始终认为该属于你的，躲也躲不开；不该属于你的，求也求不来。
相信么？人生是一种机遇，爱情是一种缘份。
有一段日子，吃完晚饭我就开上那辆军用吉普去召武。召武县城是云南省级开
放口岸，距离南帕河仅仅三十公里，四十分钟即到召武坝子。每次来到召武坝，我
几乎都要下意识地来到汽车站，在我心灵深处，这是唯一能通向故乡、通向家的地
方，它把我和遥远的亲人联系在一起，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绪。
当夕阳给远山抹上一片金辉，给召武坝子撒满碎金时，那一幢幢小巧的竹楼掩
映在竹林大青树中，牧童吹着竹笛，踏着树林小径回家去了，人们踩着架在南定河
上的竹桥从田野里回来，一辆辆自行车越过小竹桥，也消失在树林中，三五成群的
傣家少女踏着晚霞，肩挑着竹扁担到河边、井旁吸水来了。晚风一吹，水边的凤尾
竹腰弯得低低的，竹尖轻轻吻着水面，轻拂着傣家少女们的筒裙。
我和王情予是在清月舞厅跳舞时认识的。有人说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