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博书院主要武功-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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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小故事，非常有趣，都是我所亲身经历者。

　　我们都知道，北京大学是比较自由的，特别是各种讲座、演讲，真是多如牛毛。这些讲座一般都在晚上举行。其中有一个名叫什么小平者，好像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此公对美国的民主自由，非常之向往，在讲座中，有时做赞美诗、有诗朗诵什么的，反正挺动感情的。在自由提问阶段，许多学生对这位先生极尽赞美之能事。这些，原本都是正常的。其中，有位同学站起来说：“好像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养了许多枪手，你不会就是这样一种枪手吧？”讲座的先生，回答得也非常得体。但是，惹恼了一些北大学生，他们觉得这位同学怎么会这样提问题呢？

　　我瞅准机会，站起来，也向这位先生请教。因为，在整个讲座过程中，这位先生不承认中国有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我当场就说：“我觉得，社会学的郑也夫先生、法学的邓正来、梁治平、贺卫方其实都是挺不错的。”北京大学的同学一下子受不了了，不许你攻击给我们讲座的先生。我心里想，这都是什么毛病？

　　我听的讲座，说起来，真不少。但是，我这个人，有点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来一趟不容易，既然来了，总想向这些出活的先生请教。有时候，还真能闻一两个出活的问题。北大的学生还有点意思，哪怕你问问题，问得尖锐，讲座结束之后，会向你问好。我觉得北大还是有点自由的风气。但是接下来，好玩的一幕便上演了。

　　一位同学，上来就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先生，您的问题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敢问先生贵姓？”“免贵谢志浩”“你是博士？”“非也”“您是硕士？”“非也”，紧握着的手松开了，面容尴尬，消失在滚滚红尘中。

　　这就是现在北京大学非常的可爱之处。

　　另外一次，是在离开北京大学之后，参加陈平原先生主持的“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的学术讨论会。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的沈冬教授，报告“音乐双城记：台湾与上海”，讲述台湾被日本占领期间的音乐传播的故事。在报告中，沈冬教授常用台湾和中国来表示。引起坐在台下的一位北大女生的不满。在自由提问阶段，这位北大女生站起来：请问沈教授，您为什么不用台湾和大陆来表示？沈教授解释：那个时候，“大陆这个词是有特指的，他指的不是现在的大陆，而是当时的日本。”这位女生似有所悟。

　　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真是有一些自由的气息，但是，由于信息员制度的实施，许多坚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老师，不得不离开未名湖，比如袁红兵先生、王天成先生。袁先生不得不离开北大来到贵州大学，而迎接王天成先生的，是几年的牢狱之灾。周叶中的弟子抄袭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王天成先生。剩下的能够在北京大学讲课的先生，比方说孔庆东先生，在讲选修课的时候，直截了当指出：有些同学很不容易，我也知道，你把我的情况汇报给上面，上面会给你好处，比如说入党啊，提干啊，分配啊。你也是迫不得已啊。

　　但是，北京大学毕竟是北京大学，还是残存了一点自由的气场，就是这位孔庆东先生，因为讲得太好了，别看长得非常有趣，但是成为北大女生崇拜的老师，被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

　　在北京大学以外的社区，自由的气场，可以说非常稀薄，我所在的石家庄市，像我这样一种人，真是货真价实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还可以得到一点照顾，而我这样的少数民族，得到的“关照”，是非常丰厚的。

　　在中国，还有一种任务，每一所大学成为一个自由的社区。

　　但是，在石家庄，首先是增加一点自由的气场。

　　（2006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九）




　　
悼念王选老师
　　傍晚传来一个悲伤的消息，今天中午，当代毕升、北大的王选老师去世了，似乎还不到70岁啊。我昨天的读书日记里恰好写到了王选老师，就贴在这里，表示一个后辈的悼念吧。

　　2006年2月12日星期日农历丙戌年正月十五

　　今日重读了2004年10月号《创作评谭》上博枚的《侦探小说论》，是个复旦的博士后，写得不错。

　　2005年第6期《当代文坛》上川大冯宪光的《人民文学论》论题很有意义。刘进的《知识分子何为？》是谈曹征路的著名小说《那儿》的，角度很好。小说本来的名字应该是“英特纳雄耐尔”，但是那么无产阶级的名字是不能发表的，只好改为暗示性的“那儿”。文章结尾表达了对于“英特纳雄耐尔“必将实现的乐观信念。曾洪伟的《手机短信：中国现代小诗发展新机遇》则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

　　2006年第2期《百年潮》发表了我的《陈独秀在1921》的修订版。第一篇文章是彭佩云的《也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基本上坚持党中央的观点，看来关于文革问题的大辩论大研究已经悄悄开始了。

　　王选院士的《我的人生抉择》很好，中国从50年代发展计算机事业，到文革期间更加迅猛发展，1975年照排系统取得重大突破，获得欧洲专利，1979年《光明日报》报道了激光排版研制成功，当时王选的职称不过是个助教。80年代，捷报频传，中国各大报社都卖掉了铅字。可是随后刮起的理论风和出国风，使得研究不景气了。大家都要评职称了，要出国了，要赚钱了，要泡妞了。王选把事业交给了年轻人。我们现在都享受着从50年代开始发奋图强的那一代人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元宵节的短信铺天盖地，马上情人节的也来了，汉字的手机短信之所以这么发达，是多少人的多少个不眠之夜换来的，我们拿什么报答他们呢？中国只有一个王选是不够的，但是我们为王选们的来临准备了什么呢？呜呼！



　　
给师兄道歉
　　师兄：

　　很对不起，我刚才骂了你的学生。
　　一个自称你的研究生的女学生昨晚电话向我请教武侠小说问题，说是写论文用。我对那个问题不大了解，约她今晚七八点钟再打给我。今天上午我特意看书，准备了一下那个问题。晚上我有个聚会，她不到7点就打电话问我，我说等我回家你再问好不好？她追问几点，我说你9点钟再打给我。我聚会完匆忙赶回家，要办许多事情。而那位同学从8点半开始连续打了四次电话，我都没有接。她的电话是6418××××。又打了两次我的手机，最后8点57分，她又打来电话，我十分生气，拿起电话训斥她不懂礼貌，不守时间，她居然口气强硬地说她的表已经9点了，语气好像我欠她的。我气愤地放下了电话。过了一会，她又打电话来辩解说，她的表确实是那样的，可能快了几分钟。话里的意思似乎说我的表可能慢了几分钟。我指出不对，你从8点半开始打来5次电话了。她随口撒谎，说“不会吧，我没有啊。”我说要不要给你看我的“来电显示”记录？你这不是道歉，而是辩解，客观上是要显得我错怪你了，似乎我没有肚量。我就是没有肚量，从来不会巴结学生，从来不认为学生都是好东西。我斥责她：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怎么如此不懂做人？你连《送东阳马生序》都没读过吗？不懂得怎么请教问题？老师生来是欠你们的为你们打工的吗？为了自己的一个小问题，随便拿别人的时间不当时间。自己错了，却如此强词夺理，半点真诚也没有。我说得很生气，而那学生十分镇定，一副玩世不恭的口吻，用朗诵课文的声音说：“我很真诚啊，真的太不对了……您怎么这样啊？我真的没法说……我就是很真诚的……”我说你这不是检讨，而是对我的声讨，一句具体的自我批评都没有，很像一个成熟的记者在骗人，不像学生。请你不要跟我联系了。

　　师兄，很对不起，我当时非常生气。我可以喜欢笨学生、淘气学生甚至反动学生，但一向不能原谅人品不好的学生，也可能对现在北大清华的学生尤其失望的情绪混杂在里边了。我这两年接触了一些你们清华的研究生，感觉非常坏，自私自利得出乎我的意料，比本科生精明势利外加流氓无赖得多了。90年代的教育现在终于结出了硕果，你说教给他们学问有什么用？咱们的老师多不愿意带研究生了，我看咱们也快了吧。

　　不过放下电话，想到这是你的学生，我不禁感到有些对不起你。而且我本来是很乐意跟她探讨那个问题的，准备答复她的材料现在还摆在电话旁。我在“疾恶如仇”方面可能火暴脾气不亚于老兄你，而且也不打算修炼好了。我自己的学生如果迟到，我都是严肃批评的，要求他们做人要从尊重他人的时间开始。可能我的要求超出了现在学生的“人格底线”啦。请兄多多见谅。小弟这厢赔罪了。

　　顺祝元宵节愉快！

　　庆东敬上


　　
纪念恩格斯
　　《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11期继续为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发表了一组文章。
　　俄罗斯著名学者格奥尔基的《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的贡献》一文，强调了恩格斯的一个重要思想：恰恰在各门科学的接触点上“可望取得最大的成果”。今天那些闭门造车的所谓学者们之所以没有什么真的成果，从个人方面看，与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法论是有关的。恩格斯在1893年给大学生的信中，还创立了一个重要概念：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派出自己的优秀子弟去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从而给最广大的人群带来福祉。今天很多知识分子和所谓“白领”，吃了几天饱饭，就忘记了自己仍然属于被剥削被压榨的“无产阶级”，企图单凭个人奋斗混入“上流社会”，他们的结果，老舍的《骆驼祥子》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并对过分看重经济因素的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他和马克思都把社会主义运动看作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其最高目标“是为每一个人和全社会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苏联的领导人僵化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动不动就宣布已经进入了天堂，结果陷进了崩溃的地狱。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走了不少的弯路。
　　法国德洛奈的《全球化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一文谈到法国5％的经济活动是受美国控制的。对于资本家来说，“国家”观念是不存在的，哪里能剥削，资本就流动到哪里；哪里的“招商引资”条件好，就去哪里。90年代以来，全球的劳动者受剥削的程度加强了，劳动条件恶化了，西门子公司在匈牙利以裁员和迁址相威胁，迫使雇员接受每周劳动时间由35小时延长到40小时。大量贫困人口处于被“超剥削”状态。作者认为由美国统治的世界是“危险的”，并对中国的发展寄予希望。但我看作者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很不够，中国的无产阶级连自我的“阶级意识”都被剥夺和清洗掉了，几千万下岗工人正忙着跟几亿农民工抢饭吃，超女明星正唱着自己也不明白内容的歌曲鼓励全国的青少年都成为快乐的二百五。作者的希望未免过于法兰西式的天真了。
　　美国阿尔伯特·萨吉斯的《恩格斯的军事思想和美国的反伊战运动》写得很不错。博学多才的恩格斯是学术界公认的战争和军事理论家，从战略战术到武器装备无不研究，这方面的著述在其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恩格斯曾一度考虑做一位全职的军事作家”。作者从恩格斯的军事与革命的思想出发，分析了反越战和反伊战的形势，提出应该“系统细致地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状况，并战略性地将之应用到对军队的组织工作中。”不过我认为对于美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从恩格斯那里研究军事，不如从毛泽东那里更有效；而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则应该多读读马恩的原著了。
　　另外日本学者早坂启造指出，“流通资本”这个概念是恩格斯发明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多次使用了该术语（capitalofcirculation或者circulationcapital）。日本学者的细致入微是值得钦佩的。
　　在纪念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伟人的时候，我想到，他们首先是学问上的伟人，然后才是革命伟人。



　　
今晚早来
　　因今晚21点48分陕西卫视“开坛”节目有我的谈话，所以早点来博客。这几天太热闹了，我没有时间仔细拜读了，只好贴一篇刚写的文章在此。北京下了大雪，大家小心路滑。喜欢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君子们，也只好随你们的便了。

　　孔子论庙灾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如何对待法轮功的文章，题目叫《天必灾之》，中心意思是希望各地领导宽大对待那些普通的法轮功成员，至于少数骗人害人、乱国扰民的走火入魔者，逆天行事，自有老天惩罚他们。言外之意是，一切逆天行事者，都难逃上天的法网。
　　近日读孔子圣迹图，看到“知鲁庙灾”一节，很有意趣。使我不仅想到了法轮功，而且想到了诸如日本的靖国神社等相关问题。原文如下：

　　孔子在陈，陈侯就燕之。子游闻路人云鲁司铎哭，及宗庙，以告。孔子曰：“灾必桓厘乎？”陈侯曰：“何以知之？”曰：“礼云‘祖有功，宗有德，故不毁其庙焉’，夫桓厘，功德不足以存其庙，而鲁不毁，是以天灾加之。”既而鲁使果以桓厘报灾。陈侯谓子贡曰：“吾今乃知圣人之可贵。”

　　孔子在古代思想家中，属于相对不迷信的，对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但是他从来没有否定过鬼神的存在，他相信冥冥之中的“天道”。他不去巴结天、贿赂天，只是按照大丈夫的原则行事，自觉站在天的一边，所以他相信“祖有功，宗有德”，那宗庙就立得住，如果没有功德，或者功德很小，甚至功不抵过，那宗庙就立不住。不值得保存的宗庙应该毁掉，如果人不去毁，老天爷就亲自动手去毁了。
　　中外历史上毁掉的宗庙不可胜数，因为随着时代的演进，功德的价值判断在变化。“破四旧”并非文革的发明，如果不抄家不打人，只是单纯的破除旧礼教、树立新风尚，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历史常例。今天我们不毁宗庙，并不意味着我们比红卫兵更懂得历史，我们是从文物保护的意义或者是发展旅游的目的出发的，其实是一种利用神仙和祖宗去赚钱的“文化商人”心理。今天的多数人并不去追询那宗庙里的神祗有什么功德，那些宗庙虽然还在矗立着、维修着，其实在我们的心里，早都毁掉了。因为那些八方神仙和列祖列宗，至少已经一百多年没有保护过我们了。即使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大多数教徒也只是依照文化的惯性例行公事，很多人连圣经都不曾通读的，每个礼拜去忏悔一次，仿佛是道德罚款，出来后继续自私自利，蝇营狗苟，教堂只相当于他们的精神厕所。只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们，比我们要虔诚，肯动真格的。可是太虔诚了又容易产生排斥“异教徒”的原教旨思维，正如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红卫兵”们，把所有为平民百姓说几句公道话的人都打成“左派”，满脑子不自觉的圣战意识。在他们的心里，是有宗庙的，那就是美国的自由女神。
　　按照这样比较麻烦的逻辑，那日本应该不应该保存靖国神社呢？那神社里的列位神怪到底对日本人民功德大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