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博书院主要武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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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咱们中国的民主精神还差得远呢。

　　这次大会开得大家都恋恋不舍的。昨晚回到家，整理了会议材料和照片。今天一早搬家公司来了三个工人帮我搬东西，搬了一半，工人开始找各种借口刁难，我心里明白他们是想多要钱，就多给了他们50元。后来看他们太辛苦，而且又是重庆的“棒棒”，就又多给了10元。他们非常感谢地走了。我在人大会上多次呼吁要善待外来务工人员，要从我自己做起。我不仅是工人的后代，自己也是当过工人的。

　　今天写得太多了。累着您了。说句单田芳的口头语吧：咱下回，接着说！



　　
兄弟姐妹们辛苦啦！
　　杨白劳躲债5天，回村啦。可惜村里黄世仁太多，呼啦一下就包围上来啦。俺今天可能写不了啥，就贴一篇今天的大会发言稿，告诉有关人士什么叫“议会斗争”。等我稍微有点时间，再向各位好人坏人汇报思想和罪行吧。

　　创建安全海淀保障和谐之本

　　——海淀区十三届人代会三次会议大会发言

　　尊敬的主席团、各位代表：

　　大家好！我受海淀街道、海淀乡和燕园街道30名代表的委托，向大会发表我们关于海淀区发展建设方针的议政思考，题目是：创建安全海淀，保障和谐之本。

　　从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各位代表的亲身感受可以体会到，本届海淀区政府做了大量卓有实效的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值得充分肯定的成就。即使在我这样的比较挑剔的、曾经给政府工作报告打过82分的学者型代表看来，也准备考虑把对本届政府的评价从82分提高到85分。特别是区委区政府提出的建设“四型”海淀、和谐海淀的战略目标，更充分表现出我们海淀区高瞻远瞩的胸怀和吞吐八方的气魄。

　　但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片成就、一片数字中，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问题，尤其是对今后的发展大局有可能构成严重阻碍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所谓人才高地、创新源地、旅游胜地等“六地”也好、十二地也好，都必须建立在“安全之地”的基础上。不得不令我们直面应对的是，海淀区近年的安全态势十分不容乐观。刑事案件连年激增，交通事故高居不下，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生产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信息安全等各类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安身立命的问题逐次凸现在人们的视野，有时候甚至在人们的脑海中全线告警。正像我此时的讲话，一旦超时，警告响起，那就说啥都来不及啦！

　　试想，光天化日之下，著名律师居然连人带车被劫持；月白风清之夜，高校教师在自家的楼内被杀害。中小学幼儿园的门外挤满了忧心忡忡的家长，大学和科研单位周围充斥着蠢蠢欲动的犯罪分子。每家每户、每个单位、每个社区，都龟缩在钢筋水泥加铜墙铁壁加电子监控加保安联防的“现代堡垒”之中，但却仍不能高枕无忧，借用一句幽默的古语，真可以说是“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至于自行车被盗和数额不大的金钱被抢劫等，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不再引起警方和被害人注意的家常便饭。我们在物质生活水平和纳税总额不断提高的同时，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安全感的提高。我在凤凰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激动地说：“还我一片安全的大地和天空。”播出后很多观众打电话表示支持。我那句话并不是特指海淀区，但我想它代表了很多中国民众的心声。2005年北京高考作文题目为《说“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龙新民副书记（刚刚调任新闻出版署署长）视察考场时，亲口对我说：“题目出得大气，抓住了关键问题。”考生纷纷联系生活实际，写出了许多优秀文章。这说明安全问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会引起共鸣，人人都有话要说。

　　根据现代心理学，人的安全需求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没有安全，其他一切政绩都是沙滩上的宝塔。所以说，安全的重要性必须从其他工作中凸显出来。有了安全，才能稳人心、招人才、增效益、建首善，有了安全，才能发挥“上风上水上海淀”的优势，才能达到“融商融智融天下”的目标。所以说，安全是和谐之本。

　　为了创建“安全海淀”，我们建议政府一定要标本兼治，不可偏废。一方面要大力缓解社会矛盾，保护弱势群体，认真解决三农问题，尊重农民的权益，关心流动人口——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安抚各界民众，安定各方人心。另一方面则要加强执法力度，打击黑恶势力和团伙犯罪，强化科技创安，提高公检法人员特别是一线法官和警察的待遇，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健康，及时宣传表彰优秀的公安干警。我们相信，以海淀区的智慧和力量，是能够做到刚柔并济、既富且安的。

　　当前，安全问题不是海淀一个区、北京一个市的问题，全国乃至全球的安全态势都令人担忧，所以我们并不能对海淀的安全问题单独设立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指标。相比之下，海淀区在安全方面也已经做出了显著的努力，公检法各部门均是全国的先进单位。但我们既然肩负了建设新海淀、实现新跨越的历史使命，就必须以建设首善之区的精神，先把海淀区建设为“首安之区”，以创建安全海淀，作为保障和谐海淀的根本，从而让我们海淀区的几百万人民安居乐业，让我们的海淀区长治久安。

　　最后，让我借用昨晚我十三代表团表演的节目中的一句祝福语，祝各位代表和全区人民在新的一年里：扎西德勒！

　　十三代表团孔庆东

　　2006年1月13日11时30分


　　
明天要去开会
　　明天要去开海淀区人大会，不知道那里能不能上网，如果不能，那么大概5天不能来博。所以今晚在这里多玩一会儿。
　　今天把《现代通俗文学史》整理完毕，累得眼睛好疼。跟出版社的朋友洽谈。老鲁电话，先是诉说自己委屈，我表示不赞同。后来又承认自己虚荣等过失，我说哥们儿你承认错误也太晚啦。人活着就是活个“机缘”，一机错过，万劫不复。总是不知道此时此刻该怎么做，扑通一声就解决的问题，一再错过，只好遗憾了。性格即命运，坐实在此处啦。宽带还没来给弄。晚上搞了点家务，收拾了明天去开会的东西。
　　近期几个选集同时推出，《匹马西风》、《笑书神侠》和《47楼万岁》，算是一个总结。把《笑书神侠》的封面贴在这里吧。我谈金庸和武侠的文字大多都收入此书了。

　　我说过了，以后一般都是23：30之前来博。24：00以后请不必等我。
　　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保重你自己。懂吗？
　　今天是周恩来的忌日。当年我没有哭。我非常敬重周，钦佩周，但是他永远理性永远刚毅的性格跟我不合。我更喜欢那些深情的伟人。江青自杀前写了一张字条：“主席，我爱你，我随你去了。”我一读到这个消息，立刻跑到阳台上，泪水洒到了花盆里。我相信，历史终会公正地评判每一个好男人好女人的。
　　明天开人大会，我会为那些好男人、好女人，多少说几句有用的话的。好男人、好女人，你们保佑我！
　　■蔡元培的矛盾2006…01…0723：09：53
　　今天整理旧文，因为很快要出一本叫《47楼万岁》的精选集。挑出一篇旧文贴在下面，献给那些关心北大的朋友。

　　另外我想，今后我一律在半夜11点30分之前来博客，以免很多朋友傻等。不能因为我的非典型性作息影响大家的正常休息。如无特殊情况，我半夜12点以后就不来博客了。我尽量每周来几次吧。现在去看博客了。





　　
蔡元培的矛盾

　　北大百年校庆之际，蔡元培成为一个微妙而敏感的话题。

　　坐在办公楼礼堂，看学生演的话剧《蔡元培》。环望一下四周，该来看一看的人，大都没有来。

　　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从另一种意义上，深味到此话的悲哀。

　　学生的表演激情而幼稚。我尤其感兴趣那幼稚，那幼稚使台上台下的许多人，误以为自己正生存在别一个北大。

　　而楼外干燥的风，刷刷击打着那些不太驯服的枝叶。

　　几天后，我读完了京都名记萧夏林编的一本书：《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

　　这是一本好书。紧紧围绕“蔡元培和北大”这一宏旨，所收文章开合有度，气象森严，谢冕、钱理群的两篇序言尤其令人击节咏叹。全书凸显了蔡校长的一个“大”字和蔡校长被今人忘却的一个“哀”字。“大”字中充溢着对北大的赞美，“哀”字中则蕴含着对北大的批评。作为北大中人，我对这赞美和批评是早已熟稔的。10年前北大90华诞时，我也曾作文缅怀蔡先生。每次经过未名湖畔蔡校长的塑像，我都有意无意地去望一下蔡校长的眼睛。然而从那眼神中，我越来越望到了一种凄苦和矛盾。

　　今人之仰慕蔡元培，最集中的一点便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我以为，蔡元培的矛盾或许就产生于对这八个字的苦苦追求和这八个字的不合实情。

　　蔡元培的矛盾首先体现在教育观上。他一再申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但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实用教育，提倡“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道德主义”教育。他既号召学生独立研究，又强调学习要“服役社会”。当今由于实用教育的泛滥，蔡元培的“大教育观”引起了相当多学者的重视。但是应该看到，加强实用教育，乃是中国急欲走向富强之路的必然选择。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教育机构，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推卸地肩起了为中国培养“专家型人才”的使命。《论语》中描绘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教学境界，从大环境上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蔡元培从“立人”的角度出发，看到了实用教育的弊端，但他是无法挽回这一大势的。上大学可以求学问，也可以升官发财，这二者并不一定总是矛盾的。且不说升官发财是否一定是坏事，只从极世俗的道理来看，社会上总要有人升官发财，而现代社会之所以“进步”，就在于越来越倾向于让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升官发财”。况且大学里培养的人也不可能都去“做学问”。此中的关键在于学问与实用的结合度。蔡元培自己和他的好友以及得意门生，其实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他所担心的是学生“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将来“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蔡元培的这一担心实际上一直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上演。中国的教育问题并非是实用人才太多，博学通才太少，而恐怕是二者都既短缺又浅陋。进一步说，所谓“纯粹学问”也是不存在的，它只能是一部分学者的善良追求。过于追求学问之“纯粹”而结果却不能实现，必然反过来促使更多的人干脆去追名逐利。今日的北大也正是如此，一部分人在那里做着“客观公正”的学问，结果仍不免被怀疑为“心术不正”，“学术倾向有问题”或是“甘做帮闲”，“迎合贪官污吏”；还有一部分人则公开背叛学术，上欺善良的学校领导，下压正直的师生员工，嫉贤妒能，武大郎开店，借百年校庆等机会大肆捞取个人私利，使北大在社会上的声誉受到不应有的损害。不知当年蔡校长有没有想到，现代型的大学，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大学，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而是一个三教九流荟萃的“学问江湖”。我们指责这样的大学“不合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它和改造它。

　　蔡元培教育观的矛盾背后还有一个专制与自由的矛盾。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说：“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还曾讲演说：“断不能以国民的权利移用到学生上。”五四运动时辞去校长的宣言中讲：“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这些言论在今日听来是颇为激动人心的，话剧演到此处时，掌声一片。许多人士皆认为北大精神最核心的一点应该是“自由与反抗”。但是我们又似乎不应该忘记，蔡元培是一个失败者，尽管英勇，仍然失败了。他的失败，他的不得不离开北大，不得不眼看北大“重新沦为官僚化的大学”，并非是有什么道德上的小人专与他捣乱。那些与他执行不同治校方针的后来者对他本人大都是十分尊敬的——包括今日的北大党政领导，一般也都十分肯定蔡元培的历史功绩。问题在于，在一个以富强的现代化为奋斗目标的“赶超型”国度里，由上至下的高度组织化是大势所趋，要求一所大学单独保持“自由”，事实上万无可能。自由非不美也，乃不可求也。对于“自由”的超出现实可能的追求，结果往往带来加倍的专制和摧残。正如鲁迅所说的进步三尺，反动一丈。蔡元培在北大时，的确短时期形成“兼容并包”的局面，那局面到今天已经成为北大人向往的神话。但当时被蔡校长兼容的各方，却并不肯互相兼容，甚至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所谓“兼容”，实际上是靠蔡元培个人之力在维系。也就是说，北大的短暂“自由”是由一个伟人的专制之力所造成。一旦伟人离去，那“自由”就无法延续。我同意萧夏林说的“蔡元培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方面是一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巨人和圣人”。但是对于北京大学和中国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来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的降临上。这话并不是闻一多《死水》的意思：“索性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成个什么世界！”而是说中国教育的问题并非是“领导不力”或“自由度不够”。事实上在北大校园里，师生们谈论政治、议论领导，并没有什么大的顾忌。我认为“自由”二字是用不着去乞求、去“争取”的，拥有自由精神的人，你无论身在何时何地，都是自由的。严重的现状是，北大的某些方面未免太“自由”了。少数学生贵族不求学问之有无，一心钻营“竞选”，“创收”，学生们看待有的学生干部犹如看待“黑社会”。有的教师或领导干部明明对别人的专业所知甚浅，却动不动横加干涉，指鹿为马，大搞文字狱，企图以别人的灾难来染红自己的顶子。有的办事部门官气十足，对广大师生百般刁难，二十几年如一日。所有这些，与政府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科技兴国战略，明明是背道而驰的，然而几万北大人虽然看在眼里愤在心中，却没有一个办法来改造这种局面。极度混乱的管理，导致图书馆珍贵文物149件竟然被盗一年多才发现，导致法律系博导、教研室主任竟然在嫖娼时被妓女打死。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其根源，我个人认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太没有“王法”了。教育改革和其他领域一样，核心是体制。这种无法无天的体制不改动，就是蔡元培复生也徒唤奈何。有的学生埋怨校长不够权威，我倒想为校长们辩护一下，他们实际上是这个僵化体制的替罪羊。当年的蔡元培可以成批地开除不合格的教员，而今日的校长恐怕是不敢得罪一名普通的后勤职工的。所以，就算我们再热爱蔡元培，也应该问问自己，我们为蔡元培的降临准备了什么？事实上，当年蔡元培到达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