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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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肖赞育曾谈到：自从与力行社“联络处”接上头后，《救国日报》也成为力行社的掩护机关，“很多筹备的人都用该报记者、或编辑名义去从事活动，得到……给予掩护的便利。”
又何止“掩护”这么简单？1931年11月底，二郎庙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肖赞育、任觉五、叶维等20余人的“救国会”，并入力行社。力行社组织由此扩张到60余人。
康泽和《中国日报》的加入，肖赞育和《救国日报》的加入，给腾杰一帆风顺的感觉。而《中国日报》在创刊当月，就成为在南京“有地位的一份报纸”（《康泽自述》）。几乎同时，一千里外的武昌，在建国路，在叫干国勋的力行社成员的寓所里，力行社武汉小组成立。一千里外的上海，叶维领受“控制学运”的任务，受命潜入法租界。在赵主教路的中国公学，开始经营力行社上海小组。蓝衣社的触角，已经向四处张开了。
但腾杰依然忧虑着。因为比较起他们肩负的救国使命，这都微不足道。面对纷乱的时局，腾杰和他的同志们都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而蓝衣社要想壮大得轰轰烈烈，还必须等待历史给予他们机会。
更大的忧虑来自黄埔学生的校长，来自蒋介石。成长壮大中的组织早晚要被校长知晓，如果他发现他的学生们违背他的禁令，公然秘密结社，他会不会龙颜大怒，“违令者枪毙”？
这年冬天，另一个东京黄埔同学会成员“李一民自东京返国，听说有筹组力行社之事，认为这有违蒋校长不让同学建立小组织的意旨，乃扬言要即向校长报告”。腾杰接到汇报，在当天深夜，紧急拨通在溪口镐丰房的邓文仪床头的电话，用疲惫而沙哑的声音命令这个蒋校长的侍从秘书：“……速将全部详情，报告校长！”
几十年后，腾杰回忆起当时情景，还感到“心有余悸”。
那个寒冷的夜晚，腾杰和他的未婚妻陈启坤默默守候在二郎庙，彻夜不眠。他们深知，力行社的命运连同他们个人的生命，都只等蒋介石一句话了。
2
这时候的蒋介石，和历史一起，正处在最森严的寒冬。
1931年11月7日，也就是苏俄“十月革命”14周年的纪念日，在闽赣大山深处的一个县城集镇——瑞金，几声礼炮响起，几千“赤色群众”拥簇着几百名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代表，沿着青石板街道步入一处简陋的礼堂。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几天后，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因为国民党政权不愿光复满洲，已沦落为“卖国政府”，从此，瑞金政府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
中国开始分裂成三个对峙的政权，南京、广州和瑞金了。与此同时，瑞金开始摧枯拉朽。彭德怀部攻陷会昌，随即攻陷赣州。南昌、杭州大震。贺龙部逼近江汉。汉阳、长沙大震。
这就是后来毛泽东诗词写到的“直捣湘鄂赣”。
零星的几场小雪后，1931年12月，漫天的雪花终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南昌的雪下得特别早特别大。凄厉寒风中，每天都可以看到败兵伤兵潮水般地溃退进城，满街的小业主、摊贩、学生、饥民、乞丐，灰扑扑的脸都一片呆滞。
不仅民间，而且军队。自大水退去后，屯驻在南昌城内外的十万饥兵，已经整整3个月没有领到薪饷了，伙食出现了严重困难。各个营地流言四起，成排成连的士兵，踏上了“开小差”的流亡路。即使是一个已见多了中国的苦难、并对南京政权极有耐心的西方记者，也认为这是“最没有希望”的一个季度，他认为这个国家已濒临绝境，而“全面的社会变革已经成为（中国）惟一的生路……再也经不起内战了，贪污、腐败必须根绝，教育必须改革，对农民的苛捐杂税必须减轻”（《纽约时报》，1932年3月17日）。
但这“惟一的生路”谈何容易？12月14日，宁都兵变爆发，一万七千余名官兵宣布易帜。“宁都又红了”的消息，给南昌、南京以致命一击。
12月15日，在重申自己是“孙逸仙信徒”、并呼吁“国民党的统一”后，蒋介石黯然宣布下野。随后，他在中山陵下又徘徊了一周。12月23日，他带着一群侍从幕僚，包括其私人秘书邓文仪，回到故乡奉化溪口镇，开始“寄情于山水间”。
12月底，一群群趾高气扬的军阀、政客涌入南京。在接二连三无休无止的坐地分赃、妥协平衡、口是心非后，一个注定短命的新政府出现了。“西山派”元老林森任主席，“太子”孙科负责组阁，汪精卫则接管党务。
孙科内阁在1932年惨淡的元旦钟声里开张了。但这是一个无人寄予希望的内阁。宁粤分裂，七省大水，满洲沦陷，空前学潮，瑞金独立，宁都哗变……短短半年时间，如此巨创沉疴，它使中华民国奄奄一息。
雪花无声地覆盖着二郎庙，覆盖着那栋两层、六间的木屋的时候，几百里外的溪口小镇，此时却是晴天。
蒋介石漫步在溪口小镇的山野间。在淡淡的冬日阳光下，远处的牛、田野，敬畏地驻足的乡民，以及更远处的南京，都在他的视野之内。
此时，在这片熟悉的田土上，心境渐渐平和的蒋介石，是不是意识到了“下野”对他的好处？政治上，有时退一步海阔天空。半个月前，当他迫于压力、宣布“引退”，回到溪口小镇时，他恰恰避开了民众的反对、广州的明枪、南京的暗箭、满洲的风潮。他的这次下野只有短短的47天，自这次短暂下野，以后的10多年时间，不会再有哪个国民党力量能够对他形成挑战了。
同时，在宁静的溪口，不时有乡亲，提着一只土鸡或者从河里刚刚捞上的鲜鱼，送到他的厨房。他是老家人的骄傲，自从他开始带兵，老家就流传着小镇出贵人的风水说法。他的升迁浮沉、一举一动，都牵引着老家人的心。何况，有那么多的乡亲子弟，都在他的队伍里任职。
面对老家人温厚、浓重的人情，蒋介石难得清闲。他开始在镐丰房总结统治、驾驭国家的经验。
他要寻找到一条道路，“……一种能唤醒国家新生的形式”。
侍从秘书邓文仪跟随他住在溪口。像往常一样，他每天为蒋介石呈递公文，通报动态，偶尔也把拔提书店新出版的书籍介绍给他。
这一天，拔提书店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墨索里尼传记》，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极为细致地通读了该书。
他指令邓文仪：该书要“……扩大发行、增加影响”。
他同时指令曾扩情，前往长江的尽头，“游说四川”。
《曾扩情入川始末》记载：“游说四川”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1932年年初，四川宣布“服从南京”，长江流域貌合神离的“统一大业”完成了。
“游说四川”是貌似远离南京的蒋介石，为自己“复出”所做的铺垫之一。与此同时，另一个铺垫也悄悄进行着。此时南京的“小不点”戴笠接到蒋介石密令：组织特务“十人团”，监视南京各派系活动。
但是，他听了邓文仪关于力行社的汇报后，却没发出任何指令。几十年后，邓文仪回忆说：“报告后，蒋一言不发，不置可否。”
在历史的潜流之下，这个“不置可否”的态度，是蒋介石一贯的“欲擒故纵”权术手法呢，还是为了让自己下决定获得缓冲？甚或，是他在自己的嫡系面前，也要表现一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姿态？……一切都隐藏在久远时光、隐蔽心态乃至蒋介石复杂性格的深处。惟一能确定的只是，从这个深夜开始，力行社这匹自由鲜活的野马，也要被套上辔头，被牵系上南京大杂烩般陈朽腐烂的权力躯体了。从此，他们的悲欢沉浮，乃至崛起和沉沦，都要取决于那个身影庞大的军人——蒋介石。
这时候，腾杰和二郎庙的心，还得高高地悬着。
1932年元旦被推入大风圈内的孙科政府，一片风雨飘零。
巨大的财政赤字，拖垮了这个内阁。CC系装聋作哑，党务似乎一下子瘫痪了；军队更不用说，连一个勤务兵都指挥不动；更要命的是，民众运动迅速把矛头对准孙科，孙科成为众矢之的……孙科无人可用，无钱可使。
几天后，更为惊人的消息传来：日侨焚烧上海三友实业社、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公馆发生“纵火案”、村井总领事的“48小时最后通牒”发出……同时，日本在上海的驻屯军、日本本部、关东军均有异动，大量迹象表明，日本将对上海动武。
蒋的复职，真的只是三五天的事了。
1月下旬，在溪口老家养好身子、想明白了一些问题的蒋介石，优哉游哉地带着一大群侍从、警卫，由老家的艄公、脚夫护送，从水路出发，沿途过宁波、经杭州，一点都不着急地向南京进发。乡亲知道他行将复职，人人兴高采烈地欢送，鞭炮声响彻了溪口小镇。一坛一坛的米酒被乡里人抬回，溪口比过年还热闹。连极其骄傲、看不上乡间人的宋美龄，也感动于这种浓浓的乡情。
年轻力壮的子弟，艳羡地看着那些又要随同去南京当大官、享大福的邻居。蒋介石站在船头，他频频挥手，向乡亲们道别。他目光迷朦，似乎在远望南京，远望中国。船越行越远，奉化水乡的景物渐渐模糊了，渐渐看不到了，这时，邓文仪才小心地奉上大衣，提醒他“船头风大，请校长进船舱休息”。
但，并不总是那么闲适。多少次，他经历失意时，总是在那个小镇，积蓄力量，思考总结，遥控南京，在宁静的氛围里，进行着各种惊心动魄的计划。此时，蒋介石更像任何一个面对新挑战的大人物一样，用平静来掩饰自己心里的澎湃情感，自己的王霸雄图。
“老家多好，老家人多好……”蒋介石喃喃自语。
但更好的是权力。就在他离开老家的这几天，他终于在杭州紧急召见了腾杰、贺衷寒、康泽三人。这三人是力行社“筹办最力者”，他们在前往杭州的路上，就议定见面时称谓蒋介石为“领袖”，而不是原本的“校长”。
这个称谓结合蒋介石对那个法西斯意大利“领袖”的兴趣，是此后几年历史精确到极点的一个预言，一个伏笔。然后，在杭州迷人的西子湖畔，夕阳斜斜照射着雷峰塔的时候，一场关乎民国命运的对话开始了。
关于蒋介石密召三人时的对话，资料非常简略。一些历史学家也只是含糊地谈到，“他开始的态度并不明朗……他同他的学生一样，对政府内部存在的士气低落、追求个人私利、腐败等现象也表示了忧虑。此外最重要的是，他了解到这些军官对他个人的忠诚”（《蓝衣社的建立》）。
然后，他先是宣称自己支持他们。“但是，”他话锋一转，“你们年纪很轻，经验不足，怕做不好，让我来指导你们吧。”
片语释兵权后，他又表示了他对力行社组织状况的“不满意”。他说，他需要一个更“正规一点”的组织。于是他指令三人立即制定《章程》和《纪律条令》，并且，要多注意借鉴“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密谈一个多小时后，腾杰等三人起身告退。这时，一个颇为戏剧化的细节又发生了，蒋介石告诫道：“你们是我的学生，领袖，别人叫我可以接受，你们还是要叫我校长。”但颇谙蒋介石风格三昧的康泽，从这片语里立即知道，从此以后，“领袖”称谓将弥漫在二郎庙乃至南京了。
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这群年轻的军官，开始展现出惊人的才华。他们抱负远大，忠诚团结，行动迅速，仅仅这一点，在那个离散时代，在“一盘散沙”的权力构架中，就决定了他们的作为。何况他们的背后，是一个当时中国最有力量的军人；何况，在他们这里，集结了这么多的背景、阅历、思考方式和特长。
他们注定要崛起。
在接受了蒋介石支持的那些人里，包括着各种各样或清晰或模糊的面目。他们平均年龄30岁，大多毕业于黄埔前四期，一般都出洋留学过，但地位大多还都处在中下级别。在组建力行社以前，他们的前途莫测，才能参差，有的还一直是不得志的可怜虫，比如戴笠。
但自从组成力行社后，他们以一个群体的面貌出现，渐渐领导起后来席卷全国的蓝衣社运动。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成了中国青年的领导人。虽然分化开始了，有的发迹，有的沉沦，有的权可倾国，有的身败名裂。蓝衣社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
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用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方式，执导着短暂的中华民国三次复兴运动中的一次。这三次运动，都由青年发起，但只有它承前启后：它是前一次黄埔初潮的继承，又为后一次，就是15年后蒋经国领导的币制改革、社会改革工程，提供了自己的遗产——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次复兴中，它持续时间最长，声势最为浩大。
这也是最不光彩的一次。虽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众多的观察者都只能对它进行某个片段、或某个具体事件的阐述，但所看到的，哪怕是那些较次要的活动，其蓄谋、策划、组织、手段，也无不令人毛骨悚然。至于它所组织的暗杀自由主义学者、迫害民主人士的最臭名昭著的活动，更让后人不愿看到它再出现，并渴望产生它的土壤，也永远过去。
仅仅从康泽所起草的简洁的《纪律条例》，就可以看出这个组织的阴森面目。连写着《条例》的纸张上，都飘泛着恐怖组织的残暴气息：
“（1）不得违背主义和领袖；
（2）不得违抗命令；
（3）不得泄露机密；
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以死刑
（4）不得有小组织活动；
（5）不得偷生怕死；
（6）不得贪赃枉法；
（7）不得吸食鸦片；
（8）不得娶妾；
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
他们用自己拟订的条例，来替代法律！而且条例制定得如此宽泛，可以让组织内有权势的人随意裁决，生杀予夺，随心所欲。这是一群无法无天的人。
更可怕的是，他们不仅仅对自己残酷、凶狠，他们还要以这样的规则，来引导整个的中华民国，来买断青年的未来，并试图永远地禁锢住人的思考，禁锢住作为子孙的我们。在其鼎盛时期，他们在所有青年人聚集的地方，设立了无数组织，控制内、外围人员在50万到100万人之间，并把数以千万计的青年，拉入他们所控制的社会活动。
他们的影响还延续到了1938年蓝衣社解体以后，并一直到了1949年。仅仅1944年他们所号召的“十万青年十万军”知识青年投军运动，就把十几万青年训练成党化教育最彻底、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然后送上内战战场。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10余万人大多阵亡、负伤。
所幸，民众并不总是愚蠢的。
3
康泽之外，腾杰在《章程》里，也勾勒了层次鲜明、金字塔状的组织图形。
力行社是业已存在的，它由黄埔学生和少数优秀人物组成，其选拔、入社，均需有两名成员推荐，蒋介石亲自批准。它是蓝衣社组织的领袖层，指导着整个蓝衣社的未来，并操纵着所有下级“团体”成员的前途和生死。它规定，除非组织解体，其成员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