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无敌前传-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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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审的红军战俘几乎都对中国国际支队表示出极高的赞誉，他们指出：所有的中国志愿人员都无一例外地珍惜自己的民族荣誉。中国国际部队的武器肯定比不上正规红军的精良，但他们创造的奇迹却毫不逊色。

别尔米中国国际支队在喀马河镇压白卫军叛乱作战中，独抗数倍于己之敌。150多名战士无一退逃，直至全部战死。政委郭旺琴被俘不屈，竟被白卫军惨无人道地碎尸。战后苏俄红军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为他们在喀马河畔建立纪念碑（碑文是“1918年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殉难的中国国际营战士、‘鲁斯洛’号轮船及游击队员之公墓”）。

18年11月，中国团奉命赶赴与白匪军作战的维尔赫土里耶前线去换防。白匪军趁中国团刚刚换防立足未稳，调集重兵发动攻击。在没有炮兵支援的情况下，中国团击退了敌人的猛烈进攻。当时第29师师长情不自禁地发布战地通令：“在维尔赫土里耶方面近期历次战斗中，中国团表现得特别顽强。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即中国团被围困在敌人钢铁般的包围圈中，但是由于这个团具有坚强不屈的精神，组织严密，革命纪律性强，指挥人员调度得当，所以这个团每次都是凭着火力与刺刀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而且边战边退转入新阵地。中国战士们在战斗中表现出大无畏精神、英勇豪迈气概以及沉着应战优点。情况越是艰险，中国战士们的战斗纪律性越是坚强……我很荣幸代表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向中国团及其指挥人员致以深切的感谢。”

在随后的诺伏—屠林战役中，中国团击毙了两倍于己的白军，最后全团只有62人生还。团长任辅臣英勇牺牲。18年12月28日的《公社社员报》上深情地写道：“任辅臣同志在中国战士们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把一切威信和声望等等，均用来为苏俄服务……革命战士们对这位异国人民的好男儿、这位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事业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任辅臣同志，奉若神明，永远怀念。”被提审的红军战俘戈里科夫说道：“在我国前线作战的中国各连队，其特点是顽强不屈和异乎寻常的、如雄狮般搏斗的勇敢精神。”

在看完这些情况资料后，我不禁热血沸腾，在一股豪情冲天时，也感到一阵悲哀。就是这个苏维埃政权，这个令数千中国人为之战斗的新生政权，在日后对我们中国又做了什么？逼迫中国承认蒙古独立，强占张家港中国一界，堵绝了中国通往日本海的唯一出口，抗日战争后期突入中国东北不分中国人日本人胡乱屠杀中国平民，新中国成立后与中国长期的军事对峙，甚至不止一次地筹划对我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等等。我越想越气，立即招来通信员要他立即给柯去恶发报，将所有上万名被俘的红军官兵押到战场，只要一看到有中国国际支队的战士要冲锋，就砍掉这些人的脑袋，见到一个砍一个，而且不能用枪毙这种手段处死。

柯去恶很彻底地执行了这个命令，伏龙之不得不停止进攻，而红军中的中国人也开始受以歧视和侮辱。战场一时间宁静下来，只剩下硝烟默默地飘荡。但俄罗斯人自私的本性又开始暴露出来，他们利用我军战士不愿向中国人开枪的心理，开始强迫红军中的数千中国人做收尸、挖战壕、筑工事等苦力。

柯去恶这回也没有向我请示，直接就拉出来1000名红军士兵，当着20多万红军的面砍了脑袋，还抛下话：要是再看到中国人干这些事，就把这些战俘全部用最残酷的手段处死。伏龙之最后只好妥协，派人与我军谈判。最后达成一对一地交换红军中的中国人和红军战俘。9月30日，我军接收了7600多名中国红军战士，至此，苏俄红军中再也没有中国人出现。红军中的中国国际支队也画上了一个句号。

第六十章　…　一场战役定下的新国界

伏龙之为了挽回红军战俘的生命与我军进行的交换在斯大宁眼里变成了懦弱和无能。开始要求中央委员们对其进行弹劾，列林终究有些顶不住，便要求伏龙之尽快获得进展，以便腾出手来打击已带近莫斯科的邓尼金和西边的尤登尼奇。

伏龙之虽然知道不太可能突破我军的防线，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让红军继续进攻。没有了中国国际支队的干扰，柯去恶的防守也显得更加强硬，那个“U”形的底部也显得越来越深，前端已经离托木斯克支线与西伯利亚主线相交点仅3公里左右。在“U”形内仅三十几平方公里的地方就挤进了16万余人。10月21日，我看形势也差不多了，就给柯去恶去电，让他“收网”。

柯去恶随即让张云义突袭了设在铁路主线上的几个大型补给站，由于情报错误，没有达到预想地摧毁红军指挥部的目的。但却使红军的补给困难增加了不少。伏龙之不愧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著名将领，在得知身后有数万中国军队出现并攻占了几个补给站时，立即下令让叶戈罗夫率领4个师约6万人向张云义扑去。同时下令所有红军放弃所有阵地，前队变后队，立即向回撤。柯去恶见状也下令让第7集团军进行全面进攻，想要死死咬住红军主力。接到撤退命令的红军官兵则显得有些无措了，伏龙之的老部下很痛快地执行了命令，并感到非常庆幸。而由叶戈罗夫带来的红军部分却不愿接受此命令。他们在意志特别坚定的政委们的鼓动下，反而向我军阵地和正在进攻的我军部队发起冲击。

10月23日，叶戈罗夫带来的红军部分的其中近6万人在布琼连斯克中将的率领下向托木斯克的我军阵地全力发起进攻。我军在托木斯克只有秦由天率领的2个师约3万人，但其有很大一部分兵力分散在沿铁路线布设的防御阵地上，城内只有不过3000人左右。待秦由天发觉情况不妙时，红军已经突入进城区了。

激战了好几个小时，红军甚至占领了托木斯克车站。由于张云义死死地将叶戈罗夫挡在“U”形口袋阵的出口处，狭窄的通道根本就不可能让红军主力通过。伏龙之立即下令全军转向托木斯克，仅留少数部队抵挡我军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方向的进攻。结果，刚刚跑到口袋阵出口的伏龙之的嫡系又只好转头向托木斯克狂奔。这一下，秦由天的压力立即陡增，不得不向柯去恶去电要求支援。柯去恶不太想现在就动用2个师的预备队，便让秦由天再坚守1天，他好将重型榴弹炮部队调到托木斯去。

10月24日上午，红军投入了1个师的兵力发起亡命冲锋，终于突破城郊阵地冲进托木斯克城区，并与城区内的我军展开巷战。秦由天不得已，只好将部队一点一点地从铁路沿线上的防御阵地上抽出来，投入到巷战中去。好不容易支撑到下午，城区也被红军占领了差不多一半，而由于铁路沿线的防御阵地兵力被抽调，好几个阵地也被红军突破，整个托木斯克防线有些摇摇欲坠了。当天晚上，本不擅长打夜战的红军为了抓紧时间尽快突围，连夜继续发起进攻。秦由天拼命堵截，不断地将预备队派上去，最后连他的警卫营也拉了上去。

但心知除了冲出这道防线才有生还可能的红军不会有丝毫犹豫退缩的念头，仍不伤亡地向我军阵地发起死亡冲击。到凌晨，连秦由天也亲自操起步枪扑进了战壕。双方官兵不断地倒在阵地前和战壕内，好多地方都进行了白刃战。在城区进行巷战的我军部队也打得非常辛苦，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仍作顽强抵抗。所幸我军班排火力强大，正适合在巷战中发挥其火力，虽然不断地被苏俄红军蚕食着城区内的街道、建筑，但仍有三分之一的城区控制在我军手中。

凌晨5点左右，秦由天在喝止几个想逃跑的士兵时，不幸被一颗流弹击中胸部。于一天后抢救无效去逝，他也成为我军在此次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军官――陆军中将，后被民国追授为铁血军上将、民国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等。秦由天的中弹立即激发了我军战士的血性、虎威军的荣誉感和军人特有的自尊，残破不堪的2个师在集团军副参谋长的带领下爆发了惊人的战斗力。终于将千疮百孔的战线支撑到上午8点。

刚刚到达炮位的重型榴弹炮部队这时候也恰好等到了晨雾的散去，前观准确地将最危急的几个阵地前的红军密集地域坐标发回到炮群。几百门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几乎同时怒吼了起来。仅仅十分钟，上万发炮弹便砸在了人头辍踊的苏俄红军的冲锋阵形上，强大的气浪将无数的残肢碎体抛上了天空。十多万红军被炽烈的炮火给打得晕头转向，开始还冒着密集的炮火向前冲锋，但不断的死亡终于使狂热的红军士兵感到了恐惧，连意志坚定的政委们也不再鼓动士兵冲锋。而我军阵地上战士先是被这炽热的炮击给震慑住了，守御阵地的压力也陡然下降，但不一会儿便传来欢呼声。

三十分钟的密集炮击不仅打断了红军的进攻，因为红军的进攻阵形较密集，所以也给红军带来了巨大的伤亡。炮击停止后，双方士兵惊讶地发现，炮击区域几乎全成了“月球表面”，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和地形表面。战后估计，仅这三十分钟的炮火急袭，至少造成苏俄红军4至5万人死亡。红军的斗志也在这次可怕的炮击中丧失了，随着炮火继续向红军出发阵地延伸，红军部分士兵终于出现了逃跑的迹象。

中午时分，商云义的2个师也击溃了叶戈罗夫的主力，叶戈罗夫阵亡。消息传到伏龙之那里，迫使他不得不准备作最后一搏。下午4点，伏龙之将托木斯克城区作为主突破口，将主要兵力约5万人放在这个方向。随着柯去恶将最后2个师的预备队派到托木斯克郊外的高地上彻底堵住托木斯克的出口后，柯去恶便下令让正在城区进行巷战的部队撤离城区。而伏龙之不知道城外的出口已被堵住，将大部分红军部队转进至城内，准备从城区通过。他在进城后才沮丧地发现，出口已被我军彻底堵住，经过几次强有力地试探性进攻后，损失惨重的代价使伏龙之明白突围已成为不可能。

柯去恶在得知伏龙之大部进城后立即令大军将托木斯克包围得水泄不通，并连夜拼命构筑战壕等工事。随后他又下令炮兵部队对城区进行无差别射击，反正里面没有中国军人和平民，房屋、建筑等也都是俄罗斯人修建的，炸了就炸了。我在知道苏俄红军进城后便让柯去恶想办法逼降，而柯去恶的做法也恰好符合了我的思路。

10月31日，走投无路的伏龙之为了不让更多的苏俄红军无谓地送死，在下达了向我军投降的命令后，吞枪自杀。当疲惫不堪的苏俄红军全部面带着惊恐的神色放下武器时，我军立即爆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柯去恶在第一时间给我发来了电报，我在赤塔一接到电报便长吁了一口气，闭着眼坐在了椅子上。

这场被命名为“新托会战”的战役被记入了历史，交战双方总共投入了超过四十五万的兵力，而第7集团军仅用13万余人便全歼了伏龙之32万苏俄红军，“虎威军”的威名也从此响彻全球。此战，我军共战斗减员达3万人，但却击毙了包括伏龙之在内的2名大将，2名上将及以下共15万人，俘虏了12万人，仅有5万余人四散逃走。此战后，苏俄的东线局势已完全失控，张云义顺势夺取了鄂木斯克，然后推进到乌拉尔山东麓。

在南线，虽然有斯大宁亲自坐镇，也打了几个胜仗，但东线伏龙之的全军覆灭的消息也使整个红军弥漫着一股失败的氛围。而且此时，美、英等国支持的尤登尼奇也挫败了红军，并刚与苏俄签订了停战协定。列林这时候才想起差不多一年前我国政府发给他的外交照会，要求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收回被蛮清割让的领土。立即发来电报表示同意我国照会，并开展边界谈判，还请英国进行斡旋。

刚刚回到北京的我为了迅速结束战争，以便全力投入国内建设，同时也为给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一个面子，也就同意了列林谈判的请求。

在刚刚结束的巴黎和会上获得外交成功的魏长安在接到我的命令后，推迟了回国的日期，留在巴黎等候苏俄的谈判代表。12月7日，双方开始正式谈判，最初苏俄只同意中国收回被蛮清政府割让出去的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魏长安在我的指示必须至少得到贝加尔湖地区的要求下，充分发挥其政客本能，寸步不让，要求以现在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分新国界。也就是说，整个乌拉尔山以东地区均属我国。这个过于苛刻的条件，苏俄当然不可能答应。

接下来，双方都要各自退让一步。苏俄要求先停火，并交还战俘，并许诺在完成这两项条件后，将在远东领土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魏长安何许人也？对这种空头支票当然是嗤之以鼻，也甩出了一个方案，我军停止继续进攻（主要是鄂木斯克至乌拉尔山的铁路被红军游击队破坏得差不多，我军补给非常困难，实在无力再继续进攻了），并不再为邓尼金的部队提供武器（但并没说不准许英、美等国的援助通过我的控制区，也没有说为邓尼金的部队退入我方后提供保护）。这样的条件，我都认为苏俄不会答应，不由得在心底里佩服魏长安这支政治老狐狸。

谈判只好中断，拖了半个月仍未能展开新的谈判，我有点恼火了，就下令把12万红军俘虏全部送到我国的西北修铁路去。要控制刚被龙战天圈进我国版图的上百万平方公里的中亚地区，没有铁路这种钢铁大动脉，我的控制力将是微不足道的。

苏俄代表在知道这件事情后立即向魏长安提出强烈抗议，并认为我国没有一丁点的谈判诚意。魏长安则按照我的指示回答说，什么时候谈判结束，什么时候才会遣返战俘。而且是按谈妥一公里的国界线就释放一个战俘的原则进行。在我算来，谈下来的国界线就算有一万多公里，大不了就释放一万多战俘，我至少还有十万战俘在手中。

由于整个红军现在都弥漫着一股失败的气氛，整个国内战场上红军都处于守势。列林为了尽快结束与中国的争执，并希望尽快解救被中国俘虏的战俘以便重新武装后投入到南方和西方战场上，苏俄代表终于开始较大幅度地退让了。但这时候，我又有些改变主意，想想茫茫大漠修铁路，得死掉多少人啊？我可不想让俺们中国人去修这条铁路，只好辛苦俄国佬了。但我也想尽快结束战争，那么我用大片本就从来不属于中国的荒芜之地去换取这些战俘也是不错的。

于是，魏长安又抛出一个新的方案，双方以鄂木斯克为界，东方属于中国，西方属于苏俄，至于战俘则跌成了每两个战俘换一公里国界线。这个老小子，我还以为他会一下子触到我的底线，没想到还居然会漫天要价，等着苏俄代表就地还钱。

到了20年1月底，苏俄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连斯大宁这个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都要求苏俄代表尽快结束谈判，把解救回来的战俘投放到战场上去。但那几个苏俄代表显然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仍在苦苦地支撑争取挽回更多的损失。到了2月22日，苏俄代表终于撑不下去了，于当天签订了《中苏巴黎条约》。

条约规定：中苏边界在东部以汉长城为界（所谓的汉长城，实际上就是一条断断续续的土墙，而且大部分都不知道在哪里，只能按照我国那一帮子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闭门造车式的瞎编，但却在我的要求下，将东西伯利亚油田包括了进去）。这已包括了外兴安岭、贝加尔湖北岸等地。中部则是我军退出新尼古拉耶夫斯克，以叶尼塞河为界，以东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