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以不永伤-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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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那一年停止向杜宇琪的龙卡寄钱，他以为这样做总有一天我表哥会因为饥饿，寒冷，回到家里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不但没有回家，反而去了越来越远的地方。我那心软的舅妈为了让杜宇琪吃饱饭背着我舅舅在福达酒店和十一中找到了两份清扫厕所的工作，在每个发工资的日子把六百块钱偷偷寄给我表哥。杜宇琪的来信里居然对钱的问题只字未提。直到第五年我舅妈终于累倒在病床上时，我舅舅才从一个朋友那儿得知每天他上班的时候下岗在家的我舅妈都去了哪里。第二天他跑到银行去查我表哥的账户。“五年的日子去掉节假日共有多少天？”他一进门就问我舅妈。“一千八百天。”我舅妈躺在床上平静地回答，仿佛她是数着日子一天天熬过来的。我舅舅握着她的手心疼地哭了。“一千八百多天的辛苦全都付之东流。”他告诉她我表哥的那张龙卡早已作废，银行的客户里不再有杜宇琪这个名字。三万六千块钱像个吊钟一样在我舅妈和表哥之间荡来荡去，最后流失到银行的金库之中。
在北京我对我表哥杜宇琪讲了此事。“我一直呆在北京，十多年里。”他摇着奶茶说。我后悔对他讲这些事，应该会想到他的回答只不过是一些敷衍的谎话。我不可能离家出走，如果哪一天我真的这么干了也不会给家里写那种令人忧心忡忡的信。我告诉他这样做并不只是花掉他们攒下的工资，更重要的是你让父母去承受必须要离开重庆、长沙、上海那些城市却又不甘心就此放弃的绝望心情。我们默默地喝着奶茶，古老的爵士乐穿过几千年的忧伤弥漫在我们周围。“我没有走，”他在第二天临走的时候说，“我没有钱，我只能呆在这儿，那些信是我各地的朋友转寄过去的。”
没人再提“毛毛惨案”，但我们都看得出来，我姥爷在其后的两年里却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思考的内容扩散在弥漫着的烟雾里，消融在碎茶叶上下涌动的茶水中，甚至在洗手间的浴缸边沿也留下了他答案的假设。我姥爷在人世行走了七十多年，在一个夏天的凌晨止步于一辆疾驰的出租车里。我姥姥不停按压他的胸口却不明白心脏并不会因此而重新跳动。她求司机别去医院了，绕着这城市好好转一圈吧。道路两旁被风吹弯的树枝冲着红色的捷达车微微点着头。“慢点儿开，再慢点儿开，行吗？”我姥姥从反光镜上看着自己哀伤的面孔说。于是汽车仿佛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的步子那样缓慢。天空下起纷纷的小雨，好像无数的白色花瓣落到汽车上，淋湿耸在半空的路灯，消失在无法捕捉的风里。当时几乎所有的梦游者，饱受折磨的失眠者，连同夜间飘荡的幽灵都目睹了这一场景。他们说，就像一辆满载着无限荣誉的巡礼车。
过了那么多年我跟我表哥杜宇琪讲述了这些事。我说家里人发了三封电报通知你也没有回音，后来你爸爸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跑到北京来找你，结果才明白你——杜宇琪是个游离在这世界之外的人。假如我不是在这里碰到你，我真以为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融化了。我将葡萄酒与半杯啤酒混在一起，想看看这会不会变为别人所说的孤独的颜色。我尝了一口，气泡跑光了，嘴里留有淡淡的苦涩。我表哥把写废了的稿子挑出来，重新读一遍寻找失败的原因，后来他发现这些文字之所以用不上只是由于它们写废了，根本搜寻不到小说的缺陷在哪里。这令他难过地把几十张写满钢笔字的信纸一一叠成了纸鹤、飞机和按一下就可以跳出好远的青蛙。等这些可爱的东西铺满长桌的时候他抬头看着我。“他们不知道我改名字了，”他说，“我叫杜宾，没有人能找到杜宇琪。”我表哥张开双臂做了一个令我无法理解的夸张手势，“杜宇琪已经死了，就死在那个没有雨的夏天。”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住在一楼的那位谁都说不清其年龄的李奶奶在第一场雨来到的八天前死在了自己的那间小屋子里。她一走夏天就结束了，仿佛她生命的最后意义就是守住这个夏天。尽管两个月里采用了各种避暑的方法来远离令人恐慌的炎热，然而在星期四的凌晨—— 一天中最凉爽的时刻她还是怀着对一个多世纪的回忆安静地长眠在那张能容下她两个身长的单人床上。她面向枕头趴在深蓝色的床单上，由于剧烈的疼痛她甚至咬碎了自己绣有金菊花的枕巾才不至于吵醒隔壁睡梦中的人们。在气温最高的那一年夏天她却在忍受着年轻时留下的手脚冻疮的煎熬，而这些痛苦导致的彻夜难眠使她在几年前就能在别人都熟睡的时候见到众人所不相信的奇境。
星期四一大早人们都跑到花园去看游街的凶手，无人察觉已经有人在那间最阴暗的房子里停止了呼吸。八天之后因为越来越重的腐臭人们撞开了那扇朝北的房门。有人实在无法忍受君子兰花开和死亡气息混在一起的味道，在那双有些畸形的小脚旁呕吐不止。季三叔撬开那个看上去有几十年没打开过的抽屉，从沾满灰尘的户口本里发现她年龄大得已经找不到一位活着的亲人为其送葬。许多人捐了钱置办了一次简单的丧事。在白天几个因夜班留在家里的男人将红木棺材抬上了殡仪车。车行到人民广场的时候开始下起雨来。所有人都下了车感受着这场恭迎了那么长时间才姗姗而来的暴雨。雨落到枯黄的叶子上，流过干燥的土地，在井盖上方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兴奋的人们拢起双手接着豆大的雨点。漫天飞舞的纸钱被雨水一一拍落在地面上。每一个人心里都愉快地想到，上天终于把这个燥热的夏天赶走了。
要不是写作的话，我猜想我表哥不会到三里屯来。每天晚上十一点到次日清晨六点钟他会伴随着扎啤的苦涩芬芳写上七个小时。他念高中时就养成了读书和写东西的习惯。自从我舅舅被老师告知他的儿子竟然在考试的时候也要抽出一本小说看之后，他和我舅妈两人就合力搜出了杜宇琪近十万字的手稿，把它们撕毁，同时烧掉了装在他抽屉里的几十本书。实际上家里的藏书远远不止这些。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谎称学校收费从我舅舅那里骗走了三万块钱陆续买了五百本书。其中最令人心痛的一次是他自称弄丢了一万八千元的学费而让我舅舅盲目地寻找了三个月。在那封印有武汉邮戳的信里他向父母承认靠着那笔钱他坚持着活过了开始最艰难的三年。那种轻快的笔调令所有读过此信的人都感觉他似乎只是在讲一个听来的笑话而不是令人心痛不已的亲身经历。我舅妈按照信中所指从床底的最深处找到了五百本藏书，新年的时候她将这些都锁进了刚刚请人打好的书架里。在晚年时她还坚信我表哥会回来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他舍不得抛下这么多的书置之不理。
第一部第6节 灵感的到来
我看着他在呈六边形的彩光映着的白纸上写字。他说他正等着灵感的到来，之所以不停地写是为了在灵感女神敲门进来的那天不至于让她觉得自己毫无准备。我坐在高脚椅上听着他风吟般的倾诉。是啊，毫无准备，他怕灵感女神毫无准备，却不在意我们所有的人都毫无准备，就算他没有考虑自己这二十年是怎么长大的，只出于那么一点点怜悯他也应该回到父母的身边。在那之前我就想过，碰到我表哥后我更加确认这一点，我这一生一定要负起我该承担的责任。一个留着长发的男人过来要给我们照张相，我和我表哥肩挨着肩一起走进了照片。这是我和我表哥的唯一一张合影。后来我没有见到这张照片。那个人让我们写一些他们杂志在调查的问题，上面说如果你拥有魔法将要达成什么心愿。我表哥在署名杜宾的上面写下了一句令人匪夷所思的话：“让这个世界以这本杂志名字的方式认识我。”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杜宇琪也没有过多地解释，直到年底我回长春时才想起那本杂志叫《追求》。
那场命案发生一个多星期以后雷奇队长最后一次拜访我姥爷。出于一种近乎暧昧的感激我姥姥在他刚进屋时就赶到市场买回来各种蔬菜及肉食，然而在起火的时候她就开始蔑视自己到老了还有这么势利的行为，于是她离开厨房冲着客厅的雷奇队长笑了笑回到了里屋。奇怪的是雷奇队长这次并没和我姥爷谈什么，他放下自己带来的一大包行李便告诉我姥爷他想下棋。他说没人再和他下棋了，虽然象棋伤透了他的心，但他还是觉得象棋是他生活的依托。我姥爷和他下的前四盘棋他们各自赢了两盘。不久他们就发现试图用第五盘来决出胜负是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第五盘他们和了。第六盘、第七盘依然是和棋，好像他们约定好谁也不赢对方一样。两个人不停地吸烟喝茶。直到深夜看上去雷奇队长马上就要赢了的时候他推掉了棋盘。“我看我们真没必要分出胜负了。”他说完这句话，在半个世界都已熟睡时一个人背着行李顶着绵绵的秋雨离开了我姥爷。十年过去了我姥姥还在懊悔当时真应该请雷奇队长吃顿饭。因为杜宇琪的关系他丢掉了自己警察的职务，三个月之后他怀揣一张全家四口人的相片躺在铁轨上等待下一班的火车。那天是圣诞节，晚上，整个长春飘着雪花。老人们不知圣诞算什么节日，而年轻人则把圣诞当成了与恋人互送礼物和出去约会的美妙托词。雪落在每一个行人的脸上，嵌着绒毛的帽子上积起一层层清纯的白雪。世界仿佛落在了可爱的雪人王国里。
昏暗的灯光，七色玻璃球每三秒钟旋转一周，照在正下方三点五米处我们的桌子上。桌上摆放着五个褐色酒瓶，只有一瓶盛满三分之二的深黄色啤酒，另外几个是空的，每瓶都留下些许残余，其中最多的一瓶大约有二点五厘米高的酒沫，或许由于瓶壁的折射，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多。我们面前各有一只高脚酒杯，一只装有半杯啤酒，另一只盛满的酒沫顺着光滑的外沿流到桌面，每秒都有几百个气泡在杯中胀破后消失。杜宇琪随着音乐用黑色皮鞋击打着四二的节拍，左手持着烟，上面积下半个手指长的烟灰，右手平铺桌面，五指留有长长的指甲，中指和无名指的亮甲油在灯下闪着荧光。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喉结前后涌动七次，然后他展开菱形的纸巾擦拭嘴角的酒滴。分针陡然走过一格。杯底沾满酒液开成大大小小的气泡。前后有三个人从桌前走过。这种状态持续到钟响之前。
杜宇琪告诉我有段时间他一直在练习充满类似上面那种细节的小说，几乎不去写任何情节和人物，只是不知疲惫地构画场景。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处。“表达某种情绪。”他说。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讲明，而如此绕弯地描述。“语言的苍白无力。”他说，“人类还创造不出足够的词汇来形容这些情绪，就好比我们现在，各自在自己的荒原之上长途跋涉。”他看着那个弹吉他的长发男人。昏暗的灯光，七色玻璃球每三秒钟旋转一周，照在正下方三点五米处我们的桌子上。
雨过之后我姥姥推开了每一间屋子的窗户，世界仿佛刚刚被清洗过一遍，每片树叶上都闪着七色光泽。树上的知了将所有喜悦都宣泄在这个初秋。下午三点钟机器割草的声音将那些还在午睡的人们吵醒了。因为这场已经过去的命案，物业局将花园里成片成片的高草割掉了。从此以后除了冬季他们保持了每月都割草的习惯。草坪一直维持在脚踝的高度，风起的时候不会再出现连续跳动的蚂蚱和蛐蛐，在那之后慢慢长大的孩子们再也没有享受过在高草间追逐蝴蝶及蜻蜓的乐趣。他们还运来了两箱灯泡照亮了花园里每一处黑暗的角落，此后的几年里他们都坚持夜巡盯防那些偷偷掏出弹弓的小伙子。后来过了很多年人们夜里走在灯火通明的花园里却遗忘了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惬意时，还有警察在甬道间反复地走着折线来防范再没发生过的突发事件。
上了岁数的老人总是劝诫那些离婚的夫妇要顾虑到两个人的孩子，老人们说所有像毛毛那样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孩子最终只能是自行堕落或惨死街头。这也是人们为数不多的几次回想起毛毛。毛毛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去。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还要走自己的路，真的没有必要对他们同情过的人永远都念念不忘。于是在毛毛父亲死去的那一年也没有人再重新回忆起此事。有时候我就想，我表哥做得对，对于一件他此生永志不忘的事情，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它记下来，即使没有一个读者来看也要充满激情地写完它。
有个犹太人在美国写了一本叫《杜宾的生活》的小说，小说里的杜宾是个鲜为人知的传记作家；一百多年前在另一个美国人写的一系列短故事里面也有个叫杜宾的侦探。我表哥因此开始迷恋杜宾这个名字，他后来的三十年里写过十多部署名杜宾的小说。成名之前没有人读过这些书，然而当他五十多岁已不再写东西的时候，知道他的人反而多了起来，人们拼命地去买他所有的书，包括他的第一本书《维以不永伤》。我在三里屯碰到他时他才刚刚动笔，他告诉我他一直想写这部小说，再没有什么比他要讲这个故事的欲望更强烈，这也是他离开我们去当作家的目的所在。为了写好它杜宇琪读遍了他见到过的所有小说，找到了大多数书中的不同缺陷以及令人怀念的美妙之处。他十八岁那年还在长春念书时从一本标有四种注解的《诗经》中发现了自己小说的题目。很久以前他就确信每个人都能在他读过的书中找到一段一句甚至一个词来概括他的一生，仿佛这些作家就是因他才写作的。后来他更加认定这一点，“维以不永伤”，没有比这句话更合适的了，即使是之前吟出的“维以不永怀”也不会如此准确地彰显他写这个故事的意义。他明白打从毛毛的事一发生，强烈的自疚与负罪就会如忘不掉的梦一样困扰着他。“只有把它写下来，”他的话音混杂在碰杯声和架子鼓声中，“我才不至于在伤感的道路上孤独前行。”
我姥爷去世的时候不但是我表哥，被我姥姥邀请的毛毛的父亲也未能到场。人们为我姥爷送行的那天他正坐在花园的长椅上顶着秋雨默默地数着一小时里会有多少树叶被风吹落。什么也不能打乱他辞职后的单调生活。对女儿长时期的依恋在他心中已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几年的时间里他迅速变老，一个人不停地在花园里的鹅卵石路上漫步占据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偶尔他会坐下来静静地望着对面长椅上热吻的恋人却全然不知回避，直到那对尴尬的男女不得不局促不安地离去他才自嘲般地笑出声来。所幸命运并没有过多地折磨他，不多久他终于死在了湖北荆州。
他是在秋末死去的，过了那个风雪四起的冬天，当春天将要到来的一个上午我们得知了死讯。整个冬天那些来求我姥姥织毛衣的邻居们聊了那么多的话却从未提及过他的死，仿佛重新回忆“毛毛惨案”是我们越不过的禁忌。我们揭开糊在窗框上的报纸以便更清楚地听见春天的脚步声。我姥姥将压抑了一个寒冬的热情都释放在清理房屋上面，一个上午她扫出了十一只死蟑螂，捅破了七个挂在角落的蜘蛛网。冬日午后的阳光温和地照在刚刚擦过的地板上。她用刷子润湿贴在窗框上的报纸，像个完成作业的孩子那般认真地用指甲刮掉。只有她左胸前上方一条报纸她用尽力气也弄不干净。她将脸凑上去仔细瞧了瞧，然后下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