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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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魔鬼附体，人也许就活不下去。这些认识都没有错，甚至可说颇为深刻。但是，
当他强调：“据说人也可以利用魔鬼来搞点什么名堂”，这就不能不引人注意。这
使人敏感到污秽、肮脏、疾病等等。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最终未能通过写作赎回
他自己。
　　　　用前面第三章的话说，无神的罪感压倒了卡夫卡，阻碍着他生命的展开。
　　　　“我本来可以好好生活的，但是我没有在生活。”在回首一生的时候，他的自
我否定格外冷峻，但也惨痛得令人难以承受。
　　　　40　　岁，这几乎是一个男人最富有的年华，然而，在40　　岁这一年，卡夫卡却
更加坚信了自己悲哀的命运，从而着手忘我而又清醒的彻底放弃。
　　　　但是，卡夫卡之所以是卡夫卡，不仅因为他能魔鬼般地放弃，也因为他能魔鬼
般地执着。而正因为如此他才是卡夫卡，才是绝无仅有的“单数人格”，才具有无
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在试图忘我而又清醒地放弃一切之时，有一件事情他反而显得
格外地执着——至少在这封信中，那就是这彻底的放弃本身。他知道他的房屋已经
被写作弄得摇摇欲坠了，但是他说他不搬家。因为搬家意味着疯狂，那也许是比死
亡更令人恐惧的事情。
　　　　作家，一个这样的作家的定义及其作用（如果有那么一种作用的话）的解释是
：他是人类的替罪羊，他允许人享受罪薄而不负罪，几乎不负罪。
　　　　骨瘦如柴、赤身露体的卡夫卡，以生命拥抱着饥饿的卡夫卡，或者说，毫无妥
协能力、没有丝毫自恋和媚俗的卡夫卡，他不会用“殉道”或者类似的词，而是用
“替罪羊”。然而，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替罪羊”般的存在和行动，使得那夜色如
晦的城堡上空始终存在着某种无可觉察的毫光，那并非通常所谓的希望，而是某种
更为复杂难言的东西。或者说是某种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东西。或者说，是某种
铤而走险的倔强、顽固、执着、执拗、偏执、固执……也许这很像卡夫卡自己从《
城堡》中删掉的一句话所想要表述的部分意思：“假如人们眼力好，可以不停地，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是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那些事物，那么人们就可以看见许多
许多；但是一旦人们放松注意，合上了眼睛，眼前立刻便变成漆黑一团。”只有一
个代号般姓氏的K　被委派为城堡的土地测量员。然而荒诞和悖谬的是，城堡似乎并
不需要土地测量员。因为，在城堡和它所统辖的世界里，一切有关事宜早已按照某
种法则作了准确无误的登记。事实上，完全就像在《审判》一书中一样，这法则来
自某种巨大而无形、同时又无所不在的运作机构，来自某种非理性的权威。城堡的
所有成员都生活在一个封闭而精确的世界中，任何移动界石的企图，都会被视为破
坏行为而引起怀疑和愤怒。繁复而严密的组织部门，办事认真的官僚和下属、成柜
成捆的卷宗和文件……
　　　　但荒诞和悖谬就在于，那份关于聘用土地测量员的卷宗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于是，像《审判》、《判决》或卡夫卡其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K　发现自己
罹受了来自非理性权威的“莫名之罪”，陷入了“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者“悬
而未决的不由分说”，于是，斗争开始了。
　　　　然而，这并非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至少在主观上，K　并非代表着普遍的正义、
公正、理性、良知等，而只是代表他自己而要求着进入城堡的权利。
　　　　他是一个几乎无名的人，就像他的姓氏所暗示的那样；他是一个善意的人，
“头脑单纯”；他是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可他并不迫求孤独，也不以孤独为荣：他
希望安身立命，结婚，建立家庭……
　　　　在城堡边上的那座村子里，K　执拗地坚持寻找通往城堡的道路，从没有生过气，
也始终不放弃。他几乎尝试了一切办法，也像《审判》中的约瑟夫·K　那样通过女
人，因为她们“跟城堡有联系”。他甚至跟女人在“污秽”中打滚，以至象征般地
感觉到没有了“故乡的空气”，感觉到令人窒息的诱惑，并因而身不由己，只好一
任迷失下去（据说这些女人中有密伦娜的形象）。
　　　　然而不管他怎样努力，城堡永远在远处的山冈上，在暮色、夜色、阳光或晨曦
下出神地存在着，永远令他可望而不可及。
　　　　“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蹰也。”或者更准确地
说，“没有拥有，只有存在，只有一种追求最后的呼吸、追求窒息的存在。”K　终
因心力衰竭而在斗争中死去。然而，也许由于他至死都在斗争、寻找、眺望，这就
产生了某种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结果：在K　弥留之际，从城堡终于下达了一个决
定，它虽然没有确立K　在村子里定居的法律权利，但——“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
——准许他在那里暂时居住和工作。从本质上讲，这仍然是一种“不由分说地悬而
未决”的存在，然而，它与斗争开始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某种全新的含义。悲剧在
于：当他尚能坚持，他眼前毫无希望；而当希望降临，他却再也无法坚持下去。
　　　　如果把《城堡》与《审判》联系起来看，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更深刻地领悟到
此中的悲剧意义。在《审判》中，约瑟夫·K　看到，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生活本身
是最大的不幸，是比人格反常更大的不幸。这不幸具体说来，就是那巨大而无形、
无所不在、不由分说的人类文明运作机制。约瑟夫·K　无法承受这种机制的非理性
权威，他让自己作为反常人格从中游离出来，并坚信由上述机制所决定的生活本身
是比人格反常更大的不幸，从而执着地进行绝望的反抗。
　　　　而现在，《城堡》中的K　具有了另一种成熟，以及相应的勇气和承受力。
　　　　如果把K　看作约瑟夫·K　的延续，那么，他现在愿意放弃人格反常的不幸，而
渴望重返生活这更大的、但却是正常的不幸。这表明他现在有勇气承受不由分说或
悬而未决，表明一种超越，表明一次否定之否定的新生。悲剧在于：
　　　　当就要或已经新生时，他却因心力衰竭而不得不死去。
　　　　正如我们多次谈到，卡夫卡每部作品都具有绝非单纯的复杂涵义，《城堡》一
书更是如此。每一种理解，即便正确，也可能只涉及到其中某一侧面。
　　　　事实上，从卡夫卡留下来的某些手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部小说的内涵越来越
复杂，到最后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控制。再加上健康原因，1922　　年8　月底，卡夫卡
中断了《城堡》的写作。
　　　　　　　　　　　　　　　　　　　　　　　　　　第六节　多拉与歌手之死
　　　　9　月18　　日，卡夫卡返回布拉格，蛰居在老城广场属于父母所有的公寓里。
　　　　其时，奥特拉一家也住在这幢建筑里面，这多少缓和了他囚禁般的自我感觉。
　　　　最初两个月内，他继续写出《夫妇》、《算了吧》、《论寓言》（又译《关于
譬喻》或《短评》）等若干短篇，并大大修改了《一条狗的研究》。直到一场持续
数月的严重肠道感染使他不得不中断了这又一次创作高潮，而只能在病床上以克尔
恺郭尔和希伯来语法为伴。他给布洛德留下一份新的遗嘱，与上一份相比作了值得
注意的改动，表示《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
》、《饥饿艺术家》以及几篇《观察》勉强可以留下，“假如它们完全失传的话，
那倒是符合我本来的愿望的。不过，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如果有人乐意保存它们，
我只是不加阻止罢了。”至于其余所有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东西，包括信件在内，则
希望尽快加以搜集，并“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寻找和回归犹太之根、移居巴勒斯坦的愿望却比
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了。作为作家，语言始终是他存在的象征。但现在，犹太民族的
希伯来语比任何时候都更成为他努力想要弥补和把握的事物。在曾经是那么破碎的
中欧土地上，作为布拉格这座悲剧性城市中的德语犹太人，作为始终无法逃脱那
“带爪子的小母亲”的孩子，他从未在语言中感受到过“故乡”和“母亲”的真意。
而如今，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向着自己的民族和语言——那在永世的漂泊中顽强
地绵延不息的民族和语言，向这曾被自己在不安和恐惧中因年幼无知而冷落和抛弃
过的民族和语言，他伸出了孩子般求救的双手。他的努力和执着是那么地催人泪下。
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位杰出的以色列女教育家回忆了当年她为卡夫卡教授希伯来语
的情景。
　　　　他满腔热情而又令人同情。每一课他都努力掌握大量的单词。可他的肺总是出
卖他。
　　　　他拼读时如此频繁地伴随着痛苦的咳嗽，以至我总想把课暂停下来。而那时他
会看着我，无法说话，但用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哀求我再教一个单词，然后再一个，
然后又再一个。仿佛他认为那些课程正是某种神话般的疗救。他跟父母住在一道，
他母亲会不时轻轻地打开门，示意我让他休息了。但他始终不满足，并取得很好的
成绩……”这位女性名叫普阿·本托维姆，当年年方19，青春年少，生气勃勃，充
满吸引力，同时又具有惊人的自制力。两年前，卡夫卡中学时代的同学好友胡果·
贝尔格曼正在为新成立的希伯来大学筹建图书馆，他委派普阿·本托维姆常驻布拉
格募集资金，并照顾他父母，同时到布拉格大学注册学习，业余时间则教授希伯来
语。从1922　　年秋到第二年春，她每周两天为卡夫卡教授希伯来语。据说，卡夫卡
对这位来自希望之乡的同根少女之间逐渐产生了某种感情。多年以后她回忆说：
“我很快颇有所感地认识到，他就像失足溺水的人快要完了，他渴望抓住身边不管
什么可供支撑的东西。我还有自己的生活。我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去保护这个比我
大20　　岁的男人——即便就我今天对他的了解而言，事情也仍然会是这样。”1923　
年春天，卡夫卡从肠道感染中逐渐恢复过来，身体更其虚弱。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
的失眠又来折磨他了，甚至迫使他放弃了拒不服药的自然疗法原则而开始服用安眠
药，可似乎仍然没有什么效果。失眠带给他一生的梦魔，滋养着他的创作，也销蚀
着他的生命。
　　　　4　月，胡果·贝尔格曼回布拉格进行有关活动，他现在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卡夫卡撑着病体参加了一次报告会，听取了贝尔格曼关于巴勒
斯坦文化的讲演，感到十分高兴。贝尔格曼邀请老同学在身体条件允许的任何时候
赴巴勒斯坦，卡夫卡则兴奋地憧憬着。
　　　　然而，那多半永远是一场梦了！1923　　年6　月12　　日，卡夫卡写下他这年唯一
一篇，而且也许是他一生最后一篇日记：
　　　　最近这些日子真是可怕，时间无法计算，几乎是连续不断。散步，白天，夜晚，
白天，什么能力也没有，有的只是感受疼痛的能力。
　　　　确实呢。没有什么“确实呢”……写东西时越来越害怕。这是可以理解的。每
句话，在妖魔的手中转过来，翻过去（多变正是妖魔的手的典型特征），变成矛，
掉过头来又刺向说话的人。……这情况将永远这样下去。可以聊以自慰的只是：不
管你愿意不愿意，事情正在发生。你的意志只能起微不足道的作用。胜于白慰的是
：你也有武器。
　　　　他还有什么武器呢？也许，那就是“替罪羊”的执着，抑或《城堡》中K　的执
着，那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什么东西？
　　　　夏天，卡夫卡随大妹妹艾莉和她的两个孩子去波罗的海海滨胜地米里茨休养。
卡夫卡此行原来有意要往柏林拜访他的希伯来语老师，即正在柏林大学攻读生物学
的普阿·本托维姆。但还在米里茨的时候，他和妹妹及孩子们偶然发现了一个来自
柏林的犹太人度假村，并结识了度假村中的孩子和老师。一天，他在度假村的厨房
看到一位姑娘正忙着洗鱼，于是颇有教养地发表了表示不满的评价：“多么纤细的
双手，可干的活又是多么残忍！”姑娘闻言立即害羞了，她向度假村的管事提出要
换个活儿干。这位能流利地讲述自己民族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的犹太姑娘，就是卡
夫卡最后一位女伴，当时年方19　　岁的多拉·笛雅梦特。
　　　　像当时许多年轻而果敢的犹太姑娘，多拉离开了犹太居住区来闯世界。
　　　　她不愿意成为正统犹太教严厉家长制的牺牲品，不愿意让父亲来安排她的婚姻，
让她在与之并无爱情的什么男人身边可怜地了此一生。哪怕冒险，哪怕受苦，她也
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奋斗找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爱情。她敏感，善良，内心充满爱
的温情；然而在被战争和欲望所败坏的大地上，在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生活中，
却处处感到冷酷和敌意；正在这时她遇见了卡夫卡。
　　　　在他身上，她发现了自己所渴望的一切：有教养、有头脑、有风度的西欧人，
而且跟她一样有一颗犹太人的心；温和而多情，深深地关心她；这位男人的智慧让
她仰慕和崇拜，能帮助和指导她走上人生和知识的道路；这位男人宁静的表情、痛
苦的目光、悲哀的神态触发了她身上既是孩子又是母亲的双重感觉；最重要的是，
这位男人如此饥渴地需要着她，而正是这需要，最终成为多拉最最充分的理由：她
爱卡夫卡。
　　　　真是一首绝唱的悲歌！谁也想不到，穿过所有的泥泞、污秽、肮脏、疾病……
在几乎完全迷失了道路之时，在城堡的暮色就要掩盖一切之时，夏日里最后一朵玫
瑰却嫣然盛开。由于妹妹奥特拉热心的鼓励和支持，卡夫卡以蔑视死亡的勇气拥抱
了这场爱情。在米里茨，在3　周时间内，两人的关系就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开始周
密考虑在柏林共同生活的事宜。
　　　　虽然，炽热的爱情和波罗的海的空气都未能改善卡夫卡的健康（现在，他身高
一米八二的身躯却只有不足55　　公斤的体重，几乎是一副骨头架子），然而，他在
情感、精神和思想上却完全解放了，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卡夫卡终于不顾父母的反对搬到柏林去了。他终于摆脱了父母，终于挣脱了布
拉格“这带爪子的小母亲”。
　　　　另一方面，过去迫使他进行痛苦写作的魔鬼也终于离开了他，让他自由了。
“我逃脱了魔鬼，搬到柏林来是一个壮举。”他不再是以魔鬼般的写作为唯一生存
理由的“替罪羊”。或者更准确地说，现在他即便写作，也不是出于魔鬼的驱使。
他终于开始了生活。
　　　　现在，他活过了，因而，他用不着再害怕死亡。多拉懂得他，正如卡夫卡去世
6　年后她断然反对出版一切遗稿时所说：她恐惧任何人与她分享卡夫卡的企图。任
何出版计划，任何有关的谈话，都是对她与卡夫卡私人领域的粗暴侵犯。“总的说
来，这个世界并不懂得弗兰茨。他与谁都没有关系，因为谁都不可能懂得他。……
除非面对面了解他这个人。……除非通过他眼中的目光或他手的接触。可这，他当
然再也无法做到。”而多拉比任何人都更多地享受过这种目光和接触。她身上似乎
有着东方犹太教美丽的、不竭的源泉，这恰好也是卡夫卡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