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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孟子旁通-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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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做人难。”
    谈到五代的诗,又令人想起五代时冯道的典故来。冯道这个人,后代批评他无耻。指责他自称儒者,竟然“有奶便是娘”,前后做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十个皇帝的官。
    但是深入地仔细研究冯道的诗文以及他为官时的作为,当可知道,在他心目中,五代时的那些君主,都是不值得去尽忠的。他之所以历代为官,目的并不在于贪图富贵,而是怕五代那些外族皇帝乱来,毁了中华文化。为了保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才不得已厕身于那乱世中的宦途,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题和后世的误解而为官。
    这并不是故意捧他,而是有事迹可寻的。像后唐的明宗皇帝李嗣源,就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各方来的奏章他都不会看,要叫别人读给他听。这位老粗皇帝即位后的第二年,全国丰收,自然很高兴,也不再粗里粗气,一副不像皇帝的样子了,懂得斯斯文文,从从容容和冯道谈起国内丰收、四方无事的乐事。
    这时冯道并没有一味圆滑、锦上添花地顺着明宗说话,他却对明宗说:“我以前在先帝庄宗幕府做事的时候,有一次奉命出使到中山去,经过井陉县。那里的地形非常险恶,路况又不好,崎岖不平的,我深恐摔下马来跌死了,所以两手紧紧地抓住缓绳辔口,两腿用力夹住马身,小心翼翼地走,才侥幸没有出事。等走过了这段险路,到达平坦大道上的时候,心理上放松了,手脚也放松了。可不料在这平坦大道上,却狼狈地摔下马来,跌了一大跤。所以我想到,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从事天下国家大业的时候,大概更要时时留意。”
    他就这样浇了明宗一头冷水。这盆冷水当然不敢直泼,以免惹祸,于是拐了许多弯子,也可见他用心良苦。
    这位不识字的皇帝,倒蛮有器量的,听了冯道的反调,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冯道的话很有道理,甚至有一点向冯道讨好的意味,接着问冯道说:“今年虽然丰收了,老百姓的粮食够吃了吗?”这种态度和刚刚志得意满的味道不同了,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
    可是冯道还是没有阿谀奉承的话,他还是讲实际的情形和正确的道理。所以他说:“农家在歉收的凶年,很可能会饿死。如果是丰收,则所谓谷贱伤农,谷米多了,卖不出高价,还是吃亏受损。所以无论是丰收或歉收,农民的生活都是很苦。我记得进士聂夷中曾经有这样一首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首诗虽然句子很白话,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可是委婉地写尽了种田人家的实在情形,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农民是最辛劳也是最困苦的,这是身为人主不可不知道的。”
    明宗听了他这些话,大为高兴,立刻命令旁边的人,把聂夷中的这首诗记录下来,并且要常常朗诵给他听。
    我们引述这些历史故事以后,对于孟子这几句精炼的话,才能够有深刻的认识,而了解他在中国文化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性,就不会觉得孟子的话枯燥无味,平淡无奇了。
    同时,把历史和经书综合起来研究以后,我们更可以发现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的一大缺失,就是农田水利问题。直到现代,还没有获得彻底圆满的解决。如冯道所说“丰凶两病,惟农家为然。”的农村情形,自汉、唐、宋、元、明、清历代中,除了各有一段极短时期例外,农村都是如此困苦,未获解决。
    只有现在三十年来,积极改良土地,建设水库水坝,再加配肥等等措施及农技,才免除了凶年歉收的现象。丰收中又实施了以高市价的标准价格,收购余粮,避免了谷贱伤农的弊病。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善举;但农村经济受到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冲击,新的问题又复不断产生,因此有关当局仍须继续努力。二郎神和都江堰
    而过去几千年来,农田水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尤其黄河的河患,往往造成千百里地田园庐墓为废墟。耕种的田地,住的房屋,乃至于祖宗的坟墓都保不住,这又和孟子所说的中国政治哲学的“养生丧死无憾”的原则违背了。造成这种弊害的,水利不兴的原因尤重。
    我国自大禹治水以后,三代以下近两三千年以来,时有水患,而以黄河长江两大河流为烈。黄河的水利,根本就没有治好过;长江的水利工程,有所成就的,也只有上游川西的一段地方,就是远在秦始皇时代治好的都江堰。那是在四川青城山下,灌县县治旁边的一个峡口,名为灌口,也就是杜甫诗中“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所谓的“玉垒”和“离堆”等名胜地区所在。此地筑有一座水坝,在坝上有一座二郎庙,庙中所供的神像,并不是《封神榜》小说中的二郎神杨戳,而是秦昭王时,蜀中太守主持建筑都江堰的李冰父子。
    说到李冰父子,现在让我们看看清人钱茂所撰《历代都江堰功小传》中对他们的简述:
                                秦  李冰
    李冰,战国时人。知天文地理,隐居氓峨,与鬼谷友。时张若守蜀,与张仪筑城不就,兼苦水患,乃荐冰代若。
    冰营郡治,致神龟,凿离堆,以避沫水之害。壅江作堋,穿郸检两江,别支流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收其利。又引溉田畴,以万亿计。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镌石定水则,傀无失度。作大堰以扼蓄泄咽喉,称都安堰。即今都江堰。蜀以此无饥谨,号天府焉。
    冰复导洛通山洛水,与郸别江会新津大渡,穿广都盐井诸陂池,凿南安溷崖,以杀沫水,世咸飨其利,都江堰乃其较著者也。
    其作堰,破竹为笼,以石累其中,或镇以石牛石人,设象鼻鱼钩护岸。有石刻《深淘滩,低作堰》六大字,尤心传之妙者,历代尊其法,食其德,立饲致祭,元至顺元年,封圣德英惠王。
    至国朝,封敷泽兴济通祐王,载在祀典。
                              李二郎  王囗
    二郎为李冰仲子,喜弛猎,史轶其事,名字无考,世传种种异迹,荐绅先生难言之。可征者,谁作五石犀,以压水怪,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日犀牛里,与其友七人靳蛟。又假饰美女,就婚囗囗,以入祠劝酒。或谓即冰为牛斗刺杀江神事傅会之,详见《水经注》。
    然考亭朱子云:二郎与文昌,分踞蜀境,是二郎克迪前光,以得全蜀人心者,固有在也。元至顺元年,封英烈昭惠灵显仁枯王。
    国朝封承绩广惠显王。
    王囗事轶,蜀典姓源韵谱,谓与李冰同时人。方氏通雅作王囗,谓与冰同穿二江,其他无闻焉,或亦冰之良佐也。
    原来灌口这个地方,河床有一个弯道,每年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这条江上游源头的雪山上,整个冬天的大量积雪开始融化,雪水自广阔的雪山山脉数以百计的峰头,滚滚而下,汇集到灌口这个隘口时,更是波涛汹涌,声若雷鸣。气势之雄,力量之大,和今天石门水库放水时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不作适当的措施,那么灾害之大,当不止四川一省,可能遍及下游各地,与黄河的水患,互相比恶了。
    早在几千年前,李冰父子就想出了“深淘滩,低作堰”之六字真言,以抛流笼的办法,建筑这座都江堰,使这里的洪水不致泛滥。
    所谓流笼,是用青竹,剖开以后,浸过桐油或石灰,增加它的纤维拉力,以及防水渍的腐蚀力。再将这种处理过的青竹,编织成长数丈,直径一米多,有六角形空洞(俗称胡椒眼)的竹笼,然后把大大小小圆形——近似鹅卵的石块(俗称鹅卵石),填到这竹笼内,就做成了流笼。
    把这种流笼,坝作江岸,作有规则的排列,而堆积成水坝。当洪水冲来的时候,遇到这种流笼,汹涌的水势,就被阻挡,但又从笼与笼之间以及笼中鹅卵石之间的空隙通过,于是就收到了减缓水势的适度效果。堰堤水坝便安全不致被冲毁,也无堤脚被淘空的危险。只是每年要检查一下,发现了腐朽的流笼,就要更换新的。
    这座都江堰,就这样从秦代到现在,使用了几千年,堰堤不坏,功能不减。抗战时期,曾有德、英、法、美等许多西方国家的现代水利学者、堤坝专家们,到都江堰共同参观研究,认为常换流笼太麻烦,于是提出计划,以他们的现代力学方法,改建水泥坝。不料还是不行。一下子就垮了,唯有恢复原状,用几千年前李冰父子的老办法。这种流笼,我国现代的水利工程人员,目前还在沿用。但是这种流笼,如果用在黄河,就失去效用。因为黄河的流水混浊,带有大量的泥沙,流过流笼时,泥沙沉淀停滞在石缝间,很快就被淤塞起来,就失去减缓水势的功用,而终被流水冲垮。
    这历史上唯一成功的河渠水利工程,也反映出我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在经济建设方面,工商发展方面暂且不说,我们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对于农田水利的问题,则始终没有解决。
    引申到这里,我们透过孟子这简炼的几句话,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悲剧性的一面,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而一直未做到孟子所说的“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程度。同时我们也了解,这“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来的民生问题。而现在世界各国,各种政治思想哲学,都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民生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乃至共产主义也好,不管他们提的什么主张,何项办法,总不外乎解决民生问题。究竟要做到什么程度,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目标。当然,现在的民生主义,也就是上继孔孟所提出来的中国文化大同世界的理想。但看今日的实际情形,大同理想的实现,还有待我们各方面更多的努力。
                            杀人和吃人的譬喻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草。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车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这段文章的记载上,显示出来,梁惠王大概受了孟子的影响,每谈一次话,态度就好转一次。这次的谈话,比以前几次更好得多了。他一开口就说:“我愿意虚心地专诚向你请教,听取你孟先生的意见。”所以他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来发问,只是希望孟子给他一些意见,今后治国该怎么办。这种态度,看来的确是虚心而诚恳的,存心要向孟子请教。
    孟子见他那样诚恳,所以答复梁惠王的话,也是诚恳地讲实在话,一点没有虚伪客套。他以问为答地说:“一个人用棍子去打死人和用刀子去杀死人,有什么分别么?”孟子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所以梁惠王可以不加考虑地立即答复孟子:“当然没有什么分别啊!”虽然用的凶器不同,但杀人的居心,和杀死人的结果都是一样,这有什么不同呢?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孟子谈话的高明了。真是剥茧抽丝,逐步层层深入。等到梁惠王肯定了他的这个问题以后,冷不防,话锋一转,逼进一步问道:“好了,你既然说用棍或用刀,都是一样杀人。那么我再请教你,用刀和用暴虐不良的政治杀人,是不是就有所分别了呢?”
    孟老夫子这一逼,可把一个梁惠王逼得转不过弯来了,也许当时被问得愣了一下,梁惠王心里总不肯承认在施行不良的暴虐之政的。但是因为自己身为施政的一国之王,只好眨眨眼,摇摇头说:“当然也没有什么两样啊!”
    好了,两个问题一转折,把梁惠王扣住以后,正文来了。孟子于是说:“那么,现在的君主们,厨房里存放着许多肥美的肉类,马厩里养育壮硕的马匹。可是老百姓却吃不饱,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在城外郊野,还有人饿死在路旁。这种情形对照一下,可不等于是纵容驱使禽兽去吃人吗?”
    今天在富庶社会中过安定日子的人,或者体会不到这种景象的悲惨,而认为冰柜里多存一些肉,养上几匹马,又算得了什么?殊不知,在古代没有冰箱,也没有冰柜,而内府中的人多得很,储存的肉类不能不多,但是存久了会变质发臭,就只好扔掉。这就是所谓的“朱门酒肉臭”。至于养马,现在大家都坐汽车了,不知道养马的耗费。以前养一匹壮马,比十个人的生活费还多。要给它好的豆料、鸡蛋,还要喝酒,有时候是上好的名酒。那种跑马场的赛马,还要喂整枝的人参。战马当然也要吃得很好,“马无夜草不肥”,夜晚要派人去遛马,还要给马洗澡,真是一笔大耗费。现在有些人不买汽车,因为汽车每个月的油料和保养费太高了,但比起养马来,泡车的耗费又小得多。何况当时的诸侯,并不是光养一匹马,而是养许多马。大夫干部们也养许多马。还有成千上万的战马呢!了解了这些情形,计算一下所需的费用,那么就知道孟子所说的“率兽食人”一点也不假了。
    孟子这几句话,反映了春秋战国当时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大概,同时巧妙地指责了梁惠王与他下面的这些大臣和干部。另段“率兽食人”,也等于说你梁惠王的这些大臣们,和猛兽差不多,你如今就好比带了一批野兽,在那里吞食老百姓的骨肉啊!所以他又劝梁惠王说:我们看到禽兽互相残杀,弱肉强食的时候,都会非常厌恶,憎恨他们,巴不得杀掉他们。而我们民族文化,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你是一国的君主,也等于是全国老百姓的父母,应该像对自己儿女一样,去爱护照顾老百姓。可是,你现在实施的政治,还免不了好像带了一群猛兽去吃人似的暴虐,那么老百姓又怎么不感到厌恶,你又怎么算得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呢?
    孟子始终是遵奉孔子的学说的,最后他还是引用孔子的话来作结论。
    在这里,先要提出一个题外话来研究一下。原文上,孟子引用孔子的话时,是用“仲尼曰”三个字,为什么不用“孔丘曰”或“丘曰”呢?我们知道,孔丘是孔子的姓名,仲尼是孔子的字。依古礼对长辈,是可以称字或号的,甚至于对同辈的人,也只称字号而不称名的,绝对不能连名带姓一起叫。孔子是春秋时人,孟子是战国时人。时间上,孟子已经是晚辈了。而孟子是子思门人的学生,子思又是孔子的孙子,所以孟子比孔子当然是再晚又晚辈了,所以他应该尊称孔子的字号。即如在《礼记》中子思称孔子,也称仲尼,这是中国的古礼。但是到了后来,渐渐变成对长辈不能称字号了。尤其是对自己的父亲或祖父,直接称号,反倒要让人觉得大逆不道了。
    孟子在这次谈话中,把孔子的话举出来,他说:“孔子曾经说,第一个制作陶泥人用来陪葬的人,不会有后代吧!”因为他虽然没有用活人去陪葬,但所做的陪葬陶泥人和活的人一样,在心理上,还是存了以活人陪葬的想像——正如许多标榜素食的人,跑到素食馆里,大吃素鸡素鸭。诚然,所吃到的仍旧是豆腐、豆皮、豆干、面粉之类,如果心理上存了吃鸡吃鸭的念头,就和吃荤没有两样。既然这种用代替品假设,而存有一点活人陪葬的心理念头都是不可以、不应该的,又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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