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散文集-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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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琴夫妇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汉口，去了香港，在新的岗位上战斗了。
我虽正式成了报社的一员，却很少去报社。事实上，报社也没有供我
使用的办公桌。报社的人员不多，编辑、记者一共只有十来个人。但只有一
间二十平方米大小的房子作为编辑部，就显得狭小而拥挤。我在家编稿。有
时将编好的稿子送到报社去交给牧星，有时由他来我家取稿。有什么事就由
我们两人商量。审稿、与作者读者写信联系，画版及一些杂事，都由我们两
人承担。在具体事务方面，牧星做得更多一些，工作是相当繁重的。到了１
１月初，因为学校即将开学（由于初复员到南京，学校开学较平时晚了两个
月），我辞去了《大江》的编务，我最后一次发稿恰好是《大江》１００期。
我以编者的名义写了一篇《百期的话》，表达了我的心情并声明了我的离去，
接替我的编务的是前辈作家端木蕻良。他当时和演剧四队生活在一起。演剧
四队的队址就在新市场（现在改名民众乐园）旁边的南洋大楼里。
１９４７年６月，那正是震动全国的南京“５？２０”学生运动后不
久，由于受到特务的监视，我曾到上海暂避。毕业考试前夕回到了南京，考
完最后一门功课，当夜就搭船回到了武汉。想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临*？ 。
锛究Q ？ 。保？ 。沤悠傅揭患宜搅⒅醒？ 。*教。当时《大江》的编者又换了王采。
当报社的负责人得知我回来后，由副总编辑黄邦和约我谈话，他表示还是欢
迎我回去编《大江》。我同意了。这样，我一面教书，一面兼编《大江》。一
直到１９４８年的１０月，几位老朋友约我一同去鸡公山一所中学教书。那
里邻近解放区，而学校负责人的态度比较开明，我们去了可以做一些工作。
这样，我又将《大江》的编务交给了在报社工作的诗人天风。我在山上只呆
了三个月，由于受到特务追踪而逃回武汉。《大江》的编务又转回给了我。
那正是解放战争取得一个又一个巨大胜利的时期。在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升
起红旗以后，武汉也临近解放。从可靠的方面得到消息，特务将逮捕我。于
是，我通过组织的联系，于５月１日由一交通员带路，化装成一商人到了孝
感——当时那里已经解放。离开武汉前，我没有通知报社。只是留下了一些
选用的稿子，交给了《大江》的经常撰稿者蒲汀，请他代我到报社发稿。５
月１６日武汉解放，我于５月２０日连夜赶回武汉。从此，《大江》扩充了
篇幅，增加了许多新的作者，以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抗战以前，我也曾编过汉口《时代日报》的杂文副刊《偶语》。和我同
编的还有蒋文高。我们都是初中学生，十分幼稚。副刊的稿子大都是我们自
己和朋友写的。而那家报纸的发行量也少得可怜，谈不上什么影响。我们编
了一个短时期以后就罢手了。而《大江》是一家有声誉的大报的副刊。当我
接手的时候，葛琴已为这一副刊建立了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质量，在读者中
享有信誉。这使我不得不慎重从事，至少希望使这一副刊保持已有的风格和
水平。同时，那正是解放战争进行的时期。我意识到这一副刊所应担负的任
务和自己所应尽的责任。我是怀着战斗的心情来从事编辑工作的。一如我在
解放初期所写的一篇纪念性的短文所说：《大江》自然只是一个渺小的存在，
然而它却是立足在一个伟大的基础上——即争取那个人们在以血肉换取的战
斗的目标。在反动政治的迫害下面，在荒芜的武汉文坛中间，作为争取一个
据点，团结一批友人，这存在本身就有着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无论如何，
《大江》是与这个时代的命运相结合的，是与兄弟们的进军相呼应的。
当然，我们的工作会受到限制。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反映真实的现实生
活，传达人民的呼声，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到实际的政治环境，在选稿时不
能不采取有所克制的态度。但即使这样，也还是受到反动派的注意，好几次
报社负责人转达了警告。而另一面，又遭受少数在政治上比较单纯的读者和
作者的误解。譬如，有一位名叫周澄的作者写了一首抨击黑暗现实的诗来，
因为过于显露，我只好退回了。作者因而写信来愤怒地质问：“你有没有良
心？”并要求公开答复。我理解他的心情，而且知道可能还有别的读者和作
者也会有类似的不满，于是我就公开答复了：
热心的友人出于爱护本刊的心，投寄来的壮烈的呼喊，血泪的控诉，
却有些没有能够刊出。为什么？千言万语一句话：不能不考虑到现实情况。
赤膊上阵有时是必要的，但也要看一看代价，“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大江》
的不足之处，我愿承担一切责备。
… …我们是在夹缝中匍匐着爬行。有时候，在异常悲愤的心情中，我
想，那么倒不如沉默好吧：“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还写过这样的话：
文字的效用是有限的，当人们在以生命写史诗的时候，文字就更显得
无力？ 。好几次，我都想推开这劳什子副刊不编了。
事实上，这也是对反动统治的一种暴露和抗议。这些答复也是过于直
露了。但当时我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懑和渴求的。
以上所引的这些话，都是发表在“编辑地位”的栏目内。这个栏目经
常保持。有时配合发表的作品写一点读后感，对作品进行分析；有时谈一些
文艺观点；有时是与作者的通信。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在编者、作者、
读者中形成了亲切的交流。现已６０多岁的周代，回忆解放前他在武汉大学
念书时，就很喜爱《大江》。他特别提到：“人们还常常注意一块比豆腐干还
小的‘编辑地位’。”我在《大江》上发表过长诗《母亲》的第一部，那是署
名曾卓。而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为了抒发在生活中的一些感受，我还在《大
江》上发表过不少杂文和散文，那就用的是各种笔名了，如柳江、方亮、方
洛、林薇、马莱等等。解放初期，我曾从中选编了一部分，编了一个小集子
《痛苦与欢乐》出版。通过几次“浩劫”，我已丧失了这本小书，多方寻觅
也没有能够找到。那些短文倒是很能反映我在那一段时期的心情，也多少留
下了那个时代的侧影，所以我是感到一些惋惜的。
在《大江》创刊的时候，葛琴在“发刊词”中就着重提出了发现和培
养新作者的任务。
在她担任主编的那一时期，她很注意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在副刊上，
出现过不少新作者的名字。当我接手以后，她好几次对我说过，一个副刊，
需要知名作家的支持，这样可以保证副刊的质量，建立副刊的信誉；但更要
注意从自由来稿中发现新的作者，即使作者还不是那样成熟，但只要看出还
有发展的苗头，就应该与他们多联系，给予鼓励。这样既可以培养新生力量，
扩大作者的队伍；同时副刊也会显得更有生气，能更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
我记住了她的话，在这方面作过一些努力。我认真阅读来稿，只要是真正从
生活中来，有着真情实感的作品，虽然在表达能力上还不是那样熟练，也大
都给予发表的机会。有时还在“编辑地位”的栏目内，对作品给予推荐，并
适当指出其不足之处。有一些我不认识的投稿者，后来都成了《大江》的基
本作者，而且明显地可以感觉到他们在逐渐进步和成熟。譬如周代、犁夫、
彭勃、李致远、葛苓？ 。现在，他们还没有和我失去联系。前几天，我收到
葛苓一封信，他在署名前写着“一个《大江》的老作者”，使我这个老编辑
感到亲切，并得到安慰和温暖。
荃麟、葛琴夫妇于１９４６年春来到武汉，当然是肩负着党的使命的。
《大江》的创刊，可以看作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离开以后，虽然换过
了几个编辑，《大江》一直坚持着他们创刊时的宗旨，保持着原有的风格。
还应该指出，当时《大刚报》的几个负责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有时
还为我们承担了一些压力。他们是大致了解荃麟、葛琴的身分的，也知道后
来的几位编辑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在武汉解放前的那半年中，他们可能已怀
疑我地下党员的身分，但是对《大江》的编辑工作依然是放手的。另外，《大
江》也得到了不少友人的支持和帮助，它才得以在黑暗、险恶的处境中艰难
地跋涉，终于欢乐地看到，红旗在这座大城飘扬！
现在，四十多年的岁月已随着长江流走了，当我回顾编辑《大江》的
那一段日子，有些激动也有一些感慨。当时，曾有读者来信说：“《大江》是
武汉的一点光。”我在一篇短文中答复说：“这对我们不仅是值得欣慰的赞
语，而是沉重的鞭策。光么？那是只有在‘有一分热’的解释下，我们才敢
承担的。”是的，正是凭着这一分“热”，才得以经受黑暗统治的煎熬，才能
具有对胜利的渴望。当我赶写这一篇小文时，在我眼前，还时时浮现出当年
并肩战斗过的友人们的身影。其中有的已去世，如蒲汀；有的已不知下落；
即使还健在者，也大都垂垂老矣。让我在这里向他们表达我的怀念和问候。
我相信，他们也记得并珍惜那一段岁月的。１９９３年７７４曾卓文集
在大潮中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九三五年，北平“一
二？九宣言”中的这句话，激动着全国学生的心。因为，以当时旧中国之大，
也没有一个角落可以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在中国的西北角，在红军征服了万水千山到达陕北以后，那里闪耀着
红霞。但在旧中国的上空却是阴霾的天空，乌云翻滚。在“九？一八”事件
以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跨过了山海关，伸向了华北。祖国在危亡中。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活动。
那浪潮急猛地澎湃到了全国各大城市。十二月二十日，武汉各大学、中学的
学生也走上了街头。那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武汉举行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游
行示威。
当时，我是一个初中学生，我也挥舞着小纸三角旗，唱着歌，高喊着
口号，走在游行的行列里，投入到了在全国激荡的大的浪潮中。现在已经过
去了五十年，但当年的一些壮烈的情景还浮现在眼前，闪动在我心中。
我记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样雄壮慷慨的歌声是怎样震
撼着这座古旧的大城。我记得，在十二月十九日的夜间，当时国民党武汉市
市长吴国桢慌慌忙忙赶到我们学校，企图以甜蜜的谎言和无耻的威胁阻挠我
们第二天的游行，结果在同学们义正词严的反驳和抗议中，灰溜溜地走了。
我记得，大游行的第一天，反动派停航封江，不让武昌的学生过到汉口参加
这边的游行行列，一万多学生在码头上，在屋檐下过了一个寒冬之夜，受到
荷枪的国民党士兵和便衣特务的监视，而老百姓却热情地送茶点慰问学生
们。我也记得，学生们的斗争终于胜利，反动派不得不撤消对长江的封锁，
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武昌的学生终于过来了。当他们唱着歌和汉口的学生队伍
汇合在一起时，许多同学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浩荡的队伍走向已临时架上了
铁丝网的日租界前，面对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高呼口号？ 。。在那些日子
里，我一直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当时我还非常幼稚，是凭着单纯的爱国
激情和受到进步书刊影响而产生的朦胧的对理想的向往，而投身到那大潮中
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参加者。
但以那为起点，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当时参加运动的学生也都是怀着爱国热情的，而其中的在共产党领导
或影响下的进步学生是中坚力量和领导骨干。运动的大潮以不可遏止的势头
继续在向前发展。在一九三六年，武汉也建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的成
员都是在“一二？九”运动中锻炼成长的。
抗战时期，在恩施集中营被杀害的何功伟烈士，就是武汉“一二？九”
运动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另外，当时在武汉大学念书的万国瑞、李锐、潘
琪，懿训女中的学生范元甄、市一中的学生密加凡、省高的学生何公楷等等，
当时也都是武汉“一二？九”运动中的领导人或积极分子，后来都在时代的
大潮中继续受着锻炼，在我们党的各个岗位中担负起重要的任务。从全国的
范围看，也正是这样。——可以说，在“一二？九”的大的浪潮中，成长了
一代革命者。前几天我从报纸上和从荧光屏前，看到在北京的当年参加“一
二？九”运动的白发苍苍的老战士和现在的大学生座谈的消息和情景。他们
共同高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熟悉的亲切的歌声
将我带回到五十年前的情景中。而且使我想到，作为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光
辉诗篇的“一二？九”的历史任务虽然已经完成，但它的精神的光芒一直照
射到现在并将照射到将来，正是这种精神的光芒，使这样两代人联系到一起：
那就是伟大的爱国热情和为一个神圣的理想而斗争不息的意志！
更向前
一位朋友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翻检旧报时，看到了１９５０年１月
１日《长江日报》上我写的一篇短文：《更向前！》。这是４１年前的事了，
我当时保存的剪报早已在动乱中丧失，看了朋友的文章，才隐约地记起了有
这件事。但我一点也想不起写了什么。朋友在文章中引用了一句话：“对于
我们，在辉煌的阳光下勤劳地工作，是最大的愉快和对祖国的最好的祝福！”
这很能表达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元旦，我，还有许许多多人的心
情，我也很喜欢我那篇小文的题目：更向前！当时我未到而立之年，明年却
将进入７０岁了。不能不有“时间飞逝”的感叹，而现在我比当年更能体会
“更向前”这句话的份量。
前不久，在我写的一首小诗中有这样两句：“在时代的风雨中跋涉，在
生活的漩涡中浮沉。”人总是在前进的，人生的道路总不会是那样平坦。有
坎坷，有险道，有陡坡，有曲径？ 。然而，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向前走。在绝
壁前，我们迂回；在乱石中，我们开拓；在荆棘中，我们留下血迹？ 。进入
老年后，身体当然会哀弱，但精神应该还是保持健旺；脚步不免踉跄，但却
不应该停息，人生的欢乐就正在于搏斗。我们要做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而
不羡慕“坐看云起时”的隐者。
我们当然有时不免回顾，看看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们更常常倾听
未来的呼唤，那永远是一种鼓舞，一种激励。辉煌的理想是美丽的，而要达
到那理想却需要付出无穷的努力，无数的牺牲，无尽的代价。而人生的欢乐
也就正在于追求。重要的是，心中要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焰？ 。一年又过去
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将跨进新的一年。我们临近了世纪末，但我们没有
世纪末的悲哀，却只感到了日益逼近的新世纪的光辉。
是的，让我们更向前！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王大化在重庆复旦中学
在上海的友人陈必智来信，说王大化同志的公子最近找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