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散文集-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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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写了５０年了，当然大致还看得过去。而我写字已６０多年了，不但不
成体，而且简直不成形，这当然因为我缺乏基本功，没有苦练过。我又总是
图快，牛汉说我“他连写字都是匆忙中一挥而就的，我没有见过他写过工整
的楷书”。而我还有一种自我解嘲，我的字不好可能还有一个天分问题，“三
分人事七分天”，不是有许多人也没苦练过而写的字还颇看得过去么？！
由于字不好，的确使我吃过一些亏，遇到过一些难堪的场面。念书时
常常因字不好而受到老师的批评且不说了。当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个职业就
是教高中三年级的语文。我在讲台上先发制人，声明我的字很坏。而在讲课
中总是半背着黑板随意而划，用以为我的字的拙劣作掩饰，但我还是因同学
们的轻视的眼光而惶然。好在我的课讲得还不是那样糟糕，所以没有被轰下
去。这些年来，在游览一些名胜或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时，需用毛笔题字时
我就远远躲开了。有时采取别人写字我和其他不善写字的人共同署名的办
法，也应付过好几次。有时被逼得不得不写，那结果就往往使主客双方都感
到有些尴尬，一如我前面就提到的那一次。
但我还是有的字被制成了版和悬挂在公共场合，熟悉的友人偶尔向我
提到时，脸上都浮显着一种——怎么说呢，就说是“神秘的微笑”吧。
研究者说，字与为人很有关系。信然。从我的字就可以看出我的浮躁、
稚拙、不羁的性格。程云同志当是在“不羁”这一点上称道了我的“书法”
的。有友人劝我多写写毛笔字，并送来了文房四宝，说练字也是气功的一种，
并可养性。我很感谢他的好意，并信服他所说的道理。俗语说：“八十岁学
吹鼓手”，我何妨七十岁来学书法呢。
我下定决心从明日开始。不过，“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还是
蹉跎复蹉跎。冷静一想，又不免感叹“明日何其少”了。
一次难忘的险遇
旅行诚然是生活中的一大快乐。不仅是名山大山，就是一座小小的县
城，一个僻远的村庄，我都愿意看看，如果我没有去过的话。只是在旅途中
也往往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甚至使得你烦恼、狼狈的事。这里我想谈谈
我的一次遭遇。１９８８年的１２月，应联邦德国一位友人的邀请到那边进
行访问。我出过国，那是参加一个代表团，带有翻译，一切事务有人照管。
而这一次我是单独出行。出国机票是德国友人寄来的，泰国航空公司的飞机，
要去香港登机。我于起飞的头一天乘火车从深圳到九龙，是晚间到达的。在
车站前商场的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位朋友，他要我等着，他有事，将请
一位先生来接我，那位先生的特征是留着大胡子。我置身在熙熙攘攘的商场，
守着行李。过了四十多分钟，接我的人来了，虽留着大胡子，却是一个三十
岁左右的瘦瘦的年轻人，穿着随便，又显得潇洒。他帮我叫了一部出租车。
上车后，我们简单地交谈了一下，他就不大说话了。他告知了他的姓名。职
业呢？他说没有正式职业，是画家。不到一小时就到了我那位朋友的家。他
的妻子回大陆了，他要我和大胡子都住在那里。明晚他要参加一个宴会不能
送我，还是请大胡子代劳。我们谈到深夜。第二天起床后，吃完早点，我就
独自上街了。朋友要我下午五点钟前赶回来，因为飞机是晚七点起飞。他叮
嘱大胡子在家里等我。我到中环路和海边看了看，到几家书店逛了逛，后到
三联书店去看一位朋友，她请我吃了午饭，谈了些香港的情况，我就赶回住
处了，看看表，五点还差一刻。上到三楼，我看见那位大胡子艺术家坐在门
口的楼梯上。看到我，无精打采地咕哝了一声算是招呼。为什么不进房呢？
他说把交给他的钥匙丢在房里了。我说赶快找主人吧。他说打过电话，有事
出去了。我愣了一会，也就在他旁边的台阶上坐下。大胡子再也不说话了，
用一把剪刀在剪一个饮料罐。我告诉他，飞机七点起飞，我的机票和行李都
在房里呢。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低声地说“我知道，”又继续专心地剪他的
玩意儿。我心如火焚，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一会儿，他似乎完成了他的杰作，
站起来，用剪过的罐头皮——原来他是剪了一把钥匙，去开铁门的锁，居然
打开了。那一声“咔嚓”，在我听来是最美丽的音乐，心境豁然开朗，对他
的感激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但我高兴得太早了，他的杰作对于那正式大门
的锁毫不起作用。他左试右试，大门就是打不开。他又坐下了，还是那么镇
定自若。他拿出烟，给了我一支。我们不声不响地并坐在台阶上抽烟，我提
出是不是去找一个锁匠。他摇摇头，意思似乎是一时难找。我真想大声问他：
“那么怎么办呢？”但还是忍住了。我又想提出是不是把门砸开，但也知道
这是不行的。我又幻想着念几句“芝麻，芝麻”，大门会不会自动打开呢。
我苦笑了一下。对这位大胡子产生了恼怒的心情。如果是熟人，我早就要将
他骂得狗血淋头了。但我只是抽着烟，并不时看看表，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
五点半，五点三十六分，五点四十分？ 。我完全绝望了，再等下去就赶不上
飞机了，开始想着是不是去打电话通知将在德国机场接我的德国朋友和我的
在德国进修的儿子，想着回到武汉后如何向为我这次德国之行忙碌了半个
月、殷殷送我上火车的老伴交待？ 。而那个糊涂蛋大胡子只是不声不响地抽
烟。反正又不是他的事，他没必要着急。只是，我斜眼看去，他额上已沁出
了几滴汗珠。天啦，难道我的这次难得的旅行就这样葬送在这个大胡子手里
吗？！我陡地站了起来，大胡子仰起头睁大了眼看看我？ 。而这时，我听到
了上楼的脚步声。大胡子也站了起来。呵，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是我那位
朋友回来了。他看到我和大胡子站在门口感到很惊讶：“怎么，你们还没有
走？”
当他弄清了是怎么回事后，捶了大胡子一下，回头对我说：“真是你的
运气，我原想直接去参加一个宴会，临时想到该换一套衣服，这才回来的。”
大胡子叫了出租车送我上机场，还为我付了车费。当我在飞机上坐定
后，突然想着：如果我现在还和那该死的大胡子坐在楼梯的台阶上呢？？ 。
简单的交往，几乎影响了我一生
— —记我与胡风的关系谈到胡风先生与我的关系，如果仅仅限于交往，
那是十分简单的，用不多的话就可以说清楚了。但如果从另一面看，几乎影
响了我的一生，这不仅是指我曾被定为所谓的“集团骨干分子”，因而长达
近２５年在一种险恶的处境中，而且也是指在文学思想上和在对待人生的态
度上。
１９４０年的夏天，胡风当时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教，邹荻帆带我
到他家去看他，那是离学校不远的农村中的一间小土房。他一家人正围着一
张低矮的小桌吃晚饭。他穿着背心和短裤。他赶快扒完几口饭，过来接待我
们。那以后不久，也是荻帆带我到重庆张家花园中华文协去看艾青，他也正
在那里。再就是１９４７年春在南京，剧专剧团公演路翎的话剧《云雀》，
我在后台碰见了他——他是特地从上海赶来看演出的。解放前我们就只见过
这么三次面。在重庆一般的文学集会的场合，我还看到过他，那就谈不上什
么了。就是这三次见面，时间也都很短暂，没有进行多的交谈。但每一次见
面都还留下了一点印象。初次见面的那一回，他交了一叠稿纸给荻帆，出来
后荻帆告诉我，那是他写的《论民族形式问题》的部分原稿，要抄一份送往
延安去。第二次见面的那一回，他和艾青正在对将要在《七月》上发表的吕
荧写的《人的花朵》一文进行讨论。１９４７年的那一次，有人谈到一位熟
人被国民党逮捕的消息，他听后默然久之，但可以感到他心情的激动。
我没有在他编的《七月》、《希望》上发表过东西。１９４２年，我听
说他认为我的一篇受到有一些人赞扬的散文诗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情
调”，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因为他当时正在编《七月诗丛》，约了我的几个朋
友编集，却撇下了我，这很使年少气盛的我感到难堪，而且颇为忿忿，就发
誓不向他编的刊物投稿。
解放初期，我们通过两次信，一次是我请他对我发表的一个独幕剧提
提意见，他回信倒是给予了鼓励的。另一次是，我认为他在一本文集的后记
中，批评一位同志的态度和语气是过分了。他回了一封短信说：你不认为他
写的那篇批评我的文章的态度和语气是更过分么？我把那篇文章找来看了，
就再没有说什么。
从１９４７年夏到１９５３年春，绿原和我都在武汉。绿原和胡风保
持着联系，有时他将胡风的来信给我看看，特别是解放以后的那几年间。１
９４８年在香港展开的对胡风的批评并没有能说服我，倒是后来胡风作为回
答的那本《论现实主义的路》，我认为是很有分量、很有水平的。对于解放
以后他的处境我颇为同情。１９５３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我和几个
朋友一道去看过他几次，这才有机会听到他较多的谈话，直接对他有一些了
解。他对当时的文艺现状是不满的，对于那次文代会认为也难以解决问题，
他也谈到了几年来自己的遭遇，我感到了他心情的苦闷、激动和焦躁。我后
来和绿原谈到，他要冷静一点才好？ 。。绿原同意我的看法，并说路翎也有
同感。绿原要我直接找胡风坦诚地谈一谈，说这是有必要的。但我感到，我
和他不熟，又是后辈，不便谈，就罢了。一年多以后，胡风托绿原转告我，
要我对他过去的理论工作谈一谈意见。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谈。而且，
那正是１９５５年大风暴的前夕，根本不是谈理论问题的气候了。
我们过去的交往不过就是如此，有什么可多说呢？
然而，我年轻时在文艺思想上，特别是在对于诗的观点上，是深受他
的影响的。
我最初是由于对鲁迅先生的热爱而注意到他的。我将他看作是鲁迅的
战友和学生，当时有这样看法的人是不少的。他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林
语堂论》和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张天翼论》（记得署名是胡丰），他和
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战，我都认真阅读过。
那一场由他的一篇文章（那是鲁迅和雪峰授意他写的）而引起的关于
两个口号的大论战，是当时我和几个少年朋友们经常的话题。我们未必很了
解问题的实质，但本能地是站在鲁迅这一边的。后来，他编的刊物（从《海
燕》、《工作与学习丛刊》到《七月》、《希望》）、丛书，我大都看过。我认为
他是一位严肃认真而且是有很高审美水平的编者。他陆续出版的几本论文
集，我都反复读过。可以说，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在对文艺的基本理解上，
我受他的影响最大，并培养了我对理论的兴趣。由于我写一点诗，我非常注
意他的关于诗的理论。
他强调“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认为真正的诗人必须为人
类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强调诗人必须深入生活，必须与人民共呼吸；强调
诗人必须将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表现为对待生活的激情；强调诗人与诗的
一致，诗的表现力与人的战斗力不可分；同时也强调诗必须是诗，对诗的艺
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这些都给了我以教益。我现在对诗的一点理解，
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说的他对我的一首散文诗是“小资产阶级
情调”的批评，也曾使我暗自反省，我后来在写诗的道路（也就是在做人的
道路）上就有所警惕。而且，我感到可贵的还在于，他的理论文章洋溢着激
情，不仅是以道理来说服读者，也是以他燃烧着的心来感染、鼓舞和激励读
者的
由于事态是逐步发展的，对１９５５年夏季的那一场大风暴，我不能
说毫无思想准备，但问题提到了那样的高度，还是令我惊骇和悲痛，虽然我
尽可能从大的方面（政治需要），从原则上去加以理解。我自认为虽深受胡
风文艺思想的影响，但和他并无什么关系，所以在第二批材料的“按语”中，
将我定为“骨干分子”，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那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我就
处在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对于受到牵连的友人们的消息，几乎一无所
知，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也不知是真是假。一直到１９７９年的夏天，
友人田一文从成都来，说在那边的一家招待所见到了胡风，才澄清了一些关
于他的传言。那么，他还活着！我为他去了一封问候的信。他很快回了我一
封短信，谈了一点他的近况和心情，还对我的一首刚发表的诗提了一点修改
意见。看来，他的思路清晰，字迹也还是有力的。不久后他到了北京。
１９８０年我在北京见到他，却是在一家精神病院的病房中。他是由
于幻视、幻听被送进来的。那病房宽敞、整洁，而我在精神上总还是感到一
种压抑。我是将近分手三十年后第一次看到他，还可以认得出来，但显得虚
弱而衰老。那一天，他的神智还算清醒，能谈谈天，话不多，而且只能用低
微的沙哑的声音。他用喜悦的口吻谈到了前些天《光明日报》上登了一则有
关他的消息，说那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在他的名字前不带“形容词”。谈到
了他被任命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顾问，也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他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出现在艺术研究院张贴出的选民榜上。他指着桌上
的一叠书给我们看，说：“那是我过去写的东西，是一位老朋友最近给我送
来的，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自己的东西了？ 。”他在喜悦中甚至流露出一
种天真的神情。
他没有提到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只是叹息着说了一句：“我们过去犯
了什么法呵！”而当谈到还活着的和已不幸去世的朋友时，他含着泪说：“这
些年，他们为我吃苦了？ 。”他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我怀着这样的
希望生活好多年了——正是这样的希望支持我走到今天，支持我走下去。”
但是，我也感觉到了他的病态的一面：他还是有一些惶惑甚至惶恐，
对有些事将信将疑。我和同去的一个年轻的同伴向他说明了新的大好的形
势，尽可能地安慰他。他不断地点头，说：“是这样！是这样！”
第二年，我因工作去上海。他又正住在那里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是
由于幻视、幻听比过去严重，从北京转移来的。一般不让人去探望，我设法
去看了他一次。只坐了一会。他不大说话，而且露出一种不安的神情。我只
好告辞走了。
看起来，他的病情比我在北京去探望他时更严重些，我很担心会恶化。
但他终于渐渐好了起来，回到了北京。我在报刊上看到他发表了不少文章，
还看到他出席一些会议的报道。
— —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虽然带病，仍不肯好好休息。
这几年间，我到北京时，总要抽空去看看他。他静静地微笑着，不大
说话。有时闭上眼睛，我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睡着。但可以感到他的思路已
恢复正常，他的内在精神力量远比身体要强，这从他发表的文章中也可以看
出来。我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