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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传统下的独白_李敖-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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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十八日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六十九期(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台北出版)。关于张天师在明清以来失宠的情形,有两段小文献:

    一、清人王世祯《池北偶谈》卷二:

    〔明穆宗〕隆庆中,江西守臣言:〃张氏职名赐印,不载典制,宜永裁革。〃诏革去〃真人〃之号,以为上清观提点。〔神宗〕万历初,复之。相沿至今,无厘正者,使与衍圣公,公然位列何哉?

    二、清人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一:

    张真人于〔清仁宗〕嘉庆十年(一八0五)入觐。时值亢旱,命之求雨,不验,镌级。先是上意革除道教,因每岁端阳,大内各宫殿正梁,均有黄绮朱符,乃真人遣神将所悬;其尤异者五月初一子正,各殿皆悬符,不知其从何而来,至初五日亥正,则俱杳矣!有此灵迹,遂贬而不革。祷雨不应,盖不敢违天也!



 二十 十三年和十三月

    一个小孩子,在十三年来慢慢长大,在十二个月里快速的投射他的力量,使台湾文化界有一点小小的波澜——这是我二十六年来所收割的一个〃奇遇〃。一些朋友对我这个〃奇遇〃感到兴趣,我也愿意在目前这种流言满天下的时候做一次自剖,好教人知道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如何在台湾受教育、如何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如何在苦闷里奋斗挣扎、如何向他的读者们呈露他自己的真面目。这是一个自传性的故事,我最好从十三年前开始。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上海撤退前不久,我家搬到台湾。

    那时候我十四岁。在战乱中,小学毕业文凭都没来得及领,却进了两次初一(最初在北平市立第四中学,只读了一个多月,就逃难了;到了上海,改入市立缉规中学,读了不满一学期,又再逃难;到台湾后,我跳班考进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初中二年级,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着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他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

    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一九五四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捐者愈猖,笨者愈笨。在我没进去以前,我听说这系最好;等我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个系中,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抄笔记,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

    到了历史系,我真的安定下来。除了每学期终了要硬着头皮敷衍一阵考试外,其他时间,我就乐得自由自在自己读书,或是跟一些好朋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坐在校园草地上,直谈到天明。然后诸豪杰一一困了,由宣告不支者出面,掏出烧饼油条基金,大家再共襄盛举,最后的早餐一毕,纷纷做鸟兽散,各梦周公去讫,或是留给潜意识去做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了。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天以后,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一九四九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著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优宗周之陨〃的孤愤。

    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高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准;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hugo la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问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

    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不论我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我又回到学院里,翻开了《大藏经》,摊开了《宋会要》,找出了《东方学报》(actaorientalia),想用坐拥百城的丹铅方法,掩埋我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间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垦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刊。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是在去年十一月一号发表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十三个月了。十三个月来,我给《文星》写了十五篇文字,给《传记文学》写了一篇,总数虽不过十六万字,风波倒惹了不少,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一直朝我头上飞来,大有〃折杀奴家〃之概!

    我是本性嘻嘻哈哈的一个人,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不太能用板着面孔的方法去做人处世写文章。在认知上,我有相当的理智训练,但这种训练不太能驾驭我情绪上的自由自在,在情绪上,我是有宗教狂热的人。表现这种狂热的办法在我有两种:一种是强者的豪迈;一种是犬儒式(cynic)的愤世嫉俗。在前者,我喜欢有几分侠气的人物,田光、侯赢、朱家、郭解、王五一流人,他们虽然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他们的片羽吉光却是我们这一代的最好营养;在后者,我喜欢第欧根尼(diogenes)、喜欢伏尔泰(voltaire)、喜欢斯威夫特(swift)、喜欢萧伯纳(bernard shaw),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

    这种激情使我对传统的伦理教育感到不耐,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颧预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老。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急进的、爽快的、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种认识之下,我觉得上了年纪而又没有朝气的人,实在应该有鼓励青年的雅量。我说这话,并不是建议他们纷纷走上日本传说中的〃姥弃山〃,自杀以谢国人。我只是觉得他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神经兮兮,中国绵羊性格的青年人再狂妄,也可以使这一代的老不争气的人颐养天年的!老不争气的人实在应该痛感于他们的落伍与失败,死心塌地的缴出棒子或收起老调,至少不要再想拦路,大模大样的教训人。何况在目前的现状下,由于人浮于事粥少僧多,青年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实在受了很大的限制,十年代、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稍后的青年人,摆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与境界比较宽广,一个学成还乡有志教育的人,弄到个中学校长干干并不是难事(我父亲就是一例)。即使做中学教员,生活的优裕也远非今天所能比,钱穆做中学教员时代的薪水,已不是今天的中学教员所能想像。在整天想尽办法为衣食奔走的清苦主活里,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今天的中学教员不能进修、程度低落。何况一个青年人,大学毕业出来,找个中学教员也非易事(我个人就是碰壁的一个),运气或关系好的找到了,哪里还敢不在〃教学进度表〃下诚惶诚恐的帮忙执行制式教育?哪里还谈到什么学术研究?偶尔有力争上游的人;能出境的要为一日三餐出卖廉价劳力,仰洋人鼻息、度苦闷岁月;不能出境的挤进高等学术机构,每月静候救济金式的补助,恭恭敬敬小小心心的在老前辈集体领导下做小学者,甚至参与〃学界分赃〃,逃避现实,等待升迁,可是他们能等到什么时候?在老不倦勤的〃照顾〃之下,他们一点也没有施展的法子!

    以上举的例,只不过是青年人中在知识上智慧上比较优异的,而他们的前程就已如此胶着、如此晦暗,其他更广大的一群的彷徨与苦闷,自然更别提了!

    从我十四岁到台湾开始,我亲身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里长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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