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69-红碱草-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你咋提前回来啦？”我反问她。
“我和你的想法差不多。我不愿到日子回来，坐车特挤。”方怡玫朝我微笑着，“看样子咱俩挺有缘，今天又碰到一起。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新青年。那天你在小卖部像个大姑娘，书生气十足，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你的名字。”
没想到，我竟然在她的心中有了深刻的印象。这样一位清秀的少女能注意到我，令我很惊异。
列车到达盘锦站，我们一同走出月台，登上了开往大洼方向的公共汽车。
车到大洼已是下午，开往农场方向去的最后一班车已开走了。这条线路每天只有上午和中午的两趟车，今天想坐公共汽车回青年点是没指望了。
从大洼县到青年点几十里路，这得走多长时间呀！我沮丧地望着方怡玫。
方怡玫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说：“咱俩走吧，道上能截辆车更好。”
我们在公路上边走边张望。这条坑坑洼洼的土道，布满了深深的车辙。初春的风仍很冷，沟里的冰尚未开化，路旁的小柳树在风中摇曳。风在一马平川的田野上肆虐横行，飞扬的尘土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方怡玫戴着的口罩，转眼间就变成了灰色。
走了几里路，偶尔遇到几辆货车，不管我怎么招手，就是不肯停下来。正当我急得直跺脚时，嘣嘣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一台被称为“小蹦蹦”的小型手扶拖拉机驶过来。这“小蹦蹦”后面有一个拖斗，由于上下颠簸，发出嘣嘣的声响。
开“小蹦蹦”的看上去三十来岁，脸灰土土，棉袄上满是油污，分不清是老农还是知青。
我对截车已失去了信心，只好用眼神示意方怡玫上去试试。方怡玫立刻跑向路中央，冲着“小蹦蹦”司机招手喊道：“大哥，求你拉我们一段，我们实在走不动了。”不料却一脚绊在车辙里，身子一趔趄，栽倒地上。
“小蹦蹦”一个急刹车，司机被座椅腾地撅起来，“操……”他刚要发火，见是个清秀的女青年，这才缓和了口气，“哪有你这样的，多危险？”
“哦，对不起。”方怡玫眼里露出歉意，拾起掉在地上的棉帽。
司机瞅了她一会儿，这才问：“上哪儿？”
“去东方农场十营。”方怡玫说，“大哥，您要是顺道就拉我们一截吧。”
司机说：“可我不到那儿，只能拉一段，你要不嫌颠的话，就上来吧。”
“谢谢大哥。”方怡玫感激地说。我俩翻身进到拖斗车里手紧紧抓住挡板。
坐在“小蹦蹦”的拖斗里，好似上了蹦蹦床，屁股被颠得生疼。有几次竟颠得我俩头碰在一起。
“小蹦蹦”颠簸到一个岔路口停了下来。司机说：“我要拐了，只能拉你们到这儿了。”
我们跳下拖斗，再次向司机道谢。
第二部分离开了县城（2）
前方还有十里路，越往前走道越窄，很难见到机动车了。我们走出约二里地，才遇见一辆马车，我兴奋地对方怡玫说：“走，咱俩坐这辆马车。”
“能让咱们坐吗？”方怡玫有些怀疑。
我说：“不管那套，咱们跳上车，他还能撵咱哪。”
我俩紧跑几步，跳到车上。
“谁让你们上来的？”我还没坐稳，车上的妇女就恶狠狠地瞪起了眼睛。
我说：“大嫂，我们搭一段路好吗。”
“不行，哪有你这样的？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想搭车？快下去！”那妇女冲着车老板喊道，“快停车，把这俩人撵下去。”
“吁——”车老板搂住车闸，迫使马车停下来。他回头吼道：“下去！”
方怡玫拽了下我，自己先下了车。我却没动，心说我就不下，看能咋地？
车老板见我还在车上，突然抡起鞭子啪地向我抽来。我一低头，鞭梢抽在我的帽子上，没等我反应过来，那妇女一脚将我踹下车。车老板就势扬鞭催马，那车卷起一股尘土向前奔去。
我气得嘴唇打颤，要追那辆马车，方怡玫一把拽住我说：“算了吧。”
我怒气难消，手指前方愤恨地骂了一句：“臭老土！”
“老土”是我下乡后才听说的。老知青管当地老农直呼“老土”。在知青眼里，老农穿得土，说话也土，行为举止处处显露出土气。
方怡玫气得胸脯起伏着，不觉冒出了北京方言：“这老农真特，真格色，以后见这号人甭搭理。”
天色见黑时，我们才疲惫地走到青年点。
分手时，她主动向我伸出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握住了她的手。这只手纤细温热，极富弹性。头一次跟女青年握手，我浑身像过电一般麻酥酥的。以后回想起来，心里仍热乎乎，甜丝丝。
青年点异常冷清，伙食人员都没回来。还是母亲想得周到，给我烙了几张饼，不然这两天我真要饿肚子。
方怡玫的住处与我相隔一趟房。整个青年点就我们俩，我感到寂寞时，就不自觉地溜达到她那儿，她便热情地拿出糖块、饼干招待我。
她的房间不大却很整洁，她住在炕梢。墙上糊着过期的《盘锦日报》，房梁上残留着大字报的墨迹清晰可见。她的被褥叠得方方正正。
她说话的北京味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问她：“听你的口音，你一定在北京住过很长时间。”
她告诉我，她家原先在北京，她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她父亲抗战时，在贺龙手下当营长，解放后，在北京一个军工研究所当副所长。她的小学就是在北京念的。刚要升初中时，她父亲被调到沈阳的一个科研所当所长，她的家也搬到了沈阳。刚上高中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六八年秋天，她随着上山下乡的浪潮来到了盘锦。
我静静地听着她的讲述。我不敢问，怕引起她内心的伤痛。父亲的问题已让她在青年点里备受冷落和歧视。这次她提前回青年点，也许是不愿与那些鄙视她的人坐同一趟车吧。
她孤独地被排斥在群体之外。眼下与我这个不谙世故心地单纯的新知青在一起，或许能释放孤苦的压抑，寻到暂时的心理放松。
她在火车上与我不期而遇，难道是一种巧合？或是上苍有意的安排。我们的家境和遭遇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我父亲的现状只有同学知道，尚未在青年点扩散开来。
她专注地瞅着我像要看透我的内心世界。长时间被一个漂亮女青年这样注视，我还是头一次。我不自然地将视线游移到墙上，心里却突突跳个不停。
她关切地问：“你家里人都好吗？”
我说：“这次回家只见到我妈，她身体不好，比以前又消瘦了许多。”
她唉了一声，又问：“那你父亲——”
我的心忽然揪了一下，不安地瞥了她一眼。我该怎么说呢？点里的老知青曾关切地问过我的家庭，我始终没有透露父亲的现状。此时面对她的询问，我不知如何回答。我料想她不会向外传播，可还是不愿说出实情。
我犹豫地支吾着：“父亲他不在家，他……谁知道他现在啥样？”
“你父亲怎么啦？”她惊诧地瞅着我，“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我迟疑地望着她。
“你难道不相信我吗？”她真诚地望着我，目光忽然变得忧郁，“其实每个人都有内心的痛苦，也许我不该问。”
“不，”我忽然从她的眼神中读出了什么，我说，“我相信你。”
她真诚的目光打消了我的疑虑。我终于坦诚地对她说：“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着，春节也不让回家。”
“啊！”她惊诧地半张着嘴，深深地凝视着我。片刻，她语调变得异常沉重：“我父亲不仅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她的眼里盈满了泪水，“父亲被关进监狱，那些造反派春节期间抄了我的家。我实在受不了了，这才提前回点的。”
“那你母亲呢？”我急切地问。
她语调愈发悲切：“造反派让我母亲揭发父亲的问题。母亲说，不知道父亲犯了什么罪。造反派说我母亲不老实，揪住头发打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他们还到处贴大字报，污蔑我母亲包庇反革命。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我父亲、母亲这样狠毒。母亲本来心脏不好，这么折腾下去，我真担心她挺不住哇……”
方怡玫呜咽着，她脸色苍白，泪水在她脸上肆意流淌。
望着悲凄哀痛的方怡玫，我忽然联想到自己的父母，心似被钢针扎得刺痛难忍。我们像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彼此泪眼相对，默默无语，独自舔着心上那无法弥合的创伤。
第二部分荒无人迹的孤岛（1）
第七章
偌大的青年点，如荒无人迹的孤岛。我和方怡玫成了这“孤岛”上的落难者，相怜相惜地互慰着。两颗受过创伤备感孤独的心灵自然贴近了。我甚至幻想，假如青年点只有我们两个人该有多好啊！
这样的安宁只维持了两天。随着大批知青的返回，又重新热闹起来。我们只得中断接触。
同学们互相说笑着却没人搭理我。我心里忽然涌起孤寂与烦躁。我默默地走出屋，毫无目的地在旷野里游荡。
放假期间的一场大雪，使这儿的地面肿起来，积雪蒙上了一层尘土。小碗口粗的杨树、柳树，裸露着枝干，稀稀拉拉地在路旁伫立，被风吹得摇摇晃晃。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一阵高亢激昂的京剧唱腔顺风飘了过来，打破了旷野的寂静。我顺着声音寻去，见前方不远处，一个矮胖的青年背对着我引吭高唱。
我好奇地来到他的身旁，他竟没发觉，手臂正在不停地挥舞，模仿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动作，继续唱道：“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他神情专注，一副如醉如痴的样子，仿佛这个世界只有他自己。
这不是另一班同学“小地主”孙福禄吗？他大脸盘，圆眼睛，薄嘴唇，大嘴叉。他爷爷是个地主，但到他父亲时，已破落得没剩几亩地。解放前夕，他父亲到城里做小买卖，把地租给了别人，土改划成分时，便将他家划为地主。班里同学为此都称他为“小地主”。
“文革”开始后，文艺舞台上只剩下几个样板戏。这个孙福禄闲着没事儿，就跟着收音机天天学唱腔、渐渐唱得有点味道。学校演出文艺节目，就让他上台唱两段样板戏。下乡后，他累得没闲心唱。
我站在他身后，默默聆听这熟悉的唱腔。他的音域很宽，拖腔唱得高亢激越，委婉起伏，听着让人热血沸腾，仿佛走进了茫茫的林海雪原。我不忍打扰，静静地看着他痛快淋漓地唱完这段《迎来春色换人间》。
他转身发现了我不禁一怔，问：“你啥时候跑这儿来的？”
“刚来一会儿，”我望着他，“好久没听你唱样板戏了，唱得真好。”
“好啥？”他咧开大嘴，“随便解解闷呗。”
“哎，你也来一段。”他瞅着我说，“我就爱听你唱刁德一的那段。”
其实我对京剧的喜好，完全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个京剧迷。小时候，我就听他常说起“四大名旦”、“四大名生”。他最爱听马连良演唱的《借东风》。晚上，只要有空，就来他几句。耳濡目染，我对京剧唱腔也有了一些了解。什么西皮、二黄、慢板、快板、流水等，也能听出来。后来，《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现代京剧成为样板戏时，收音机天天播放，我跟着学会了很多唱段。
我在学校当班级宣传委员时，学校组织文艺汇演，从我们年级选出三个人登台演出。选择的是《沙家浜》中的《智斗》一场中男女对唱。团支书演阿庆嫂，我演刁德一，孙福禄演胡传魁。
如今，在这片荒凉的盐碱滩上，听到孙福禄那久违了的唱段，竟是那样的新鲜亲切，我真想也喊上几嗓子。
“嗬！唱得真棒，这回我可找到人选了。”指导员崔红英不知什么时候悄然而至。
崔红英是六八届知青，口才极佳。她下乡前是中学红卫兵团里的一个头头。大串联时全国各地没少去，见过世面，敢说敢为，颇有革命闯将的气概。下乡不久，因为会来事，便当上了二连指导员，又入了党。她个头很高，肩窄腰粗，走路一拧一拧的像个鸭子。长了一副雷公脸，说话眼皮一眨一眨的。不少男知青背后称她“母猴子”。胡立仁没事就说，这母猴子贼精八怪，嘴上净唱高调，干活可不咋样，就会摆弄人。
孙福禄见是崔红英，问道：“指导员，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崔红英说：“我一出门就听见有人唱样板戏。过来一看，原来是你俩呀！没想到新知青里真有人才。”
“是他唱的。”我指着孙福禄对崔红英说。
“随便哼两句，唱得不好。”孙福禄谦虚地说。
崔红英仔细打量孙福禄说：“现在全国都在唱样板戏。这段时间农活不忙，过几天营里要咱们知青搞个样板戏选段汇演。我和连长商量了，咱连也不能落后，从全连中选拔。男的就选你了，女的我再找。”
“我行吗？”孙福禄望着崔红英。
“刚才你唱得挺好，没问题。这也是为咱连争光嘛。”崔红英鼓励着。
“指导员，别光让我上啊。白剑峰唱得不比我差。”孙福禄用手指着我。
“我可不行。”我不愿出头露面，忙摆摆手。
“怎么不行，大小伙子得有点勇气。你也一块儿上。正好来一段《智斗》，大家准保爱听。”崔红英瞅着我们，“看看你俩谁来刁德一，谁来胡传魁？”
“当然他来刁德一，我来胡传魁啦。”孙福禄抢着说，“学校汇演时，咱俩就这样唱的。”
“好，就这样定了。你俩先准备着，我还得找阿庆嫂去。”崔红英说完扭头刚走了几步，突然发现从宿舍出来的尚慕春，于是拧着身子迎上去，大声喊道：“尚慕春，你跟我到小队部去一趟。”
尚慕春不禁一怔：“指导员，找我啥事儿？”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崔红英一指我们宿舍北面的小队部，领着她走了。
孙福禄得到指导员的赏识，显得异常兴奋，美滋滋地咧开大嘴嘿嘿笑了两声。他挺胸昂头地回宿舍，嘴里得意地哼唱着样板戏。
我呆愣愣地立着。望着尚慕春的背影，心生疑问：莫非崔红英让她演阿庆嫂？可尚慕春嗓音挺粗，唱李勇奇还差不多，她会不知道？
一阵冷风吹来，我打了一个寒战，这才回过神。我低着头刚转到房山头，不料与尚慕春照了一个顶头碰。
尚慕春中等个，脸微黄，鹰钩鼻，嗓音大而粗。她一抬眼，我发现她平时滴溜乱转的大眼珠子已没了神韵，两眼通红，显然刚哭过。
第二部分荒无人迹的孤岛（2）
我惊讶地问：“是不指导员让你演阿庆嫂，你为难啦？”
“什么呀？”她那鹰钩鼻一抽一抽的。她想挤出一丝笑，却突然又红了眼圈，两汪泪冻得颤颤的，不肯掉下来。她委屈地带着哭腔：“我咋恁倒霉？厂革委会往这儿寄公函说我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