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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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务局长小矾认为：“关东军此次之行动是完全适当的”。＇〔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编》，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14页。＇
与会者一致表示赞同，并准备向内阁提出增兵案。10时，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关东军的报告，考虑到侵华策略的需要和外交上的反应，决定了“不扩大”方针，并在会议后由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分别给关东军发了训示电，在传达内阁决定的“不扩大”方针的同时，赞扬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11页。＇
同时，军部的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了一份电报说：“参谋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对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参谋部的意思并不想停止军事行动”。＇［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1963年版，第118～130页。＇
关东军领会到军部和内阁的意图，即于18时继续调兵遣将，由擅自入境的驻朝鲜日军第39旅驻守西满，将第2师等关东军主力集中到长春，准备进攻吉林和黑龙江省。同时，向陆军中央请求增派3个师的兵力。20日上午，陆军三长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教育总监）会议一致决定：“此时，军部希望一并解决满蒙问题，万一内阁不同意军部这一方案，则以此为理由，直至推翻内阁亦在所不惜”。＇〔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篇》，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17页。＇
海军也积极支持关东军。这就为关东军扩大侵略提供了保证。21日上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作出攻占吉林的决定，占领长春的日军第2师奉命乘装甲列车于当日下午抵达吉林。由于吉林省代理主席、军署参谋长熙洽叛国降日，中国军队退出吉林，所以日军第2师兵不血刃占领了吉林。
从9月18日至25日一周内，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12条铁路线，完成了“九·一八”事变军事进攻的第一阶段。
日军占领的城市：19日有沈阳、长春、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还有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帮子。20日有熊岳城。21日有吉林。22日有通辽、郑家屯、牛庄。23日有敦化、蚊河。24日有巨流河、新民。25日有洮南。
日军控制的铁路：除南满、安奉两路外，对北（平）宁（沈阳）、中东（由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长春）、沈（阳）海（龙）、四（平）洮（安）、吉（林）长（春）、吉（林）敦（化）、大（虎山）通（辽）、洮（安）昂（昂溪）、吉（林）海（龙）、营（口）沟（帮子）各线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控制。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与东北沦陷
一、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民族投降主义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通过“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地区，从中国方面讲，主要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推行了绝对不抵抗政策。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准备侵占中国东北的时候，蒋介石于1931年6月6日发表《告全国将士书》，称“赤祸”是中国的“最大祸患”。21日，蒋介石离南京赴南昌，7月1日在南昌行营发布命令，亲自指挥30万国民党军队，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23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蒋总统秘录》，中央日报译印，1976年版，第7册，第185页。＇　这是蒋介石首次作为国策公然提出的卖国方针。
11月30日的讲话，把“攘外应先安内”改为“攘外必先安内”，作了进一步强调。以后蒋介石的许多讲话，反复强调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亦皆源于此。
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其主要原因是他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极端仇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力量。在蒋介石看来：“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页。＇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8月22日），蒋介石又在南昌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苛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荣孟源：《蒋家王朝》，第51～52页。＇宣誓3个月内“肃清”江西红军。
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宣誓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28～130页。＇
12月20日，宋庆龄发表时局宣言，指责蒋介石国民党“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而美其名曰党治。”＇《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1年1月1日。＇　1932年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共”会议，部署第四次“围剿”时说：“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同年12月14日，在内政会议上又称：“攘外必须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40～41页。＇
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并侵占热河之后，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部署第五次“围剿”时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这样，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专心致志地进行“剿共”战争，对民族敌人推行不抵抗政策，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早在1927年10月，蒋介石由张群陪同访日时，就于11月5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达成“圆满的谅解”，其中包括“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会见新闻记者团时，表示“保证对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加以考虑”。＇〔日〕山浦贯一：《森恪》，森恪传记编纂会，1940年版，第614页。＇
1931年10月，蒋介石派遣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时，许代表蒋介石声称：“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部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党可同意向日本……让出东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1932年，蒋介石为其不抵抗政策辩解说：“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1年版，第317页。＇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指示东北军将领，对于沈阳紧张局势，“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9月19日，外交部致日内瓦施（肇基）代表电称：“现已完全证实，我方毫无挑衅举动，日军公然向我攻击，我方虽绝未抗拒，而彼仍继续向我开火，炮轰我营房及兵工厂，星期六晨六时半，占据沈阳全城及其附近……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李云汉：《九一人事变史料》。正中书局印行，1977年版，第453～454页。＇
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要求全国人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申报》，1931年9月23日，第八版。＇后来的事实证明，国联决不会也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日本侵略，蒋介石依赖国联，实质上也是为推行他的不抵抗主义作掩护。
二、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绝大多数中国军队不战而退
“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其主要责任应由蒋介石承担，因为他是不抵抗主义的决策人，这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但张学良也有一定责任。
就连张学良的部下、东北军著名将领何柱国也承认：“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曾多次指示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要采取不抵抗主义，张学良均一一遵照执行。
1931年6月8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对蒋介石的《告全国将士书》表示“钦服莫名”，愿率旅“唯钧座之命是从”。＇《国闻周报》第8卷第23期，1931年6月15日。＇7月间因万宝山事件，蒋介石在江西抚州给张学良拍发电报称：“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其利用共产党，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人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张学良复电也说：“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盛京时报》1931年7月15日。影印本，第79册，第449页。＇
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8月又给张学良发一铣（代16日）电，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6页。＇
9月6日，张学良电令臧式毅代主席、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7页。＇
正是由于张学良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步步得逞。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解除了思想武装，对日军疯狂的战争准备毫无戒备，以致事变发生后缺乏有力的指挥，被日军各个击破。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长期留驻北平，9月18日，得知沈阳事变消息时，他偕夫人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东北边防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正在忙于为其父作寿。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留住北平；黑龙江省军政大权交其子万国宾代理，他在北平遥控，当时他最关心的是尽快将眷属家财由齐齐哈尔转哈尔滨再转天津。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父殁回锦州治丧，由军暑参谋长、省府委员熙洽代理。在沈阳城内的东北及辽宁省各机关军政要员，事变前也大半不在岗位。“九·一八”事变之夜，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未回军营指挥。3个团长，王志军在营中，张士贤当晚回家未归，王铁汉听到炮响才从家返回营中。因此，当日军突然袭击北大营时，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中国军队大都不战自溃，丧失东北大片领土。“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方面关东军的正规部队约有1。04万人，另有在乡军人约1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等约3000人，共计约234万人。而东北军的总人数约有30万人左右。除因军阀混战调到关内的11万人外，留在东北的尚有近20万人，其中驻辽宁6个旅，驻吉林9个旅，驻黑龙江5个旅，另外还有公安、警察部队。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边防军序列如下：
司令长官：张学良
副司令长官：张作相　万福麟
参谋长：荣臻
驻辽宁部队（张学良兼）
第7旅：旅长王以哲
第12旅：旅长张廷枢
第20旅：旅长常经武
骑兵第3旅：旅长张树森
洮（安）辽（通辽）镇守使：张海鹏（辖省防旅）
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辖省防旅）＇东边道镇守使驻山城镇，管辖辽宁东边一带23个县。＇
驻吉林部队（张作相兼）
第22旅：旅长苏德乃后为赵毅
第25旅：旅长张作舟
第26旅：旅长邢占清
骑兵第4旅：旅长常尧臣
吉（林）长（春）镇守使：李桂林（辖第23旅）
延吉镇守使：吉兴（辖第27旅）
滨江镇守使：丁超（辖第28旅）
绥宁镇守使：赵芷香（辖第21旅）
依兰镇守使：李杜（辖第24旅）
炮兵第10团
卫队团
驻黑龙江部队（万福麟兼）
第1旅：旅长张殿九
骑兵第1旅：旅长吴松林
骑兵第2旅：旅长程志远
黑河镇守使：马占山（辖第3旅）
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辖第2旅）
炮兵团
卫队团
海军海
防舰11艘
江防舰8艘
东北军除装备、教育训练和作战准备不如日军外，数量居绝对优势，加之群众支持和熟悉地形等条件，如能坚持抗战，即使一时不能取胜，也不致失败得如此之惨。日本发动这次进攻，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胜利把握，非常害怕中国一致合力抵抗。如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干应付矣”。＇国民党行政院档案〔2〕3374。＇
可是，据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揭露：‘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东北日报》1946年3月24日。＇张学良则叫东北军政大员“严饬所属对此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干事无益”，并“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而荣臻说得更明白，他命令北大营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页。＇
当时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8月间即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旅长王以哲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说：“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遇事要退让，军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