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泄幕逃罚虾Ｈ嗣癯霭嫔纾�1961年新1版，第229页。＇
以戏剧为例。
“七·七”事变第二天，上海文化界集体创作并演出了第一部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充分表达了“用笔的时候用笔，有嘴的时候用嘴，到嘴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势将血肉和敌人相持于战场”的决心，演出工作者战斗热情之高昂和观众反映之强烈是空前的。“八·一三”事变后，汇聚在上海的10余个救亡演戏队分途到各地进行抗战宣传，演出了《八百壮士》、《我们要反攻》、《在烽火中》等许多反映淞沪抗战的剧目，激发了人民奋起自卫、抗日救亡的热忱。上海沦陷后，全国18个戏剧团体，全国几乎超过95％以上的戏剧人才都集中在汉口。在第三厅组织下，各演剧队、宣传队分头进行巡回演出，为被侵略者呐喊，为战士们颂扬，发挥了战斗威力。旅居香港的戏剧工作者仅1938年就开展了近200次抗战演出活动，演出剧目达六七十种之多，其影响之大波及到南洋华侨。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文化工作者还创作演出了小型化、通俗化的活报剧、街头剧甚至茶馆剧、游击剧等，如《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演出极为广泛，观众印象极为深刻。各演出队不仅深入到战场、敌后、大后方，有的还到东南亚各地进行演出。抗战中不少作家投身杀敌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因各种原因牺牲的戏剧工作者就有36人。＇《大公报》1944年5月20日。＇
对于抗战戏剧的历史功绩，剧作家田汉曾这样评价：“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的作用。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又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1942年），《戏剧春秋》2卷2期。 ＇
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勃兴、在与各种逆流的搏击中艰难前进的。进入抗战相侍阶段之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日益尖锐，这场斗争必然反映到文化战线上来。
广大文化界人士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政府的文化专制以及大肆泛滥的复古文化等展开了不屈的斗争，在暴露黑暗展示光明，坚持抗战与民主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功能和战斗作用。同时造就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革命文化战士。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九章 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
第三节 战区工厂、学校内迁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沿江各地的工矿企业和高等院校，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内迁运动。这是中国持久抗战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也是广大实业、教育各界抗日救亡的辉煌之举。工厂与高校的内迁，在中国抗战史乃至民族发展史上写下光荣而珍贵的一页。
一、沿海地区工厂内迁
抗战前，中国工业大部集中于沿海和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工业基地落入敌手。“一·二八”事变后，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又受到侵略威胁。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集中了民族工业的大批精华。据经济部对工厂登记统计，1937年底全国工厂总数为3935个，仅上海即有1235个，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省份有2063个，占总数51％，一旦战事扩大，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摧残。一些爱国的有识之士早就对这种不利于国防的工业布局表示担忧，一再呼吁把沿海工厂迁到内地，以保存经济实力。全国抗战前，政府虽有工业重心内移建立后方基地的设想，个别兵工厂已行迁并，但沿海地区工业迁移基本没有动作。“七·七”事变后，平津失陷，上海危急，日军的炮弹打进了厂房，国民政府方被迫议决将沿海厂矿向内地迁移。
1937年7月22日，国民政府设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部署各项紧急动员事宜。资源委员会旋与沪厂家洽商，劝导迁移，并拟迁移各机器厂、大鑫钢铁厂、中国煤气公司、大中华橡胶厂、康元制罐厂和民营化学工业社，由政府补助迁移经费56万元，在10年内每年奖励金额25万元，允由政府代商银行低利息借款329万元，并允拨给用地500亩。
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议决：“奖励金暂从缓议，余通过。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力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业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6页。＇ 监督委员会（简称监委会）由林继庸为主任委员，连夜赴沪督导迁移。
12日，林继庸在上海召集五金、机械、化学、冶炼、橡胶、煤气等厂方代表，接洽迁移办法。旋即组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简称迁委会），由颜耀秋为主任委员，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在监委会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确定工厂迁移的目的地为武昌，如有相当理由经监委会批准可迁入其他内地。决定由资源委员会派员在武汉主持划地及银行接洽事宜，并由迁委会派员驻武汉，成立武汉办事处协助工作。同时派员在沿途协助转运事宜。迁委会成立、内迁工作正式开始未及两日，“八·一三”沪战即发生了。
国民政府原打算只援助与军火制造直接有关的工厂，计划一个月内完成内迁。但随着战事日紧，要求内迁的厂家不断增加。到9月中旬已有125家民营厂报名内迁。鉴于请迁者日多，原案56万元已不敷分配，资源委员会于9月18日向行政院提出《迁移工厂扩充范围请增经费办法》。经行政院议决，旋由新设的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于9月27日召集各关系机关会议，决定增拨经费、地亩额，再迁天利氮气厂，天盛陶器厂，天原电化厂，天厨味精厂，三北、公茂、和兴、中华等8家造船厂，以及中华书局等文化印刷厂10余家。
同时，国民政府明确规定了战区厂矿迁移原则。迁移之工厂矿厂分为两种，一为军需厂矿，一为普通厂矿。军需厂矿，包括兵工所需之机械、化学、冶炼工厂及矿厂，动力及燃料工厂及矿厂，交通器材制造工厂，粮食及被服工厂，医药品工厂，其他军用必需品工厂，由政府命令迁移，而予以下列诸项奖励：
（1）补助迁移费；
（2）免征各种转口税及落地税，并得按军用品减收运费及优先运输；
（3）拨给建厂地亩；
（4）由政府担保或介绍银行借低利息贷款；
（5）发给奖励金等。
普通厂矿，为军需厂矿以外之厂矿，由该厂自愿迁移；经主持机关核准后，得予以免税免验便利运输，代征地亩等便利。
此外，还对民营工业提出了扶植政策：
（1）对于战区厂矿，设法迁移内地，辅助复工；
（2）对于后方工厂，设法增加资本，扩大产量；
（3）对于新兴企业，予以种种奖助，俾得创办；
（4）对于工业材料之必需取给国外者，设法统筹购储，分配使用；
（5）对于工业之所需之技术员工，设法增求登记，分发服务。＇国民政府经济部：《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1938年6月），《民国档案》1989年第3期，第35页。＇
在国民政府优惠内迁政策的鼓励和有关部门的督导下，深明大义、救亡图存的广大内迁厂矿职工和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迁厂的热情十分高涨。
在一场规模空前的淞沪会战激烈进行的同时，一场规模空前的中国近代工业大迁徙也在紧张展开着。迁厂工作极其复杂，困难重重，在日军炮口下把大量的机器设备拆运出来，其风险更是显而易见。尤其交通阻滞，运输极为困难，铁路车辆皆供军用，工厂迁移均以民船经苏州、镇江转轮上溯，途迂行缓，间受阻挠，困难殊多。然而，内迁各厂满怀爱国激情，“誓不以厂资敌”，冒着连天炮火抢拆、抢装、抢运，长途辗转，历尽千辛万苦，陆续抵达武汉。
正如有人所说，“冷冰冰机器，每每涂上热腾腾的血”。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上海地区工厂大规模拆迁工作被迫停止。
上海及附近各工厂物资沿长江迁移的运输，至12月10日镇江运输站撤退，乃告一段落。除去公营及国营工厂不计外，先后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及材料共有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重庆新新出版社，1942年版，第14页。＇
由于战事发展迅急，加之其他种种原因，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沿海地区迁出的工厂为数较少，有的只将部分机件迁出。内迁的工厂多为五金机器厂、电工厂、化学厂、造船厂、文化印刷厂及制药厂，还有少数纺织及轻工业厂。
以上海为主要地区的内迁工厂绝大多数集中于武汉地区。据统计，截至1937年12月1日，由上海迁到武汉之工厂，经迁委会、监委会补助迁移费或予以便利援助迁移者凡123家，迁移机器材料12000吨以上，工人约1500人。＇《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6页。＇
至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之厂矿达137家，机器重量25700吨，随同内迁的技术工人2300余名。＇《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0页。＇
武汉，这个华中重镇，自国民政府撤出南京后一度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各内迁工厂陆续到武汉后，立即着手测地建屠，招工购料，设法开工。在武汉先后成立了迁鄂工厂联合会和工矿调整委员会驻汉办事处，以协助内迁厂的安置与复工。在1937年内复工的有37家，1938年元月，又有27家复工。＇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重庆新新出版社，1942年版，第22页。＇
据复工仅一二个月统计，60余厂承造军用品的产量总值，即达170余万元，＇《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0～62页。＇为抗战做出了贡献。然而，相当多的内迁厂家到汉后未能适时复工。除政府安排不周以及电力不足等问题外，主要是购地问题旷日持久不得解决。有的厂家见武汉无法立脚，加之战争日益紧迫，干脆直接迁往四川等地。
日军占领南京后，其侵略矛头直指武汉，国民政府以武汉为轴心筹设工业区域的计划遂成泡影。迁汉工厂大多立足未稳，不得不考虑再度内迁问题。
此时，正在汉口养病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积极争取滞留武汉的工厂转迁到四川，并派四川工业专家和官员由川飞汉向各厂家介绍四川的资源、设厂的环境，而且在运输、厂地、电力、劳工、原料、捐税等方面给予优惠与方便。各厂家深受感动，纷纷报名迁川。1937年12月底有20余家工厂表示迁川，翌年1月中旬已准备即可迁川工厂达41家。当月，工矿调整委员会派员与厂家代表到重庆及四川其他拟迁厂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勘测，尔后又组织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安排迁川各项事宜。
二、武汉地区工厂折迁
南京夫陷以后，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汉地区工厂继续内迁到四川、贵州、湘西等大后方。工矿调整委员会遂着手动员武汉地区迁汉工厂和原有工厂再度内迁，进行抗战以来第二次工业大迁移。1938年3月22日，刚由工矿调整委员会改组成的工矿调整处，召集武汉三镇机械厂家代表讨论迁移问题，催促各厂做好一切准备。工矿调整处除协助迁川工厂外，还规定了工厂迁桂、迁滇协助办法，同时，招募各种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派往适宜的厂矿或技术机关服务。
6月9日，日军逼近马当防线，国民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工业，各类大小工厂，凡对军需民生有用者均在拆迁之列。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迁移费用由以前的无偿拨付改力提供贷款，运输、复工奖金缺乏者给予低息贷款，凡来不及拆迁的工厂皆予炸毁。
7月17日，国民政府决定留汉各政府机关人员须于五日之内迁往重庆。
工矿调整处得知武汉形势将届严重关头，益加紧敦促拆迁工作。除四川、湘西两处已派有人员部署外，还派员赴湘南、广西、陕西等地布置迁厂事宜。
在武汉地区，工厂拆迁分两部分进行。一部分是外埠迁汉工厂的再迁，共迁出机器钢铁工业、造船工业、电焊工业、电器及无线电工业、化学工业、医药工业、纺织工业、矿业以及其他工业共170多个厂家。另一部分是武汉原有工厂的拆迁。工矿调整处派遣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分头四处劝导督促，并协助工厂拆迁。武汉三镇着手拆运者，有化学工业、机器翻砂工业、织染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厂家共150余个。
至8月中旬，除少数工厂被限期拆迁外，一部分厂家迁往湘西、湘南、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大部分厂家迁往四川。及至武汉撤退，除沙市尚有数厂外，武汉地区厂矿大迁移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内迁工作转向宜昌与重庆之间，宜昌为迁川的中转站，各厂物资在此换乘木船入川。自7月下旬以来，政府各机关人员继续西移，在宜昌候轮者人数逾万，兵工署及民营厂矿物资络绎长途，在宜昌江边堆积如山。武汉失守后，宜昌岌岌可危。在轮船运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又雇用木船，紧急疏导，紧张抢运，入川各厂陆续抵达目的地。宜昌航运直至1940年6月中旬宜昌沦陷乃告终止。
据统计，截至1938年底，迁往内地的厂矿已达304家，机件重量达5万余吨。这304家厂矿中，迁往四川的有134家。详见下表：＇《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2～63页。＇
内迁厂数统计表（1938年12月底）
迁往省区
业别四川湖南广西陕西其他
省区共计
机器五金51551033122
电器无线电862 117
陶瓷玻璃531 110
化学22422131
罐头食品73 1415
印刷文具19 3 22
纺织染1044214171
其他8 1 9
矿业43 7
共计134118212011304
上述厂家，到达目的地后，积极筹备建厂复工。至1938年年底，复工者达81家，产品价值己达438万余元。
在上海、武汉工厂拆迁的过程中，其他战区的部分工厂也相继拆迁转移。
如河南郑州、漯河、许昌、孟县，山东济南、青岛，山西绛县等42家工厂迁往陕西关中地区（其中一部分再迁入川），拆卸机械1。5万余吨。
在众多的民营工厂实行内迁的同时，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兵工署、军需署管辖的兵工厂、军需厂也先后奉命迁往内地。除少数迁往湘西、贵州等地外，多集中于四川重庆地区。较大的兵工企业，如金陵兵工厂、济南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以及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含迁汉的上海炼钢厂和汉阳钢铁厂及大冶炼铁厂、六河沟公司湛家矶炼铁厂、萍乡煤矿的部分设备）均迁往四川重庆地区；巩县兵工厂先后辗转迁往长沙及湘西安化、沅陵等地。由于对兵工企业实行了比民营企业和普通国营企业更为优先的政策，因此，兵工厂的迁移相对来说比较彻底和顺利。这对于迅速建设后方战时兵工生产基地，保障军队作战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
整个工厂内迁工作持续到1940年基本结束。据统计，截至1940年底战区内迁民营厂矿448家、内迁物资12万吨，技工1。2万余人。其中大部分迁入四川，计254家，湖南121家，陕西27家，广西23家，其他省区23家。
这些内迁工厂中，机械厂占40。4％，纺织厂占21。65％，化工厂占12。5％，教育文具厂占8。26％，电器厂占6。47％，食品厂占4。91％，钢铁厂占0。24％，其他厂占5。57％。＇吴文建：《中国工矿业之内迁运动》，《新经济》7�
![[战争]蓝与黑 作者:王蓝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