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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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恳言相劝和新四军皖南部队准备北移的实际行动，反而认为“佳电”所取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的态度为软弱可欺，竟步步进逼。
12月8日，又以何、白名义发出“齐（8日）电”，声称“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悉数调赴河北。”＇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9日，蒋介石发出“手令”，令“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新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10日，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至12月31日新四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令皖中李品仙部于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企图堵击新四军皖南部队渡江北移。12月下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调集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准备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
蒋介石在对中国共产党施加重大军事压力的同时，又施展哄编的一着。12月25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这一天，是4年前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获释的日子。约见开始，蒋介石就对周恩来说：“连是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他说：“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倒台吗？现在八路、新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十六年，我们何尝不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他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右，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周恩来在第二天向中共中央报告时，对蒋介石谈话中的许多承诺，一针见血地指出是“靠不住”的因为“其局部的‘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122页。＇
12月29日，上官云相在安徽宁国召开作战会议，确定进攻部署：以其第52、第108师为右翼军，展开于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以其第40、第144师、新编第7师为左翼军，展开于茂林、包村、钱家桥之线，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将新四军皖南部队压缩至长江边相机歼灭。同时，以第79师于太平、石埭之间，以第62师于榔桥、三溪镇之间，占领阵地，阻止皖南部队南进；以第88军、忠义救国军和第2游击区部队于苏皖边郎溪地区，阻止皖南部队东进。并限定以上各部必须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
至此，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反共内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鉴于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于12月31日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华中的战略部署的指示》，强调指出：“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1页。＇
根据上述指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立即在华中、山东各地及新四军各部队中进行坚决自卫的紧急动员和军事部署，同时，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和苏南部队也积极准备接应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
二、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抗敌报》发表长篇社论《临别之言》和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告皖南同胞书》。4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共9000余人编成3个纵队按照拟定的路线，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准备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长江，向江北转移。
由于连日大雨，皖南部队行动受阻，至5日15时才到达茂林地区。7日，在星潭附近即遭国民党顽军第40师拦击。8日，被迫改向西南廉岭、高岭方向行动，又遭顽军第79师阻击，不能前进。遂又改向西北茂林方向突围。此时，顽军新编第7师、第144师已占领云岭、茂林等地，第40师和第144师加紧从东、西两个方向对皖南部队发动进攻。叶挺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激战一日，终将顽军击退，皖南部队转移至茂林以东5公里处的石井坑，准备整顿队伍继续突围时，又遭顽军第40、第52、第108、第144师等部的围攻。
皖南部队宁死不屈，浴血苦战。
12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新四军全军东进，行至太平、泾县间之茂林，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已六天，突不出去”，“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周恩来立即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严重抗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周恩来要蒋立即下令国民党部队撤围，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
蒋介石表面上虽答应下令查处，但背地里却督令顾祝同加紧围攻，务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12日，国民党顽军5个师对被围的新四军皖南部队实施向心合击。叶挺指挥部队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继续与顽军作殊死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至14日，除2000亲人突出重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叶挺在与顽方作最后谈判时被扣，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袁国平突围时牺牲。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这就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竟于1月17日晚，令国民常中央通讯社发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电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悍然宣布新四军“抗命叛变”，着将该军番号撤销，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这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来得后，立刻打电话给何应钦，义愤填膺地痛斥产：“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后，又乘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外，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由于国民常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终于出现了严重危机。
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
皖南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共中央决定：仍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言谈话，全面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和1月17日命令的反动实质，强调指出“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三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强烈要求：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家属；停止华中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停止全国各地残杀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的犯罪举动，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周恩来、廖承志等在重庆和香港等地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17日深夜，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登在次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在重庆广为散发，轰动了整个山城和国民党统区。18日下午，叶剑英主持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的文章，经周因业审阅后，印成传单散发。同日，董必武还与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交谈，介绍皖南事变真相，商讨对策。与此同时，瘳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国际社会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作出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廖承志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19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种形式，揭露和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政治上、军事上做好反击顽固派的充分准备；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开展坚持抗战、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
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运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坚持抗战。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言谈话，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外理好皖南事变，做到下列几件事（通称“善后办法12条”）：
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75页。＇
25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新四军军部在江苏北部的盐城重新成立。
尔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以苏中地区部队编为第1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以淮南地区部队编为第2师，张云逸兼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以盐阜、皖东北地区部队编为第3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淮北豫皖苏边区部队编为第4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鄂豫边区部队编为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苏南地区部队编为第6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皖中和原皖南地区部队编为第7师，张鼎丞任师长，曾希圣任政治委员。全军共7个师和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
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极力动员全国报纸、电台刊登和广播污蔑、中伤新四军的消息和社论、评论，一方面则广泛宣传皖南事变纯属军纪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
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演说中宣称：皖南事变“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企图用执行个别、局部的军纪问题来缩小事变的严重性，掩盖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责，欺骗中外舆论和人民群众。
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把解决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正确处理皖南事变善后的严正立场和合理主张，则获得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势力的广泛同情和热情支持。
国民党中央委员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及参政员张一鏖和老国民党员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曾三次写信给蒋介石，极力反对“围剿”新四军，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各民主党派著名人士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张君劢等与周恩来叙谈，对国民党大夫所望，痛感必须反对内战，坚持团结抗日，并准备发起成立民主联合运动，抵抗国民党的压迫。
在军界，指挥着25万将士的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多次表示不愿内战，愿意推动时局好转。
冯玉祥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挽回人民的反对。
而各地方实力派，如山西的阎锡山，榆林的邓宝珊、高双成，绥远的傅作义，宁夏的马鸿逵，以及云南的龙云，广东的余汉谋等，在此次反共高潮中都站在中立地位。
在文化界，数百名著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海外侨胞联合会及著名人士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分别通电全国，谴责蒋介石倒行逆施，要求制止内战，反对枪口对内。
在新闻界，许多进步的新闻记者纷纷发出电讯和评论，认为皖南事变直接影响中国抗战前途，深感事态之严重，要求英美等国对中国当局施加压力，勿使事态扩大。美国纽约《华侨日报》、苏联《真理报》、菲律宾马尼拉《建国报》、印尼《民报》和香港《南华日报》等先后发表评论、专论，强调：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不会破裂，中国内战会不会发生，已引起全世界人士的关切，国内外同胞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尤为惊心动魄，因为这不仅影响抗战能否继续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问题。强烈呼吁蒋介石“以善其后”，大声疾呼“枪口一致向外！”＇《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页。＇
苏联对皖南事变的制造者提出了抗议，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1月25日会见蒋介石时表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英、美也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英国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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