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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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陕甘宁边区部队，在生产工作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各机关部队积极经营农业和工副业生产，以求生活自给和现品自给。＇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后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并作了《组织起来》等讲话。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的基本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
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892页。＇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当时各根据地所处的具体环境，制定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
1。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由于农民占整个人口的80％，抗日根据地处于农村环境，抗战所需之物力、财力大部分来自农民，因此必须以发展农业为主，同时发展其他生产事业。
2。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根据地的主要经济成分有五种：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地主经济。除对地主经济要限制其剥削外，其他各种经济都要发展。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战争，改善人民生活。
3。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与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都很分散，交通又不方便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在经营方针和政策方面的统一领导原则下，必须让下面分散经营。
4。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
5。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在自愿原则下，组织农民建立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劳动合作组织，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强调，在经济工作中，应该以90％的精力去发展生产，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的一切领导人都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本领，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指引和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学校、部队通过生产，解决了所需经费的70％，1942年部队和地方政府的经费完全由自己解决。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贯彻以农业为主发展经济的方针，在财政极困难的情况下，向农业投资1000万元，其中仅延安等7个县就发放贷款158万元，农具4980件，增开荒地10万亩。此外，还发放植棉贷款。边区政府的措施使1942年全边区的粮食产量达到148万石，比1941年增加2。78万石，棉花增收43。5万公斤。
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之后，边区政府把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促使农业和工业生产大幅度增产。
1943年和1944年粮食产量均超过了180万石，1944年公营、私营和家庭纺织业共织布16。2万匹，其中家庭纺织业占11万多匹。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各留守部队生产成绩最为显著。
1941年3月，第359旅等部队响应中共中央实行屯田政策的号召，分赴南泥湾、大凤川、槐树湾等地屯田生产。第359旅进入南泥湾的当年，即开垦荒地1。12万亩，收细粮1200余石，粮食自给率达到79。5％，经费自给率达到78。5％；1942年，该旅官兵开荒种地2。68万亩，收细粮3050余石，粮食和经费的自给率分别为96。3％和90。2％；1943年，该旅开荒种地10万亩，收细粮1。2万石，在自给有余的同时上交公粮近万石。1943年，全旅共养猪4200多口，牛820头，羊7800多只，实现了“两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目标。当年全边区的部队共种地20万亩，收细粮3。1万石，开办工厂作坊89个，商店74个，经费自给率最低的也达到了51％。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的频繁“扫荡”、“蚕食”，1941年至1942年间，根据地巩固区大为缩小，生产生存条件遭到极大破坏。为了根本扭转边区经济的困难，1941年8月边区政府召开了边区第二次经济会议，明确提出迅速建立起边区自给自足的独立的抗战经济，指出：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是粉碎敌人经济毁灭边区的唯一保证”，“是坚持敌后独立抗战的唯一保证”。会议要求普遍团结组织广大的小农经济的力量，活跃发展边区生产，在大力发展农林牧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同时，适当提倡种植工副业生产所需之经济作物棉、麻、油等，大力提倡和奖励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生产，适当发展采煤、冶铁等重工业和军工生产，以解决边区必需品自给自足的问题。在边区政府的领导组织下，1941年至1943年，全边区以“消灭熟荒，防止新荒，开展小型水利”为重点，修旧渠、开新渠1056道，凿井1309眼，可浇地19万余亩。实验推广了“燕京”、“靠山黄”、“曲五”等多种适宜山区种植的抗旱粟，可提高亩产10～15％。1943年，全边区开展农业生产劳动竞赛运动，以“组织劳力互助，解决人力畜力困难”，“普遍锄三遍”，“定户计划、提出奋斗目标和季度管理措施”等三项内容为中心，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晋察冀根据地的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在民用工业方面，1940年9月边区政府民用工矿局成立后，3年中共建3个煤矿和皮毛、皮件、造纸、农具、瓷器、炼油、纺织等7个直属工厂。在自制各种机械和农具，提炼煤油、润滑油，自制纸张、电池、油墨、肥皂、酒精以及皮毛染色、纺毛染毛织毛等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并推动了边区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开展更是具有群众性的广泛基础，仅北岳区在1942年底和1943年初，就有各类纸厂数十家，月产纸可达数百万张；各种油坊近200家；纺纱织布的妇女有近4万人。在军工生产方面，边区军事工业在创建初期仅能简修枪械，复装子弹。
1941年后，自力更生试制出无烟火药和黄铜弹壳，可以完全自制子弹。
以后又成功试制了“硝化甘油炸药”和“硝铵混合炸药”，以及雷管等。到1944年，边区军事工业已发展到月产捷克式步马枪100支，掷弹筒65个，枪榴弹223个，硝酸炸药1340斤，无烟火药500斤，黄药手榴弹1万枚，七九子弹1。9万发，复装子弹3万余发，基本满足了边区部队的弹药需求。
晋冀鲁豫根据地也全力动员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边区政府组织和帮助群众普遍制订生产和安家计划，通过贷粮贷款扶助群众恢复和兴办水利事业，大搞纺织、运输和家庭副业生产。
1942年全边区发放农业贷款1657万元，1943年又发放9570万元，增加近5倍。
1943年边区政府在太行区东线一次就发放纺织贷款180万元。1943年冀南区贷出麦种50多万公斤。边区各级政府的扶持，使根据地的生产事业得到发展。晋东南地区在1941年共计消灭熟荒地4。37万亩，新开荒地3。37万亩，修滩地1300余亩，连同其它数目在内，约扩大耕地面积10万亩以上。此外，变旱地为水地2。6万多亩。环境最恶劣的冀南区28个县在1943年也扩大耕地8。9万余亩。1942年全边区共开垦荒地40万亩，水田6万亩。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晋冀鲁豫根据地发展最显著的是纺织业，至1943年上半年，纺织人数已达6。49万余人。彼称作“模范纺织村”的武安柳家河村，组织了21个纺织小组，共105人参加，占全村妇女的90％以上。全村120架纺车，45架织布机的响声昼夜不息。在边区造纸业的发展方面，职业教育家刘彩章先生在边区政府的支持下，在太行实业总社漳北造纸厂进行各种纸张的试制工作，成功地生产出仿报纸、仿油光纸、马粪纸、牛皮纸、拷贝纸、复写纸、蜡纸、图画纸等8种。此外，毛织厂、卫生材料厂、玻璃、肥皂等轻工业厂，也象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军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并大力帮助群众生产。山区部队以自给3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为目标。
1943年3月，朱德警卫团开上积雪的左会高山，展开了生产大竞赛。冀鲁豫的部队、机关组织了全部畜力到灾区助耕。冀南地区在敌人的掠夺下耕牛奇缺，当地八路军就帮群众拉犁，成为“光荣的耕牛”。部队还组织了许多打井队，到处帮助群众打井。在部队帮助下，1943年仅冀鲁豫区就打了8000眼水井，冀南亦打了数干眼水井。从1943年起，晋冀鲁豫的许多部队已作到全年蔬菜和3个月粮食的自给，食用油盐、肉类、日常办公、杂支等费用，大部分靠自己的生产所得予以解决。＇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在晋西北根据地，1941年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开展了生产运动。行署颁布了《奖励垦荒办法》。当年，晋西北共开垦荒地30余万亩，扩大灌溉面积3万亩，增产粮食4。5万公斤。棉、麻、禽、畜都有所增加，工商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纺织生产已基本解决了人民的穿衣问题。军区部队总共开荒6万余亩，种菜1300余亩，军队办的工副业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部队17个月未发津贴，全靠自力更生解决。
1942年，全区开荒达60万亩，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纺织业年产棉布达50万匹。
山东根据地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和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从1941年起逐步展开生产节约运动。机关部队首先行动起来，生产自给解决了部分经费，推动了根据地的生产建设。1942年，山东根据地广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调节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为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根据地政府为发展生产，对个体农户实行组织起来，发展变工互助，调剂劳动力，及时发放农业贷款，规定本币发行数的1/4用于农业贷款等措施，积极扶持农业生产。山东的八路军部队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全区部队以“三人开荒一亩，解决十天半月粮食”为口号，积极在战斗间隙从事生产劳动。
1943年，山东部队靠生产收入的平均自给部分占全部经费的12％。如按经常经费计算，鲁中区自给51％，滨海区自给52％，直属机关自给61％，在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织下，山东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成绩显著，到1945年以前已有公营工厂88个，群众性纺织生产已有纺车50万辆，织机8万架，年产土布20万大匹，其它必需品也基本自给或大部自给。
在华中，1942年2月制定了《关于发展华中各根据地生产事业的决定》，要求各地颁布垦荒奖励条例，发展农村手工纺织，提倡造纸、制皂及各种必需品的小工业生产，保障喂猪、养鸡、养鱼等农村副业的发展。按照华中局指示，华中各根据地领导机关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就生产运动作了具体规定。苏中区强调生产建设的主要着眼点放在农业生产上面，在敌人频繁“扫荡”的情况下，工业生产应以发展家庭企业与手工业为基本目标。华中各根据地还纷纷制定了关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条例、办法。1942年9月，盐阜区制定的垦荒条例规定：开垦公荒自放垦之日起5年内免除赋税；私荒业主如无力开垦，由政府限期由业主开垦或由政府招人开垦，私荒所有权仍归原业主，但开垦者享有永佃权；开垦生荒者3年内不纳租税：开垦熟荒当年受益者，仅缴5％的地租等等。同年，盐阜区还制定了私人纺织奖励办法，规定：纺织厂一律兔缴营业税及产销统税，所需之原料如在盐阜区外采购者，一律免征进口税；纺织厂可在当地组织手工纺织生产小组和合作社，当地政府必须予以一切帮助；纺织厂产品如滞销，由政府负责收买；政府对纺织生产成绩优秀者给以低利贷款助其发展。为贯彻中共中央《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发放春耕贷款3000万元法币，作购买耕牛、种子、肥料之用。
1943年，鄂豫边区新四军部队开辟襄南后，修建了金家拐、马颈项两大堤，保障了襄南、江、潜、监、沔等县农民的生存，受益田达100万亩。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各项生产事业取得很大成绩，不仅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也基本满足了根据地军民日常必需品和作战的需要，甚至有些轻工产品。如鄂豫边区生产的香烟还出口直销武汉地区，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器材、机械及医药等物资。
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由于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总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为巩固根据地人民抗日政权，渡过严重困难，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第二节　巩固“三三制”民主政权，执行“精兵简政”政策
一、“三三制”政权
为着巩固抗日根据地，必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问题上，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普遍贯彻执行“三三制”建政原则，建立健全根据地的民主制度，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就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发出指示，明确提出：华北、华中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政权的组织结构必须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分子各占1/3。
其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743页。＇
同年3月11日和7月，毛泽东先后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团结到底》的文章中又反复强调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重要性，他指出：　“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0页。＇　“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毛泽东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