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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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政策”的提出有一个充实完善的过程，其中一些政策早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就已在各地贯彻执行。以后，随着抗战进入极端艰苦的阶段，为战胜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又适时制定了一些新的政策。1943年7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各中央局、中央分同时指出：“自我党实行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项政策后，党内党外，精神物质，焕然一新，大进一步，空前团结”，要求各根据地“抓紧此六大政策，求于今明两年完成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7页。＇
7月30日，毛泽东就敌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再次致电彭德怀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将六大政策扩展为八大政策。电报提出：“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电报指示还特别规定了八项政策的先后次序。＇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同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各根据地下发了《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这个由毛泽东亲自拟定的指示中，将前述八大政策进一步发展为十大政策。《指示》称：“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
第一，对敌斗争；
第二，精兵简政；
第三，统一领导；
第四，拥政爱民；
第五，发展生产；
第六，整顿三风；
第七，审查干部；
第八，时事教育；
第九，三三制；
第十，减租减息。”
《指示》特别强调：“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同分割的。今年秋冬，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及地委，须对十大政策作出今年一年的总结（不须开很大很长的会议，只就十大政策加以逐个检讨）。
同时必须将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的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的而不是残缺不全的（如说某地不须实行拥政爱民及吴满有生产方法等），认真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当天，《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了这个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向各地发电报，要求在各地党政军民各方面广为宣传“十大政策”，并以此为上课教育的材料。
“十大政策”的提出和完善在坚持敌后抗战的斗争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十大政策”在内容上涉及抗战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在范围上涵盖了党内外、国内外各个方面。这些政策之间相互关联、有机统一，构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政策体系，充分体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历来倡导和坚持的全面抗战的路线。由于“十大政策”的全面、深入贯彻，各抗日根据地的物质生产蓬勃发展，民主政治空前活跃，人民的经济、政治利益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充分保障，各阶层及党政军民的关系也得到极大改善，人民的抗战热情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在广泛动员人民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各方面工作的统一领导更加适应战时要求，全党上下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大幅度提高，党内党外、军队人民之间同心同德，空前团结。由于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由于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也更加有力，出现了更加广泛的人民战争的崭新局面。总之，至1943年，各根据地军民依靠“十大政策”，不仅顶住了日军对根据地的疯狂的“总力战”，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苦，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巩固，而且依靠几年来积蓄的力量，对日军展开了局部反攻。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第四节 发展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日本人反战运动
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促成和始终坚持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一贯致力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将建立广泛的国内外的统一战线作为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
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导下，从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一贯坚持团结东方各民族进行共同的抗日斗争。欧洲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亚大地区扩大侵略的行动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抗日第一线的中国共产党更加积极地进行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反日同盟的宣传、组织工作。
1941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委托朱德召集在延安的东方民族友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20多个国际国内团体，出席人员包括日本、印度、朝鲜、越南、泰国、台湾、蒙族、回族、藏族等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代表。座谈会上，朱德提议：“在延安各民族友人首先团结起来，组成一个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并且指出，目前东方各民族联合反对日本法西斯，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如何行动的问题。越南代表梁金生发言建议：最近在延安召集各民族代表大会，由大会产生出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以便经常负担起：
（一）指导东方各民族的斗争；
（二）报告东方各民族的革命运动；
（三）搜集东方各民族的一切材料；
（四）进行东方各民族的相互联络等。
座谈会最后决定筹备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以产生和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并推选了20人组成筹备委员会。9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社论指出：“我东方各民族为要完成战胜日寇的艰巨历史任务，只有加强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同时建立各民族的共同统一战线，举起鲜明的反法西斯侵略与保卫民族生存的大旗，以整齐的步伐，进行有计划的持久的战斗。”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41年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正式开幕。大会第一天是开幕典礼，来自国内外的日本、印度、荷属东印度、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台湾以及犹太、蒙、回、藏、彝、苗、满、汉等18个民族130余位代表，受到会场上2000多名各机关、团体、学校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朱德、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戴高乐等33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并推选朱德等3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大会主席团主席、荷属东印度的代表阿里阿罕在开幕词中明确指出：“今天代表大会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讨论反法西斯的，特别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方法和策略问题”，“大会的责任在于讨论怎样团结统一东方各民族、各国家、各党派、各阶级、各宗教团体，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反日的统一力量。”在开幕式上，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35位日本学员登上讲台，集体宣誓加入八路军，他们表示“愿意在英明的朱彭总副司令的领导下，为中国和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幸福奋斗到底。”＇《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
10月27日至30日，大会接连听取了朱德的总报告和各民族代表的报告。在会上作报告的有日本代表森健和原清志（女）、朝鲜代表武亭、荷属东印度代表毕道文和阿里阿罕、越南代表黄振光、台湾代表蔡前、泰国代表马纳，以及藏族代表桑悦喜、蒙古族代表乌兰夫、回族代表马寅、苗族代表沙瓦吉盖、彝族代表默罕等。发言的代表们分别介绍了本民族的情况，并对本民族的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表达了积极参加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强烈愿望。会议期间，毛泽东于30日冒雨来到大会会场，他在即席讲话中表示：“我想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同法西斯斗争还有一个困难时期，这一点大家要看清楚，现在只有五六分困难，十分困难还在后面。……我们这个会也为的克服困难”，“现在只要我们团结，把法西斯一只手一只脚的撕碎是不难的”。他最后希望，今天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需要实际工作，研究问题，加紧学习，甚至多种一点小米都是好的，不要夸夸其谈。＇《解放日报》，1941年10月31日。＇
经过连续几天的报告和讨论，10月30日，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19项提案，其中重要的有：
（一）由大会产生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总盟设在延安，备地设分盟，以加强东方各民族的团结，扩大反法西斯运动案；
（二）号召组织东方各民族抗日义勇纵队，分派华北前线参加抗日工作案；
（三）成立东方民族学院，以资研究东方各民族间反法西斯诸问题，并大批培养各民族干部案；
（四）把大会一切文件编译成各民族文字，以广为宣传案；
（五）以大会名义通电世界各国，呼吁援助中国和苏联案等。
代表们经过慎密讨论，确定了联盟简章，规走：联盟定名为“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其宗旨为“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援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联盟盟员分团体盟员和个人盟员两种，凡赞成联盟宗旨的东方各民族的团体和个人都可以要求加入，经联盟执委会批准后，即可成为正式盟员；联盟代表大会为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37人，由执委会推选主席1人、秘书长1人及常务委员13人；联盟会址设于中国延安等。按照简章规定，大会代表选举朱德、阿里阿罕、巴素华、原清志、森健、武亭、蔡前、梁金生等37人为执行委员。
大会还通过了《大会宣言》、《告日本人民书》、《致蒋委员长、毛泽东同志并转国共两党与抗日将士及中国人民书》、《致苏联前线将士及全体人民书》、《告英美各国人民书》等。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前夕召开的，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诚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说：大会“将奠定东方各民族团结的政治的组织的基础，将东方各民族的反侵略斗争和解放运动推上一个历史的新阶段。”大会的召开“不仅表示着东方各民族之反对日本法西斯共同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同时最初用战斗的号召描画出整个东方所有民族自由独立、光明幸福的远大的前途！”＇《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
二、日本人反战运动
在敌后抗日斗争中广泛组织和发动日本人的反战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中国共产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体现。在这项政策的指导下，敌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抗战爆发之初，中共中央就本着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在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建立反侵略同盟和联合日本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
1937年9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告日本陆海军士兵宣言》，指出：中国人民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针对的只是日本的军阀，决不反对日本的工农。《宣言》向日本士兵宣布了中国军民奉行的优待俘虏的政策，并号召日军士兵掉转枪口，反对侵略战争，与中国军民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一政策，感化日军官兵，促进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八路军总部于1937年10月25日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敦促各地部队严格执行俘虏政策，
“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
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
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
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各项战略任务，其中，组织日本人的反战运动，建立广泛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因此，各项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性，必须争取建立包括日本军民在内的共同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教育全体抗日官兵区别对待日军上级军官和下级官兵，区别对待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以广泛的宣传，逐渐感化日军官兵。尊重并优待俘虏，对其进行教育，经过他们去影响其余，促进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为贯彻这一思想，中共中央在各根据地及部队中普遍成立了旨在组织日本人反战运动的敌军工作部和敌伪军工作委员会。1940年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必须隧全军队中的敌军工作部和地方党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无论如何要抽出得力的同志担负此种工作。”指示强调：“加强对敌军的工作有最重大的意义，这是决定抗战胜利和引起日本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毅力与坚持性来进行这个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页。＇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运动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
1939年11月7日，在山西辽县（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前方总部，由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等被俘日军组织的“在华日人觉醒联盟”正式成立了。“觉醒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支持帮助下建立的，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成立最早的日本人反战团体。杉本于1938年7月29日被俘后，受到八路军的优待。第129师政治部敌工科负责人张香山与杉本同居一室，朝夕相处，不断向杉本讲述一些进步思想，逐渐缓和了杉本的敌对情绪。以后，又组织杉本等人学习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早川二郎的进步书籍，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杉本等人转变立场后，于1939年1月2日自愿加入八路军。此后，又积极置身于反战宣传活动。由于杉本等日本反战人员的工作，八路军的反战宣传在内容上更具针对性，在形式上更易为日军官兵所接受，反战宣传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觉醒联盟”成立后，组织机构发展很快，陆续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支部。1940年6月23日，在太行地区建立了“觉醒联盟”第一支部；1941年8月7日，在冀南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同年8月15日，在冀鲁豫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1942年4月，在太岳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太岳支部；5月19日，在第115师建立了“觉醒联盟”山东支部。
与在华日本人“觉醒联盟”发展的同时，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组织也在各地迅速发展。1937年4月，日本世界语学者绿川英子来到中国上海，后经武汉到重庆，参加了反战斗争。
1938年2月，日本进步作家、著名的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来到上海。在周恩来、郭沫若和一些爱国人士的支持下，鹿地亘克服重重困难，于1939年11月11日发起组织“反战同盟”。同年12月23日在桂林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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