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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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日本进步作家、著名的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来到上海。在周恩来、郭沫若和一些爱国人士的支持下，鹿地亘克服重重困难，于1939年11月11日发起组织“反战同盟”。同年12月23日在桂林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又于1940年7月20日，在重庆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本部，并发布了反战同盟宣言、纲领及协力中华民族自卫解放之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等基本方针，同年在鄂北和洛阳建立了反战同盟支部。
1940年5月在延安的日军被俘人员森健（又名吉积清）、高山进等人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的帮助下，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随后，这一系统的分支组织也在敌后根据地蓬勃发展。1941年2月至1943年，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冀中支部、晋西北支部、山东支部、胶东支部、清河支部、鲁南支部、滨海支部、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南支部、淮北支部、鄂豫皖支部等相继成立。
鉴于敌后日本人反战团体的增加和反战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反战团体之间有必要实行组织统一，制定共同的方针政策。为此，1942年8月15日，在延安边区大礼堂召开了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出席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共53名。他们从日本士兵的立场出发，讨论了日本士兵目前最迫切的要求。会议通过了由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长大山光义（下级军官）起草的《日本士兵要求书》，共有228条要求。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是70年来日本军队中从未有过的事情，会议及其要求书在侵华日军中引起了强烈震撼，其影响和意义非常重大。
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与士兵代表大会同日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反战同盟”系统的代表和“觉醒联盟”系统的代表，中国方面党政军代表和印度、荷兰、朝鲜等国际友人也参加了大会。大会首先由森健报告筹备经过，然后选出主席团，朱德总司令和吴玉章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向大会致词。大会决定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统一组成“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选举杉本一夫为会长，通过了纲领和章程以及联合会的《工作方针书》，确定“反战同盟”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
这两个大会之后，敌后各根据地的反战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会代表返回各地，传达贯彻延安会议的精神。各地反战团体纷纷召开会议，改组机构，扩大组织。1942年2月11日，“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晋察冀分会”正式成立，成立大会通过了《斗争纲领》、《斗争规律》、《工作方针》和《分会建立草案》，选举宫本哲治为分会书记。同年3月，晋冀鲁豫根据地联合召开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日本人反战同盟大会，成立了“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晋冀鲁豫分会”，7月18日，八路军山东军区所在地鲁中举行了“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及山东反战士兵大会。此外，华中各地的“反战同盟”支部也进行了改组，并成立了统一协调华中各反战团体工作的“华中地区协议会”。
由于敌后日本人反战团体的广泛建立及其反战活动日益扩大，1943年6月1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提出：凡有日本人干部并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地区，今后的日军工作应通过日本人反战团体和日本干部去进行。各级政治机构的敌工部门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日军工作只作方针上的领导和协助解决实际困难。这个指示的发出，表明敌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已经成熟。
这些遍及敌后战场的日本人反战组织的成员，大都是受日本法西斯政府和军部欺骗，被驱使侵略中国的下级官兵，他们经过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军民的感化、教育后，思想觉悟大大提高，自动申请加入反战组织。敌后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在他们被俘后，主动在思想上给以教育，工作上给以帮助，生活上给以照顾。为了避免他们在国内的亲属遭受迫害，有关部门劝说他们改用化名。各地还分别制定了有关优待日军被俘官兵及日本人的政策措施。
1942年1月20日，八路军总部及野战政治部发出《关于正确对待逃到我军防地避战之日本官兵的命令》，规定：凡逃入我军防地的日本官兵、军属及侨民，以国际友人看待；其中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应格外优待礼遇。1942年11月29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优待日本逃战避战军民规程》，规定：逃战避战的日本人均享受国际友人待遇，尊重其民族、语言、风俗习惯，负责其人身、财产安全，予以生活保证。愿参加抗日工作者，与我抗日工作人员同等待遇，老弱病残失去工作能力者，政府予以救济。为了保护日军俘虏的安全，根据地军民还付出了血的代价。
经过根据地军民的感化、教育，被俘的日军官兵及其他日本人迅速转变立场，积极投身于反战运动之中。他们创办了《晓》、《战友》、《时事新闻》、《觉醒新闻》、《前进月刊》、《日本人民之友》、《光明月刊》等刊物，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介绍国内国际形势，宣传八路军的对敌政策等等。仅1943年一年，日本人反战团体在华北就印刷了83万张反战传单，在华中印刷了20万张。除此之外，日本反战人员还利用排演文艺节目，举办座谈会，会见中外记者，制做“慰问袋”等多种形式，声讨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诉说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谴责日军军官对士兵的压迫，劝告日军士兵弃暗投明。他们还帮助抗日部队培训日语骨干，开展战场喊话，教育日本俘虏。在反战宣传和战斗中，这些日本反战组织成员不畏艰险，英勇顽强，不少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反战同盟”冀中支部长田中实在战斗中被俘，面对严刑拷打，始终不屈，直到英勇就义，忠诚地实践了反战同盟的誓言。仅据1944年4月的统计，“反战同盟”13个支部中就有30余人为反战事业而牺牲。
由于各项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和反战运动的深入，侵华日军中的反战、厌战情绪与日俱增，逃跑、自杀、投诚、避战的事例屡见不鲜。据晋察冀地区统计，1943年在战场上投诚的日军占日俘总数的43％，相当于1940年的7倍。
随着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敌后战场的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工作重心也开始由支援中国人民抗战，转向注重日本人民的解放事业。
1944年1月15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在延安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形势发展，为促进日本法西斯军部的倒台，建立自由民主的新日本，提议将“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1944年4月9日，改组后的“解放联盟”正式成立。随后，各根据地的“反战同盟”支部亦相继改为“解放联盟”的各地支部，继续与中国人民一道致力于推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到1945年7月，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本人解放联盟，共有华北、华中两个地方协议会，晋冀鲁豫、山东等3个地区协议会和18个支部，拥有盟员1000多人。1945年8月30日，“解放联盟”延安本部、日本工农学校及“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延安本部举行回国工作出发纪念大会，号召在华日本反战成员返回日本，为建立民主的新日本奋斗到底。随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组织成员陆续回国，结束了他们在中国的反法西斯战斗历程。
三、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联合创办的一所具有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办学的宗旨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精神，通过生活物质上的优待和政治思想上的教育，转变学员立场，改变学员世界观，为日本人反战运动及日本革命事业培养干部。
学校的学员大部分来自于战场上被俘的日军下级官兵，也有少数自动投诚的日本士兵。他们绝大部分都出身于被压迫、受剥削的日本工农群众。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等协商之后，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筹办日本工农学校。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等地的八路军先后将一批经过教育，转变了立场的日本反战人员送往延安入校学习。1941年5月15日，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朱德、傅钟、冯文彬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参加了开学典礼。朱德在典礼上作了讲话。
学校的校长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担任，副校长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的赵安博。
1943年4月以后，由李初梨兼任副校长。学校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问题、日本问题、联共（布）党史、时事问题、中国语言等。这些课程分别由冈野进和精通日语的赵安博、王学文、李初梨、何思敬等任教。以后，一些留校的学员也担任了讲师。在教学中，学校非常注意联系日本国内的和战争中的事实，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明确认识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性质和对中国及日本人民的危害。在此基础上进行革命的理论教育，使学员加深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理解，成为自觉的反法西斯战士。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总部对日本工农学校的工作非常重视，在生活、学习、文化娱乐等各方面都尽量予以照顾。学校成立时，正值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各个抗日根据地都面临着严重的物质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特别优待工农学校的学员，每月均按八路军连级干部的标准，发给3元津贴，其它衣食住方面的必需品也全部按国际友人待遇。当时，陕甘宁边区把各机构分为三类，第一类全部经费由政府供给；第二类由政府供给一半，另一半由机关自己生产解决；第二类由政府供给1/3，其余由自己生产解决。
日本工农学校和医院、保育院一样，都属于第一类。由于边区政府的照顾，工农学校的生活远比一般党政军机构为好。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们在日常学习之余，还积极参加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以及民主建政运动。在陕付宁边区大生产的浓烈气氛中，工农学校的学员主动提出，不要过分沉溺于中国方面的优厚待遇，自己也要从事生产。中国方面同意在不妨碍学习的条件下，可以搞点生产。于是，工农学校的学员们也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之中。在当地农民指导下，学员们开荒地5公顷，收获土豆约5吨，大豆、玉米约9石。此外，还发挥个人专长，会木工的修理窑洞，会打铁的制造工具，会做点心的制做糖果和点心，没有技术专长的学员则学纺织、糊火柴盒等。有的学员还被选为劳动英雄，有的学员还应部队、机关的邀请，前去帮助技术性劳动。
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整风运动的影响下，日本工农学校也以自己的方法进行思想教育，学员们主动谈自己的出身经历，以及被俘后的思想变化等。
结果不仅使大家从中受到深刻教育，而且还使一些日军派来工农学校的特务深受影响，主动讲出了自己的特务身份，重新回到劳动人民的立场，有的还参加了反战同盟。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举行边区最高立法机构参议会议员选举。按照“三三制”民主建政原则，日本工农学校也推举候选人参加竞选，目的在于从中学习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经验。在选举中，工农学校的学员森健被推举为候选人。他所在的选区有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敌工干部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如同其它学校一样，工农学校的选民们在候选人的带领下，高举着上写竞选人政策主张的旗帜和标语牌，在自己组成的乐队助威下，高喊口号参加了选举大会。森健在赵安博副校长翻译下发表了竞选讲演，要求打倒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介绍了日本人反战工作的情况，最后，吁请全体选民“为了建设未来的民主的新日本，请你们给我们学习机会，学习边区立法机关的民主政治！”梅田照文（原名香川孝志）作为推选人发言指出：如果边区参议院选出站在反战立场的日本人议员，这一消息必将震动日本军队内的士兵。他们的讲演博得全场选民经久不息的掌声。结果，鲁迅艺术学院的周扬当选，森健得票列第二位。其后，根据“三三制”精神、森健也取得了参议会议员的席位。＇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内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75～76页。＇
由于各地日军俘虏的增加，这些俘虏又不能全部送到延安工农学校进行系统的学习，因此，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先后在一些敌后根据地建立工农学校的分校。1943年7月，八路军第120师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晋西北分校；1944年10月，八路军山东军区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以后又创办了鲁中、鲁南、渤海分校；1944年，华中新四军也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华中分校。
从工农学校毕业的学员们，除少数人留校任教外，大部分回到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前线，推动和发展了各地的反战运动。
1945年8月30日，开办四年多，培养教育了几百名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结束了它的使命。当天，在延安王家坪礼堂为工农学校学员举行送别大会。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和许多党政军干部以及国际友人都出席了大会。叶剑英代表中共和八路军及中国人民，对在反战事业中牺牲的日本友人表示深切哀悼，希望一个民主的日本和民主的中国团结起来，创造出一个和平民主的亚洲。他在致词中还说：“我们过去把诸君作为友人来欢迎，今天又把你们作为好朋友来欢送。将来我们也仍然是好朋友。”送别会上，冈野进校长代表日本学员讲了话。
1945年9月中旬，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200多名日本学员和教员离开延安，踏上了回国的路程。行前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本共产主义同盟联名给毛泽东、朱德发了致敬电：“由于你们的援助，我们今天走向光辉的前程，抱着新的希望，返回祖国。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将进入崭新的阶段。而不是象过去那样被侵略和侵略的关系，而将是友好和相互援助的关系。”＇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内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一节 武汉周围地区的防御作战
1940年下半年，由于欧洲战局的影响，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加紧策划“南进”，准备扩大侵略战争；与此同时，迫切要求尽早结束在中国的战争。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决定“自1941年秋季以后，转入长期持久战的态势”，在此之前，“要发挥综合战斗力量，对敌施加强大压力，以期一举解决（中国）事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28页。＇
根据这一计划，日军中国派遣军决定在重点对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的同时，对正面战场“积极实行短促突击作战，消耗敌人战斗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33页。＇ 以增强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为解决“中国事变”创造条件。为此，侵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进行了以“短促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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