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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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同意。1944年5月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物资与装备等手段支持南斯拉夫游击队；争取土耳其1943年底前参加同盟国方面作战；三国军事参谋人员保持密切联系，就即将举行的战役进行具体协调。会议还就战后波兰的边界，战后德国的分割和战后建立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苏联表示：一旦欧洲战争结束，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
会议结束前，三国政府首脑签署了《德黑兰宣言》、《关于伊朗的宣言》和《德黑兰总协定》。《德黑兰宣言》宣称：关于战争问题，三国已经议定了消灭德军的计划，并就从东、西、南三面对德国法西斯采取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达成了一致协议；关于和平问题，三国的同心协力将导致永久的和平，苏、美、英三国和所有联合国家负有创造和平的至上责任。宣言强调，“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由陆上消灭德国军队，在海里消灭他们的潜艇，并且从空中消灭他们的兵工厂”，“我们的进攻将是毫不留情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的。”“我们怀着信心瞻望着那么一天，那时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过自由的生活，不受暴政的摧残”。＇《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旅，第4D8～409页。＇
莫斯科外长会议、开罗三国首脑会议和德黑兰三国首脑会议的召开及其发表的《宣言》表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三个会议关于加强合作，进一步协调对德国、日本作战的军事战略，对于彻底打败法西斯，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二章　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
　第二节　日本对华新政策的破产和“绝对国防圈”的崩溃
一、日本对华新政策的破产
1942年冬，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遭到惨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于11月2日、4日、7日连续三次开会，紧急磋商对策。
日本估计：美、英将密切合作，联成一体，逐渐加强对日本的攻势作战，这种攻势将于1943年下半年达到高潮：中国由于得到美、英的支持和支援，抗战力量将不断得到加强，抗战意志将更加顽强；认为必须采取积极手段，应付今后相继到来的严重形势。日本决心采取的“积极手段”之一，就是对中国实行一种所谓新政策，以对付1943年给日本带来的厄运。
1942年12月18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详细讨论了对华新政策的具体内容，有3个重点：一是缔结日汪基本协定。二是进一步扶植汪伪政权，力图加强其政治力量，主要采取5条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财政；调整汪伪政权与地方伪政权的关系，消除磨擦；将日本专管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厦门公共租界及北京使馆区“移交”给汪伪政权管理；“撤销”治外法权；处理在华“敌”产。三是强化掠夺战略物资的措施，以取得为完成其侵略战争所必要的更多物资。对华新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加紧扶植和强化汪精卫伪政权，企图以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并让其参加太平洋战争，以便实现蒋汪合流。同时，逐步将与作战无关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权及其伪军担任，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较多兵力和物资投入太平洋战场，夺回战争的主动权。
12月21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提出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在第九次御前会议上审议通过。东条英机在会上作了说明，他强调：“本案与以前御前会议所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方针》（1938年1月11日），即在大东亚战争发生前的形势下制定的各方案所考虑的情势有显著不同。在大东亚战争发生以前，帝国处理对华问题，力求避免与美英冲突，如有可能亦考虑利用美英以解决事变。另一方面，美英尚在中国蠢动，处理事变亦不得不讲求方法，考虑处理事变的策略，自然亦必须与今日有所不同。然而，大东亚战争发生后的今日，情势激变，鉴于帝国处理对华问题，与完成对美英战争的关系，以及现阶段中国和其他各种情势，已有重新构思的必要。”＇［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96页。＇“东条的说明”，反映了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日本日趋不利。
根据这个根本方针，日本政府加紧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加速“以华制华”的进程；进一步在占领区内有重点地开发资源；采取以所谓“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让其向美、英宣战，参加太平洋战争。
1943年1月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手策划下，演出了两出丑剧：一出是所谓汪伪政权参加太平洋战争，由汪精卫伪政府向美国、英国宣战，并发表《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日华共同宣言》；另一出是日本政府煞有介事地与汪精卫伪政府签订所谓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的《日华新协定》。
3月1日至3日，日军大本营在东京召集中国派遣军、关东军及南方军的总参谋长举行会议，传达关于1943年度《陆军综合作战计划》和《兵备实施要领》，宣布要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甲种野战师投入太平洋战场。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大本营于6月17日、9月11日、10月20日、12月1日先后下令从中国战场调出第15、第27、第17、第36和第32师等5个师，其中第27师后来编入关东军序列，其余4个师投入太平洋战场。
5月3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根据这个大纲，日本政府于10月30日派出“特命全权大使”谷正之到南京与汪精卫签订所谓《日华同盟条约》，妄图一方面巩固汪伪傀儡政权，一方面加强对重庆政府的诱降，但进展甚微。
在对中国实行新政策的同时，日本政府还于1942年11月1日设置了“大东亚省”的新机构，将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外务省东亚局等均并入该机构，以加强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统治，竭力搜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为继续进行侵略战争服务。然而，日本的上述对华新政策和各项举措，对挽救它的败局命运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当对华新政策尚在拟议中，中国派遣军就有存疑，认为“以扶植加强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作为对华新政策的中心不适合现状。”总司令官烟俊六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对内的以及对重庆的对策，都是行不通的穷途之策，实行起来不会那样简单。”＇［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299页。＇　“关于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参战问题，主要是企图扭转最近的消沉气氛，取得内政方面效果的一种措施，可以说是未加权衡其利害的轻率的应急政策。”＇［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83页。＇　1942年12月16日，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落合甚九郎向日军大本营汇报时再次提出：“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内情不太可靠，如使之协力而放手不管则是危险的。该控制的必须继续控制。如不改变现在软弱的性质，不仅阻碍作战，甚至有崩溃的危险。”＇［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83页。＇　1943年1月，对华新政策出笼后，由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汪伪政权的所谓“参战”丑剧，犹如狂犬吠日，由于它十足的欺骗性和虚假性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
1943年春天起，侵华日军虽遵照其大本营的命令，积极贯彻对华新政策，把部分地区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府及伪军执行，但汪伪傀儡政权既无军力又无财力，内部派系争斗还很激烈，政治腐败，民心丧尽；新成立的日本政府大东亚省驻中国各地机构也软弱无能，与各方关系矛盾重重。因此，实际上侵华日军根本无法“拔足泥潭”，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决定，以独立混成旅和刚补充的新兵，先后编成5个师（即第61、第62、第63、第64和第65师）填补调出的5个师的空缺。原想以汪伪政权的参战作为打开中日战争局面的一大转机成为泡影。
1943年夏天，中国战区的日本占领区物价暴涨，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于7月14日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华紧急救济措施”，以挽救更悲惨的结局。原来打算从中国窃取更多的战略物资投向太平洋战场的美梦也破灭了。
10月，所谓《日华同盟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随即发表《帝国政府声明》，汪精卫也发表长篇声明，无耻地大谈中国依赖日本比依赖英、美更好，企图再次对重庆政府实施诱降。但是，此时蒋介石已应邀准备去埃及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联合对日本的作战计划了。
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和其他同盟国军向日军不断展开反攻、中国战区敌后战场也开始向日军发起局部反攻的形势下，日军已处于穷途末路的境地，哀叹“自存自活能力也受到了影响”，已根本不可能夺回战争主动权，对中国实行的所谓新政策也就注定地破产了。
二、日本“绝对国防圈”的崩溃
1943年9月，意大利的投降，欧洲战局的骤变，太平洋战场盟军攻势作战的加强，中国战区敌后战场中国军民局部反攻的展开，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方针，考虑建立所谓“绝对国防圈”，企图借以挽回败局。
9月25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就“世界形势”、“战略方策”和“对外方策”三项内容进行讨论，并分别作出决定，最后形成《今后应当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于9月30日提交御前会议审议通过。《指导大纲》确定，以“急速增强决战力量”、“谋求对苏关系好转”和“确立国内决战态势，加强大东亚团结”为今后的战略方针，同时决定建立所谓“绝对国防圈”，把日本在太平洋、印度洋方面的侵略防线后撤至“包括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内南洋（中、西部）群岛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群岛、缅甸的这一圈子”＇［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84年版，《文书》第588～589页。＇，缩小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确保要区”的范围，企图争取时间，逐步充实空军力量，与美、英决一死战。这是日本政府面对战争形势的重大转折，试图排除对德国的依赖心理，以独自力量对付美、英反攻势力而制定的国策。
为了贯彻《指导大纲》，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以确保“绝对国防圈”内悔、空、陆运输的安全，阻止美、英军队对日本本土及“绝对国防圈”内重要资源地域和政治、产业等致命的中枢部位的袭击，遏制并击破美、英军队的大反攻。紧急措施包括：征用与补充陆、海军所需船只共28，5万吨；重新制订以航空军事力量为中心的增产计划，规定1944年内必须完成500万吨普通钢材、100万吨特殊钢材和21万吨铝的生产任务；断然实行增强军事力量所必需的一切非常办法；连续下令从中国战场和日本国内向“绝对国防圈”的前卫线派遣陆军兵力共5个师。
然而，日本政府采取这一战略决策也是无济无事。原因是：自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1942年8月）以来，日本损失的战斗力相当严重，与盟军空军兵力对比十分悬殊，己无法抗衡；所谓“绝对国防圈”的前卫线，西从新几内亚东部的马丹地区，往东经丹皮尔海峡、腊包尔，连结布干威尔岛一线、已受到盟军挑战，芬什哈芬很快被盟军占领，布干威尔岛也已孤立化，陷于腊包尔和新几内亚的日军30万人无法撤退，等于“死棋”；日本国内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以生产飞机为中心的增产计划根本无法落实；太平洋中部地区的前卫线马绍尔、吉尔伯特群岛也受到美军的威胁，被紧急派往前卫线的陆军部队，在几乎是到达的同时，还来不及修筑工事，就遭到美军的攻击，已处于挨打的被动困境。
1943年11月20日，美军在中部太平洋发起攻势作战，首先攻取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和塔拉瓦两岛、建立了空军基地。尔后，于1944年1月进攻马绍尔群岛，岛上日本海军航空队约200架飞机在未能实行任何反击以前就被全歼。2月初，美军两个师占领凯塞林岛，并以此岛与阿德米雷耳提群岛为基地，用B—24型轰炸机对加罗林群岛的日军中部太平洋战略要点特鲁克岛进行猛烈空袭，两天之内，炸沉日本战舰9艘、运输舰只等34艘，炸毁飞机270架，炸死炸伤日军1700余人。＇［日］赐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5年版，第519页。＇
2月10日，日军联合舰队司令部被迫从特鲁克岛迁到加罗林群岛西部的帛琉群岛。4月初，美军第58快速航空母舰突击队向加罗林群岛西部的日军守备部队发起进攻，尔后，于6月中旬又猛烈袭击马里亚纳群岛南部的日军守备部队，并相继攻占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
至此，日军在内南洋地区的防御体系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日本本土也彻底暴露在盟军的直接打击范围。在缅甸方面，中国驻印军在美军一部的配合下，由印度向缅北日军发起反攻，于8月初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日本的“绝对国防圈”从东西两个方面都已崩溃了。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二章　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
　第三节　危机四伏的日本国内形势
一、战时经济体制的崩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经济已完全走向战时体制化。但是，时间仅隔两年，战时经济体制就崩溃了。
（一）军需工业的超重点生产
1942年初起，日本政府根据国家动员法，对军需生产发布了一系列统制令，从原料、资材的分配，生产的部署，劳务的安排和利润的分配，进行全面统制；同时，逐年削减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工业的投资，兼并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从而形成了拥有绝大部分资金、原料和劳动力的军需工业体制。
1943年秋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军事上不断失利，对军需产品的需求更加突出。11月1日，日本政府决定撤销商工省和企划院，设立军需省，由首相东条英机兼任军需大臣，力图借此加强军需生产的统一规划，实行超重点生产，并调节陆、海两军在军事订货和资材争夺方面的对立。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颁布“军需企业法”，强制与飞机、船舶生产有关的金属矿业、煤炭、瓦斯、电力等共671家公司列为军需企业，尔后，又采取进一步兼并、关闭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颁布金融统制的种种法令等手段，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军需工业。
1944年1月起，日本政府开始实行“军需企业指定拨款制度”和军需订货预付价款制度，使军需企业随时可以从指定的特定银行得到拨款和预付款。据统计，1944年度飞机、造船、机械等3个超重点军需工业部门的流动资本总额中，预付部分经常占50～70％。这样，各军需企业接受的军需订货实际上已远远超过它们的生产能力。依靠这种超重点生产的手段，日本陆海军兵器的产量一度急遽上升。与此相反，人民生活必需的轻工产品的产量，却逐年减少，棉布的产量，1943年比1941年减少30％，生丝的产量，1943年比1941年减少44％。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预示着日本战时经济体制的必然崩溃。
（二）强迫劳动制度的发展
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