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2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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锏�5569亿，增加了几乎400倍。大量发行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结果使国民经济遭到破坏。
通货膨胀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速上涨，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以重庆为例，如1937年的工人的工资指数为100，1944年即只有41了。大、中、小学教师和一般职员的工资指数，则从1937年前后的100下降到1943年的21。而生活指数却在飞快上升。1943年11月，昆明的生活指数比1937年7月增加了410倍。
国民政府的上述政策，虽然对增加收入、解决战时财政开支，起了某些临时性作用，但也是非常有限的。1943年，政府的财政收人才占其支出的一半左右，有时甚至不足一半。这就使大后方的经济陷入极其严重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为了战争的胜利，实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实行某种统制，以应付非常时期经济的需要，本来是必要的和有利于人民的。但由于官僚资产阶级从其私利出发，把它当成难得的发财机遇，大饱私囊，这就使战时经济政策的积极方面受到极大损害，并使它最终成为损害人民利益、阻碍生产发展和破坏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首先，它使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家有了巨大的发展，财富更加集中。抗战头4年，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存款数额约增加6倍，平均每年约占全国银行存款的80～90％。又据《中央银行月报》公布的数字，四行、二局在抗日时期外币与黄金的储蓄，1940年占：％，1942年占16％，1943年占26％，1944年占32％。1945年6月占75％。外币与黄金是被认为比较稳定的财富代表物，这些数字表明外币与黄金一年一年地迅速集中到四大家族手中。
其次，在这种不堪重负的沉重压迫下，民族工业困难重重，大批停产、关闭和面临破产的威胁。据统计，抗战时期大后方5266家工厂，其中民族工业4764家，在数量上占90％以上，但其资本只占全部资本总数的61％；而仅占10％的“官办”企业，竟占到全部资本的39％。在官僚买办企业统治市场、资源、运输等条件下，经营分散、设备落后、实力单薄的民族工业难以生存。
1943年重庆871家工厂中，停工、减产者即达270余家。桂林、昆明等地的私营工厂大都濒临绝境。针对民营工业被官僚资本兼并侵吞的情况，有人感慨他说：“各迁川工厂可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归，尤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甚，实力抗战时代的一页伤心惨史。”＇《成都工商导报》，1946年7月25日。＇
再次，农业生产萎缩和农村经济遭到破产。农业产量逐年下降。粮食总产量1938年为172175万担，到1941年，只有153656万担，减少了18500万担1941年以后，大后方的农业生产状况虽然也时有起伏，但总的困境是日甚一日了。再加上地主阶级名目繁多的高额地租和可怕的高利贷剥削，水旱灾荒，兵匪祸连，在这种沉重的负担下，落后、贫困的农村经济不能不日益破产。大批农民因此失去土地和基本的生活手段，在绝对贫困的死亡线上挣扎。濒于破产的农民无力抗御灾荒。1944年，四川灾民3000万，鄂北200万，陕西300万。河南饿死300万人，流亡他省300万人，等待救济的1500万人。同年因灾荒而请求减免田赋的有13个省区。
三、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
抗战初期，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文化艺术战线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相应建立，无数爱国知识分子，文化、教育和艺术工作者，踊跃地投身到抗战实际斗争中去，推动了抗日初期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但是，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随着对抗战转向消极，对进步的抗战文化也采取了控制的措施。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更对文化界以政治手段来压制和摧残。主要是：
第一，加强文化专制。国民党通过成立的文化运动委员会，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加强文化专制，向进步文化和进步作家发起进攻。
1943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运动纲领》，鼓吹一个主义，鼓吹唯心主义的民生哲学。接着，制定一系列的反动法令，对进步文化作品进行压制。1943年仅查禁书刊即达500余种。
第二，迫害进步报刊。国民党对进步报刊实行严格的审查，将所有宣传革命的、进步的、抗日的内容进行删改、扣压、不准发表。国民党强迫改组了重庆的《新蜀报》、《国民公报》，排斥进步记者，杜绝抗战的进步舆论。
《新华日报》是他们的眼中钉，蒋介石几次进行干预。如1944年7月15日他勒令战时新闻检查局彻底检查《新华日报》：“本日新华日报第3版下栏登载《谈中原战事血的教训》及《河南大学生的遭遇》，如何此种通信任其登载，……是否该报有意违检刊登？以后关于此类故意损害我军誉之新闻，务须彻底检查，如报纸违检刊登，并应切实执行处分，切勿玩踪为要。”＇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新闻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新华日报》仅一个月被禁止刊登和删改的言论与消息竟达33篇之多。他们不准宣传抗日，禁止刊登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斗消息，甚至连“百团大战”、“延安边区”等字样都“绝对禁止登载”。＇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新闻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所以许多宣传抗日、宣传民主的进步报刊被查禁。仅在1941年到1942年之内，就被查禁1400多种。
邹韬奋等人在全国各地建立的55个生活书店的分店和支店，全部被非法搜查，强行封闭。为了粉饰太平，连各地灾荒消息也被禁止登载。
第三，控制舆论，垄断新闻。国民党军通过特务组织，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的报刊。《中央日报》、《民国日报》、《扫荡报》、《扫荡简报》等各大报都掌握在CC 和复兴社特务手里。他们还强迫收买进步报刊，如CC 曾以13万元收买上海《立报》，迁至香港，加以人事变动，取消了它的进步性。对拒绝收买的则用打砸抢的办法加以摧毁，成都的《华西日报》被纵火焚烧。
另外，训练大批特务记者，分配到各地报社，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国民党的中央社垄断一切新闻消息，国统区的所有报纸必须登载该社的稿件，而解放区的消息特别是抗日情况一律不准报导。
在国民党文化专制的逆流下，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喧嚣一时。战国策派宣扬莫管正义不正义的谬论，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者张目，为蒋介石的独裁主义辩护。张铁君写的《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一书，竭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狂妄地提出必须放弃共产主义，解散共产党。陶百川写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主义》小册子，歪曲孙中山的在民主义，胡说马列主义没有在中国实行的可能，等等。
国民党在对进步报刊查封的同时，还迫害坚持斗争的文化工作者。邹韬奋被迫出走香港，成都《时事新刊》被封后，记者李亚凡被枪杀，原《大声》周刊总编辑车耀先被国民党特务公开杀害。
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周恩来是其杰出的代表。他和文化界的人士广交朋友，支持他们的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在与反动派作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四、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兴起
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和祸国政策，日益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力争取生活权利，各地群众不断掀起抗捐、抗税斗争。在西南、西北地区先后爆发过多次回、汉、苗、瑶等民族起义。
1944年7月，河南桐柏、遂平等县农民举行起义，反对第1战区军队敲诈勒索、抽丁抽税，举行了大暴动。进入1945年后，这种斗争在各地更为普遍地展开。工人为了生产和国家兴亡，不得不起来斗争。如1944年11月，成都人力车工人集会罢工，抗议国民党特务行凶打死拉车工人。1945年2月，重庆工人及市民20余万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工人胡世合。这次示威对大后方的群众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也蓬勃地开展起来。爱国学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锋。1944年，成都、桂林、乐山等地大学生举办演讲会、座谈会，要求民主与自由，并以斗争的实际行动来争取。1944年5月4日，李公朴、闻一多等著名教授创办的《自由论坛》，是反对专制独裁、鼓吹民主自由的喉舌。它大声疾呼：“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号召青年“闹起来”，“打破可怕的冷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校的昆明西南联大是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堡垒。该校和昆明中法大学、云南大学等校学生3000多人，举行“时事座谈会”，邀请闻一多演讲，他痛斥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号召学生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1945年五四纪念日，昆明学生1万多人集会、游行，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
在抗日战争后期，民族资产阶级也对四大家族的垄断、统制政策感到不满，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感到不满，特别反对官僚资本对经济的垄断。这种斗争，从1944年开始比较明显起来了。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5个工业团体，共同草拟了《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送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随后，一些工业资本家应宪政月刊社的邀请，在重庆集会，发表政见。他们共同要求国民党改变政策，实行民主政治，给予自由，保护民族工商业，取消统制政策。
黄炎培、张澜等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19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等声明，他们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制定宪法；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等等。民主同盟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对争取民主自由和推动抗日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4年6月，各民主党派掀起宪政运动。李济深首先在广西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发表广播演说，要清除国民党的失败主义，实行民主抗战。张澜等民主人士在成都组成了“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对国事10项主张，包括切实实行约法，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刷新政治，革除征兵、征税中之弊端，政府用人要选贤与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等等。
7月初，在重庆的沈钧儒、郭沫若、张申府等20人及在成都的黄炎培，致电响应桂林文化界的呼吁。9月，各民主党派数百人在重庆集会，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一党专政，尽快召开国民会议制订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
10月召开了由宋庆龄、张澜、郭沫若发起的追悼邹韬奋大会，会议痛斥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号召向反动派开展斗争。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响彻中国大地。
美国政府中的某些人物，从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独裁专制的立场出发，也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不满。他们本想通过对蒋介石的援助，推动国民政府进行改革。但实际正同他们的愿望相反，在国民党顽固派看来，有了美元就不需要改革了。因此，美国报刊也不断出现批评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文章。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五章 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正面战场
第四节 豫西鄂北、湘西作战
1945年初，日本中国派遣军进行南部粤汉线作战，打通粤汉线后，又接连发动老河口和芷江作战，向豫西鄂北和湘西地区发动进攻，即豫西鄂北和湘西战役。因为从鄂西北老河口和湘西芷江两个机场起飞的机群，不断对平汉线、长江下游等重要交通线进行轰炸，大大影响了日军的后勤供应与后方的安全。日本中国派遣军决定由华北方面军第12集团军进行老河口作战，第6方面军进行主江作战，企图摧毁当地的机场，破坏中美空军的力量。
一、豫西鄂北会战
1945年3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为解除中国湖北省老河口地区空军基地及豫西部队对其平汉铁路南段之威胁，以12集团军指挥第110师、第115师、坦克第3师、骑兵第4旅及独立步兵第11旅等部，向豫西鄂北进犯，企图一举夺占南阳及老河口空军基地，并控制其西北战略要点浙川、西峡及重阳店等地。日军第12集团军决定，进攻部队首先集中于遂平、叶县、鲁山附近地区。于3月22日开始向南阳进袭。并以快速部队突击老河口机场，一部集中洛宁向卢氏进攻，掩护侧背。为配合豫西鄂北作战，日军以第69师等部由豫西陕县向灵宝、卢氏方面进犯，以第39师、独立步兵第5旅、第11旅等部，由湖北荆门及其以北地区向襄阳方面进犯。
日军第12集团军根据方面军攻占老河口的命令，制定了作战计划大纲： “军决定以主力急袭突破大概鲁山至舞阳、沙河店一带之敌阵地，神速向西峡口——老河口之线挺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粉碎日军进攻企图，令第5战区（辖第2、第22、第33集团军等部共10个军），以主力确保南阳东南地区，以有力部队于泌阳、方城地区进行抵抗。令第1战区（辖第4、第31集团军等部共8个军）以主力于南召至李青店之线及其纵深地区，阻止日军进攻，破坏其攻势。令第10战区部队以有力之一部向平汉铁路线活动，进行策应。
在豫西方面，3月22日，日军第110、第115师、坦克第3师、独立步兵第11旅及骑兵第4旅，分别由鲁山、叶县、舞阳及沙河地区，分3路西进。
23日，日军右路向李青店、南召之新编第8军阵地进攻，中路向保安砦、独树镇守军第68军阵地进攻，左路向春水、小史店以西第55军阵地进攻。24日，第1战区、第5战区放弃李青店至象河关之线，退守南阳。25日，日军以一部进攻南阳，主力继续西犯。27日，日军骑兵第4旅猛攻老何口，与中国守军第125师激战后，占领了老河口机场，随后，在日军第115师到达后，4月8日攻占老河口。与此同时，由李青店、南召西犯之日军第110师主力，占领镇乎后，突破新编第8军逐次抵抗，越过内乡，向西峡口方向中国守军第15军防御地区进攻。3月28日，日军第115师一部6000余人经南阳西南向邓县、文渠猛攻，遭中国守军第22师阻击，转向西北推进。此时，第5战区以第22、第2集团军向老河口外围日军反击，遭受损失，反击未能奏效。
29日，内乡之日军第110师及坦克第3师一部向浙川、西峡口进攻。第5战区之第68军、新编第8军及第1战区之第15、第85军各一部顽强阻止日军进攻，双方伤亡均重。30日，日军约4000人攻占浙川。南阳守军第143师与日军激战一周后，由城东南突围，南阳失陷。
4月3日，迂回进攻重阳店之日军5000人，经第31集团军第85军主力及第78军一部，在西峡口、勉门关等地遂次抵抗，未能得逞。5日拂晓，第85军与第78军之一部实施反击，激战至7日晚，克复魅门关，先后歼日军第110师4000余人。4月28日，日军第110师再以一部兵力向重阳店地区实施突击，遭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沿途各阵地的顽强阻止和反击后，多处陷入被包围的局面，粮弹补充困难，只得喝小米粥，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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