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2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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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违法越权的行为，不仅破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远东同盟国关于设立国际军事法庭的协议，不仅破坏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惩治日本战犯的庄严判决，同时，这种狂妄行为必然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以八年血战换来的制裁日本战犯的基本权利，损害中国人民防止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复兴的基本利益。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于麦克阿瑟以单方命令擅自规定提前释放日本战犯一事，绝对不予承认。”1950年11月21日，远东盟国总部又非法释放判刑己太轻而且刑期未满的重光葵，他不久就当上了外务大臣和副首相，荒木贞夫、畑俊六等也被释放，贺屋兴宣甚至重新回到政界。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战犯未服满的刑期都最后得到了赦免。
1944年5月16日，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伦敦总会通过决议，在中国设立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并由中国政府担任分会主席。同年11月29日，由王宠惠主持在重庆正式成立分会，邀请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法国、印度、荷兰等10余国代表参加。
1945年12月，根据国民政府决定，由军令部、军政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等单位，与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组成战犯处理委员会，并制定审理与执法的规定。从1945年12月中旬起，相继设立保定绥署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东北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国防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广州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济南第2绥靖区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武汉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太原绥署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国防部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台湾警备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从1945年底至1947年12月底，上述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已判决的318件，不起诉的661件，经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110件，其中包括对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6师师长谷寿夫，判处死刑绑赴中华门执行枪决，判处徒刑的208件，宣告无罪的283件。由于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出于利用日军力量进行反共内战的考虑，对侵华日军战争罪犯的审判竭力施加影响，从轻从宽处理，甚至免于追究和无罪释放。如前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时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
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日本战犯名单，冈村被列为首要战犯。但蒋介石却让他作秘密军事顾问，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在全国人民的愤怒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对其进行“审判”，结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1949年1月26日竟然宣判他无罪。判决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对此，连自认为死刑在所难免的战犯冈村宁次本人也觉得太失体统。
根据195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于沈阳、太原开庭，对在押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公开审判。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9～19日开庭，对前日军第117师中将师长铃木启久等8名战犯，根据近2000人的控诉、检举和证词，庭审调查证实上述罪犯有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肆意践踏国际法，犯有违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分别判处13～20年有期徒刑。太原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10～20日开庭，对战犯富永顺太郎等8名罪犯进行审判。庭审调查证实上述罪犯在侵华期间指挥特务进行间谍活动，刑讯、残害中国人民，日本投降后，又勾结汉奸、特务，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法庭宣布判处该8名战犯8～20年有期徒刑。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六编 小结
1943年秋至1945年9月，是中国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阶段。
1943年春夏以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反法西斯盟军在各条战线展开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2月2日胜利结束的斯大林格勒会战，成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苏军开始了战略反攻。5月13日，美英联军胜利结束北非的军事行动，9月上旬在意大利登陆，迫使意大利投降。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2月7日取得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胜利，从此日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美军开始战略反攻。中国敌后战场军民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并于秋季开始了局部的攻势作战。世界东西方战场的整个形势表明，反法西斯战争已不可阻挡地正在走向胜利。为了协调盟国之间的作战计划，尽快战胜德日法西斯，并商讨战后的有关问题，同盟国于1943年10月至11月，接连召开了莫斯科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就开辟第二战场和盟国联合对日本作战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签署了《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和《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等有关重要文件。这些对进一步联合盟国的力量，彻底打败法西斯，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敌后战场军民在与日本侵略者的长期战斗中，经历了1937～1940年的上升阶段，1941～1942年的下降阶段，1943年起的再上升阶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第一阶段是伸开的手掌，第二阶段是缩回的拳头，第三阶段是再伸出强有力的拳头。第三阶段的拳头，是经过积蓄力量发展壮大并在艰苦战斗中锻炼出来的，是向敌反攻的强有力的拳头。而日本侵略军从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以近90％的陆军和近1/3的海军与中国决战，未能实现战略目的。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后，以主要兵力对付占领区的游击战争，但又未能阻挡住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扩大。
1941～1942年，日军几乎倾全力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然而，除使抗日根据地军队、人口和面积有所缩小外，恢复和巩固占领区的战略企图彻底破产。为打开中国战场僵局而冒险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又使它腹背受敌，兵力更加分散。以全力与中国一个对手的决斗，已使它精疲力竭，进退维谷。现在却分兵于太平洋战场、东南亚印缅战场和中国战场三个方面作战，必然要陷入全面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中国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正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转折的有利形势下展开的。敌后战场军民在自己力量恢复壮大的基础上，针对日军相当兵力调住太平洋和南方战场，日军占领区兵力相对减弱，而且久战疲惫，战斗力不断下降的情况，由华北晋冀鲁豫地区发起的卫（河）南、林（县）南攻势作战开始，发展到1944年华北、华中、华南解放区军民，普遍向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
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军发起更为猛烈的春季和夏季攻势，华南抗日游击队也广泛向敌占城镇和交通线出击。解放区战场经过近2年的局部反攻，歼灭日伪军48万余人，收复城市70余座，收复国土32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200余万人，将日伪军进一步压缩于大中城市及交通要道附近。
中国正面战场在日军为摆脱战略被动而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由于战略指导失误，作战方针消极，第一线兵力薄弱，战备松弛，又得不到人民的支援，招致了豫湘桂作战的严重失败，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引起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危机和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但由于中国抗战的重心——解放区战场的强大攻势作战锐不可挡，日军孤注一掷的冒险挣扎，不但未能改变整个被动局面，相反使它在中国的战略态势急剧恶化。与此同时，正面战场在1944年进行了滇西反攻，中国驻印军于1943年冬开始了缅北的反攻。东西两线配合打通了中印公路，给日本缅甸方面军第18、第56师等部以歼灭性打击，使日军的印缅战线开始崩溃。
1945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临近最后胜利。5月8日，法西斯德国签字投降，欧洲战争宣告结束，盟军作战重心东移集中对付法西斯日本。
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解放区军民从各方面准备大反攻，要求人民武装力量实行由抗日游击战争向抗日正规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由以游击战为主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向一切被日伪军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进攻。随后，中共中央又指示各解放区迅速集中大部兵力，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形成超地方性的野战兵团，并加强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这就为迎接大反攻作好了思想、组织和军事上的准备。在日本拒绝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的《波茨坦公告》，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和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后，中国解放区不受外国的无理干涉和蒋介石的阻挠，按照延安总部的命令，以10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在数千万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从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向拒降日伪军展开了全面大反攻，共歼日伪军39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座，取得了重大胜利，使敌后军民坚持长期艰苦抗战的成果得到巩固。中国解放区战场的大反攻与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和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形成鼎足之势，使120余万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战败投降，为最后埋葬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结束语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有5000年悠久的历史。在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和火药等方面的发明，曾对世界科学技术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出现过许多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拥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和历史遗产。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称著于世，同时又是勇于反抗民族侵略和阶级压迫、酷爱自由和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长期反抗侵略、压迫的斗争中，曾出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民族英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向中国开刀，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使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一次次遭到失败和挫折，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血泪斑斑的灾难和屈辱的历史，也是一部反抗、斗争和寻求拯救中国出路的历史。
中国抗日战争是100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这次民族解放战争的规模是空前的，它除6年的局部抗战外，在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广阔的领土上，举国上下，几万万人浴血奋战了整整8年之久。抗日战争取得的胜利也是空前的，它使中国收回了由于不平等条约而失去的一部分主权，也收回了除香港、澳门以外的大部分失地，被强割出50余年的台湾、澎湖列岛等地，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成为26国宣言的四大领衔签字国之一，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再次振兴的转折点，它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树立了光辉的旗帜，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下进行和取得胜利的。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开始实行完全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政策。这就使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变得特别尖锐突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险。然而，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国，已不同于过去，有了进步的人民，进步的政党，进步的军队。中华民族的觉醒已达到空前的阶段。“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号召中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的侵略，领导和支持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倡导和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和社会各界参与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可以说是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华民族觉醒的最集中表现，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它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保证，它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齐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四万万五千万人同心协力，气贯长虹。工人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他们流血流汗，以血肉之躯为抗日战争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在全国抗战的8年中，征募壮丁达1335万余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兄弟。解放区战场的近100万主力军和220余万民兵，也是以农民为主体。工人农民又是工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社会生活和战争所需物资的供应者，他们对抗日战争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量的知识分子，是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最积极最活跃的一部分力量，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高度的爱国热情，为抗日奔走呼号，在文化教育、宣传鼓动等各条战线起了重要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也表现了巨大的爱国热忱。沿海地区及长江下游的民族资本家，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下，下愿资产被敌利用，将工厂业大批迁往内地和大后方，为支持国家战时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在抗战中所得国际援助又甚少，能在如此长期的战争消耗中，保证数亿人口的生活必需和数百万军队作战的维持，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英勇不屈的优良传统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56个民族，虽然居住地区不同，人数多少各异，但几乎部为神圣的抗日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北起黑龙江，南到五指山，东至台湾，西抵青藏高原，汉、满、蒙、回、藏、维、苗、瑶、黎、壮等各民族，都以自己民族的方式参加着不同的抗日斗争。成千上万支各民族的游击队、自卫队在和敌人作战，难以数计的担架队、救护队、运输队等，在日以继夜地辛勤奔忙，形成各民族人民支援战争的滚滚洪流。
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中国所有的党派都先后参加到抗战的历史大潮流之中，发挥了各自的不同作用。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国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会等各党派，都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对抗日救国事业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各地方实力派抗日前都存在着较浓厚的地方主义，在抗战中都能从民族大义出发，同舟共济，积极出兵、出粮。四川军队参加抗战者达100余个师，四川省1941～1945年出粮达8443万市石。其他如云南、广西等各省军队，都在抗战中作出了贡献。中国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在日本法西斯给中国带来的空前浩劫中，纷纷起来声讨侵略者的罪行，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他们组织救国同盟、难民救济会以及各种形式的僧侣救护队等，号召教徒为反对民族侵略尽心尽力。宗教徒联谊会还组团到国外揭露日本的罪行，取得了世界宗教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同情。身在国外的1000余万华侨，与祖国的抗战事业休戚与共。他们组织各种华侨救亡团体，创办多种报刊，积极宣传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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