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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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汪和国民党政府在高喊“抵抗”的同时，却念念不忘与日本的“交涉”，为了实现这一“交涉”，甚至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来破坏第19路军抗战。第19路军孤军奋战，请求增援。国民党军中一些爱国将领，纷纷请缨支援第19路军抗战。对此，国民党政府除派张治中率第5军赴沪参战外，其余一概置之不理。军政部更是通令各部队：“第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有些名义上是派出的支援部队，但强调种种困难，根本不令其开赴前线。
2月7日，冯玉祥向何应钦询问派援军的情况，何答：
“（一）熊（式辉）来电，江西军队不能调；
（二）梁（梁冠英，该部驻长江北岸江都一带）的军队也不能调；
（三）南京的军队作留守用的，亦不能调赴前线……”＇《冯玉祥日记》1932年2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即使是第5军，原先也是不准备调其增援的。当第261旅旅长宋希濂于1月30日面见何应钦，请求开往上海参战时，何声色俱厉他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按：即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的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一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但以后还是派出了第5军，其原因除为了遮国人耳目外，蒋介石也想以该部牵制第19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0页。＇
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调兵增援，反而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第19路军作战，密令海军：“准日海军司令来函，‘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舰亦不攻击中国军舰，以维友谊’等情，凡我舰队，应守镇静。”＇《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
因此，日军运输舰搁浅于白龙港3日之久，中国海军不去轰击，以“维持友谊”。
当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时，海军部次长李世甲竞与日军司令野村，同坐汽车参观各处战壕，万目睽睽，毫无忌惮。
2月5日，何应钦以特急电令蒋光鼐、蔡廷锴，原配属第19路军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何应钦致吴铁城、蒋光鼐、蔡廷锴密电，1932年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月12日，何应钦又严令第19路军：“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攻击时，不许发弹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这样，长江口和黄浦江内的日本海军舰只即可任意行动，日机可在战地自由飞翔，以支援其地面陆军作战。
第19路军在淞沪前线孤军苦战，为国家为民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沉重的消耗，他们理应得到政府优先的财力物力支助和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供应补充。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最有发言权的蒋光鼐、蔡廷锴、戴裁说：
“国民政府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止发饷（实际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未欠发），截至一九三二年五月底，军政部欠发第十九路军的军饷达八个月六百余万元之巨。淞沪抗战开始后，海外同胞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七百余万元之数（当时第十九路军曾编印《征信录》一种分发海内外捐献者）。我军向军政部请领欠恼时，军政部竟说捐款应归公有，欠饷应在捐款中扣除，所余之数应上缴。”＇《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第19路军淞沪对日抗战，苦战月余，最终被迫撤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所致。
当时，全国有200余万军队，但“可调之兵”大部分被蒋介石用来打内战了，以致造成京畿地区抵御外侮的防务单薄。淞沪战争爆发后，蒋、汪国民党政府不肯调派正在“剿共”的嫡系精锐部队支援上海。对此，国民党军参谋次长黄慕松曾解释说，蒋介石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在整个淞沪抗战期间，除第5军抵沪英勇参加作战外，再无其他援军抵沪参战，国民党政府任凭第19路军孤军苦战，而不给予应有的增援、接济和补充，坐视其损耗、削弱，最后被迫撤退。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终被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妥协政策所断送。
二、《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
“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口头上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但实际上主要是谋求对日妥协，因此，在军事上阻挠和破坏第19路军抗战的同时，在外交上采取依赖国联和英、美、法各国的调停。
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指出日军进攻上海，“显系再行违背国际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九国条约以及国际决议案之暴举。”“应请以上签约国家采取有效行动，履行其条约上神圣之义务……”＇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3页。＇
30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致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照会，再次指出日本侵略上海，“实属违反国际公法、凯洛格非战公约及国联盟约，并蔑视国联行政院迭次决议，而对于华盛顿九国公约，尤属直接侵犯。”“日本违反华府会议九国公约，危害中国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贵国政府为该公约之首创者，（签约国）相应紧急照请贵公使，迅电贵国政府，本其在该公约上之神圣责任，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以及违反该公约之一切其他行为，俾该公约之尊严与远东之和平均得维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4页。＇
同时，外交部还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紧急通牒，敦促国联实行盟约第10条暨第15条，对日予以切实制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迭与各国驻京公使接洽，并电邀英、美诸使到南京会商解决中日事件。
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在华投资约80％，法国的约90％，意大利的约70％，美国的约60％以上都在上海。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各帝国主义的利益，自然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安和反对。它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对日本在上海的扩张行动，都迅速作出了反应。1月31日，英国派两艘巡洋舰赴上海。同日，美国也调巡洋舰和运载步兵的运输船各一艘去上海，以表示它们对上海问题的关切。
淞沪战争爆发后的第2天，驻上海的英、美领事即出面调停。1月31日，英、美领事提议：日军退入租界，华军由现驻防地退出2000米，由中立国家军队移入缓冲地区代为巡逻。英、美领事，不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并宽容地让侵略者仅退入租界。实际上当时日军被中国守军反击后，已退至北四川路以东和靶子路以南租界附近。而对正义自卫的反侵略者，却苛刻地要他们从现驻地后撤两公里。这无异于助纣为虐，为侵略者张目。然而，日本侵略者并不因此而满足，2月2日，日方通告对英美提议不能接受。
2月2日，英、美、法、意、德五国先后照会中、日两国：“案奉本国政府电训，转致贵国政府关于列国提议停止冲突：
（一）双方根据下列条件，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为。
（二）两国间此后不再有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
（三）在沪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接触地点。
（四）设立中立区域，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项区域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
（五）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件后，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十二月九日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者或参与者协助之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之争议……”＇《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这一提案，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列强趁火打劫，企图把日本帝国主义未能夺去的中国的神圣领土上海，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中立区”。抱定对日妥协的国民党政府对于这一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提议，表示完全同意。2月4日，外交部在复英、美等国的牒文中说：“对于贵国政府所通知之提议，特行接受。”＇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24～525页。＇
然而，日本却提出在沪、汉、津、粤、青岛等大商埠周围，各划一不驻兵区，宽15～20英里，以此对抗英、美等国共管上海的计划。
国民党政府不顾第19路军在作战中取得的胜利，急于谋求妥协性的停战谈判。2月8日，何应钦致电在沪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子文、张静江、张群、孔祥熙及吴铁城：“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收束……请兄等商在沪诸外委，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至于整个问题，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庶不至益加糜烂而不可收拾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浦口召见何应钦、罗文干、陈铭枢等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妥。应即进行停战，转入外交途径，具体由公侠（陈仪）达天（王俊）办理之。”＇《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47～48页。＇
于是，何应钦即指派军政部次长陈仪、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于2月13日抵沪与美英日等领事磋商，并直接与上海日军当局洽商停战事宜。在谈判中，由于日本态度强硬，坚持要中国军队先撤，谈判于2月18日破裂。16日，国联各会员国向日本政府发出呼吁，要求日本政府注意盟约第10条，“凡有违反该条而致侵害任何国联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者，国联会员国均不应认为有效。”＇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这是国联第一次单独对日本，而不是同时对中日双方都发出呼吁。国联恐怕此举引起日本的反感，国联理事会主席（法国外交部长）保罗一庞古声明，这个呼吁不是对日本的谴责。实际上也正是如此，侵略者不是受到谴责，而是得到纵容。当日，植田发出强硬横蛮的最后通牒。国联决定将上海问题提交于3月3日召开之大会讨论。
在此情况下，日本内阁考虑，过早刺激列国，将使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当前日本国策的重点在满蒙方面，因此在战况有利的情况下，要迅速结束战争，而不宜导致中日全面战争。
2月23日，日本内阁决定：“将战线限制在上海附近。”＇〔日〕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朝日新闻社，东京1963年版，第192页。＇
2月25日，中国军队粉碎了植田的总攻计划，迫使日本不得不同意停战谈判。2月28日，经英、美、法三国公使接洽，英国东方舰队司令克菜邀请顾维均和第19路军参谋长黄强，与日本方面的野村吉三郎、松冈洋右（日本犬养首相和芳泽外相的特派使节），在英“康特号”旗舰上会晤，对停战问题作私人谈话。结果商定五点：
（一）双方同时撤兵。
（二）日本不再要求吴淞等炮台永久不设军备。
（三）中日合组委员会，邀中立国视察员参加监视双方撤兵。
（四）撤退区域由中国继续行使警察与行政权。
（五）华军撤真如、日军退一月廿八日以前原防后，华军退南翔，日军登轮。如双方请示后均同意，即由双方外交、军事正式代表开会订定。＇《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20页。＇
对这一提议，中国代表正式表示接受。
29日，国联行政院建议在上海组织圆桌会议，解决上海问题。但此时日军在上海作战中并未占有优势，日本不愿以战败者身份签字，所以在白川上将率第11师抵达上海后，再次发起全线进攻。3月1日，日军第11师在创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3日，日军进抵嘉定、南翔一带后，白川才根据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的电示，下令停止战斗，并发表停战声明。
3月3日，国联召开大会，进一步开展对上海停战工作，中国代表颜惠庆在会议上要求国联大会“就权力所及，先使在中国领土内的一切敌对行为停止，并使侵犯的军队撤退，然后就行政院决议案的范围，并本盟约的精神，以和平的方法，解决中、日间一切争端。”＇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36页。＇
4日，国联大会决议：“大会于申述行政院2月29日所议决之提议，并声明不妨害提议中所包含之其他方法之后：
（一）请中、日政府，立即采取必要之方法，使两方军事当局所发停战之命令，得以有效。
（二）请求在上海有特别利益关系之列强，以前项办法实行之状态报告大会。
（三）劝告中、日代表：以上述列强文武官宪之协助，开始磋商，订立办法；此项办法，须确定停止敌对行为，并规定日军之撤退；务请上述列强，随时以磋商情形，向大会报告。”＇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36页。＇
5日，“美国政府暗示已经训令上海该国军事长官，通力合作。”＇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88页。＇
3月11日，国联举行大会，根据中国政府1月29日对国联提出之关于适用盟约第10条、第15条之申请及国联2月19日之决议，决定组织19个会员之委员会，以大会主席为该委员会之主席。由该委员会从速报告关于停止战事、缔结协定及规定日军撤退等各事项。
3月14日，国联调查团抵达上海。同日，郭泰祺与重光葵在英公使邀请下，再作非正式会晤，英、美、法公使和意大利代办在座，讨论停战协议草案。24日，中日双方举行正式会议。出席会谈的中方代表有：外交部次长郭泰祺、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中将、第19路军参谋长黄强中将。日方代表有：驻华公使重光葵、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第3舰队参谋长鸠田繁太郎少将。英国公使兰普森、美国公使詹森、意大利代办齐亚诺及法国公使韦礼德之代表出席会谈。在谈判中，日方对日军撤退的时间、区域和中国驻军区域问题上，一再无理纠缠。其后又经过多次会谈，均无结果。
4月9日，中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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