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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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通过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和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大会根据军委会组织法，决定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处理同盟军的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重大事务。会议选举军事委员35人，候补军事委员29人。尔后，由军事委员会互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徐惟烈任秘书长，冯玉祥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至此，同盟军抗日准备基本就绪，察省出现了抗日救国的大好形势。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却对此坐卧不安，责令北平军分会取缔同盟军又找不到借口。于是大肆造谣诽谤，攻击冯玉祥“勾结共产党”，“勾结苏俄”，“别有他图”，甚至诬称冯“名为抗日，实为联日”等等。但冯不为蒋、汪的攻击所动，针对他们的诬蔑，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适当调整同盟军工作方针，放弃内外一样红的“胡罗卜”方针，采取“内红外不红”的“西瓜”
方针。
第二，通电全国，逐条批驳南京、北平方面的攻击、郑重声明，他“只知反对屈辱妥协，抗日到底。此心此志，有如皎月”。＇《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
第三，请各报记者到现地采访报道，让全国了解察省真相。
6月14日，冯玉祥对上海《时事新报》记者说：“中日双方所商停战协定，其范围仅限于河北及平津，察哈尔从此益陷于一发千钧之境，本人乃当仁不让，起而自卫。”他表示：“我决不离开张家口，等着敌人到来，我要和他拚个你死我活，我如离开此地；我就是怕死。”＇《时事新报》1933年6月21日。＇ 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冯玉祥抗日的一片赤诚之心。
（二）进行察东战役
同盟军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针对察东四县失陷，日伪军可能进攻张家口的形势，组织了收复察东的战役。为打好这一仗，冯玉祥调集方振武的救国军、吉鸿昌的第2军、邓文的第5路军、张凌云的第6军、李忠义的第16军等部组成北路军，以方振武为前敌总可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作战。北路军分成左右两路，分别由吉鸿昌和方振武兼总指挥，于1933年6月21日开赴张北附近待命。共产党员掌握的第2、第5师均为这次北征的主力。原在张北的察哈尔自卫军张砺生部及其他地方武装亦配合行动。
6月22日，张砺生部首战康保，经3小时战斗，守敌崔兴武部向东逃窜，同盟军收复康保。23日，同盟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吉鸿昌、邓文、张凌云、张砺生部进击宝昌；右路军李忠义部直趋沽源。
沽源伪军刘桂堂部于26日通电反正，使伪军张海鹏之一部陷于孤立，同盟军击退该部，收复沽源。7月1日，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痛击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伪军遭打击后东逃多伦，宝昌又告收复。同盟军完全收复察东三县后，又乘胜发起多伦战斗。
多伦为察东重镇。它既是冀、热、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要地，日本把它视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据点。多伦城由日军骑兵第4旅和伪军一部固守，城外筑有八挂炮台32座，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工事。根据敌情、地形，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决定集中4个师，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一举攻克多伦。其部署：以张凌云部为左路，以李忠义部为中路，以刘桂堂部为右路，以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会后，各路部队向多伦外围地域集结。7日23时，同盟军分路向多伦发动进攻。日伪军凭借工事与火力，拚命顽抗，攻城部队奋勇冲击。经过两天三夜激战，至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乃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连续三次指挥登城，均未奏效，伤亡200余人。
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甚重，乃暂退原阵地待机。为扰乱敌人后方，吉鸿昌暗派副官率士兵40余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12日晨1时，吉鸿昌利用夜暗再次组织猛攻。当攻城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鸣枪响应。敌闻变大乱，同盟军乘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3小时巷战，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
至此，失守72天的多伦遂告收复，察东四县全归同盟军之手，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之举。在察东战役中同盟军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名，自己伤亡1600余人。
抗日同盟军北征的胜利，给全国民众带来希望。各地抗日组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将领），或函电交驰，纷纷祝捷；或捐钱捐物，支援前线；或强烈要求蒋介石授冯以重任，供给粮弹，收复东北四省。7月14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电冯玉祥和吉鸿昌，称赞说：“政府之所不敢为者，而公等为之。政府之所不能克者，而公等克之。尽筹硕划，岂惟大快人心，直使今后之欲为石敬塘、秦桧者，将有所畏慑，而不敢逞行其私。”＇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64页。＇
7月16、17日，李烈钩、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先后电贺冯玉祥克服多伦。电文说：“捷音传来，逻迩欣慰。激已死之人心，伸大义于天下。”表示“从种种方面设法策应”。＇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70～77页。＇
7月26日，天津《益世报》在《再论察局》一文中指出：从“九·一八”起，“我们只有失陷领土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人做过收复失地的工作”；现在“有之，吉鸿昌收复多伦为第一次。”切望“当局勿功秦桧而罪武穆”。在捐款方面，各省当局和各民众团体共捐近40万元。海外13华侨团体亦发出通电，吁请旅居国外的爱国侨胞给同盟军以军晌支援。为把抗日爱国斗争从察哈尔扩展到热河和东三省，冯玉祥决心“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东北）四省之谋，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0页。＇
7月27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以冯玉祥为委员长的“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委员由同盟军高级将领担任，并发出成立通电。电文称：“慨日东北覆亡，普天同愤”，“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职责所在，全力赴之。”＇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1页。＇
三、冯玉样出走与同盟罩失败
（一）冯玉祥被迫出走
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相反，蒋汪政府出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需要，竟千方百计破坏抗日同盟军，企图压垮冯玉祥。还在同盟军进攻多伦前夕（7月3日），全力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即从江西致电汪精卫，称冯玉祥“为共产荧惑”，“实行赤化组织”，“赤色旗帜日益鲜明”，要求行政院“速筹军事之彻底办法。”＇《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月6日，何应钦向南京报告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察哈尔的方案，拟任命庞炳勋为“察哈尔剿匪总司令”，井令庞率领第10军、冯钦哉率领第7军、万福麟率领第119师、徐庭瑶率领第25师、何遂率领第55军一部以及冯占海部，于13日前，分别到下花园、涿鹿、沙城、怀来和独石口、龙关等地集结待命。
7月12日，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极力贬低同盟军攻克多伦的壮举，称多伦“非取之日本军队之手，乃取之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9页。＇ 并决定增派宋哲元、王以哲、傅作义等部入察。至7月底，国民党人察部队已达16个整师，共15万余人，已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准备由庞炳勋指挥，分三路进攻张家口。在何应钦加紧进行攻察部署的同时，日军两个旅及伪军张海鹏部共2万余人，齐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进攻多伦等地。为了增加同盟军的财经困难，国民党政府以贪污罪将曾给冯玉祥捐款接济的朱庆澜调回南京办理交待。蒋军还封锁察省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等地的粮食、弹药接济断绝。
在日蒋进逼，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立即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这个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7月17日，国民党西南政委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直言，解此纠纷”，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2～13页。＇
国民党中委李济深、陈铭枢、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意冥顽，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计，为民族前途计，决取断然处置。”＇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4页。＇
7月24日，天津《民风报》在社评中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认为爱国民众要“行使国家主人翁之天职，锄去此中国之李完用。”即使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人不愿对冯玉祥用兵，宋哲元固不待言，冯钦哉也表示“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庞炳勋虽跃跃欲试，但他的旅长陈春荣却说：“冯是抗日的，先不必说别的，就是在人格上也不能打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40、595页。＇
在各方面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汪精卫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7月，蒋汪发出俭（28日）电，继续对冯玉祥进行造谣诬蔑，并提出最后通牒四项迫其接受：
“（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浸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
（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
（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
（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28页。＇
接着，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世（31日）电，答复蒋汪俭电，陈述兴师以来抗日经过，驳斥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指出：“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既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应得之罪，亦所甘心。”＇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31页。＇
同日，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冯玉祥日记》，1933年7月31日。＇
在蒋汪大军压境准备进攻张家口的时候，日伪军两万余人也开始大举进攻多伦。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遣兰衣社特务，利用同盟军成份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先后被暗杀，造成同盟军内部的思想混乱和动摇。
这时，中共同盟军前委日益背离中共北方组织根据周恩来在抗日同盟军酝酿初期指示的与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合作的方针，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提出了一些不利于内部团结的口号，并公开反对冯玉祥的“里红外不红”的西瓜策略，使冯感到苦恼和疑虑。加之，同盟军的外援也被切断，原与两广方面约定的响应抗日，按月接济同盟军10万元的计划也落空了。
面对此种困境，冯玉祥于8月3、4日曾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人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冯玉祥最后不顾不同意见，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他在会上表示，如引起内战，将使日军坐收渔人之利，希望宋哲元回察，同盟军名义虽不在，但可借宋的掩护，保存一部分力量。经过顾孟余、黄郛来往子北平、南京、江西交涉和宋哲元在冯玉祥与北平之间的斡旋，8月3日，何应钦秉蒋汪旨意，发表解决察事谈话，同意宋哲元返察。
8月5日，冯玉祥发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柬军事”，欢迎宋哲元返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6日，宋哲无发表5日签署的复职通电。同日，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布交还察省政权，称：“顷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昨已抵察，兹自本日起，即将察省一切军政事宜，统交由宋主席负责办理矣。”＇《国闻周报》第10卷第32期，1933年8月14日。＇
7日，宋哲元部冯治安师接防张家口。9日，宋哲元派秦德纯接收察省军政各机关。当天，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
11日，冯在日记中写道：这次离察“一为体谅明轩之苦衷，一为将来重整旗鼓，再作抗日讨贼之计”。＇《冯玉祥日记》，1933年8月11日。＇ 14日，冯玉祥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
（二）同盟军的奋战与失败
由于冯玉祥出走，抗日同盟军发生严重分裂。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高压和重金收买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部收编或瓦解，只有方振武、吉鸿昌和中共掌握的部队共1，5万人未受大的波动。为了坚持斗争，方、吉二部和中共前委掌握的第2、第5、第16、第18师及党政军机关一同转移到张北一带。方振武、吉鸿昌到张北后，表示“既以抗日为起源，必以抗日为归宿。”＇《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档案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8月16日，方振武发表通电，宣布就任代理同盟军总司令职。8月24日，中共前委也在张北二泉井村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以柯庆施、吉鸿昌、张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7人为常委的军事委员会，任命吉鸿昌为北路总指挥。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及河北省委关于集中力量创造红军和新苏区的指示，对同盟军的行动提出了向东、向南、向西发展三个方案，经过分析比较，决定向南发展，依托保定以西的太行山、依靠河北中部农民运动与党组织的良好基础，创建抗日根据地。方振武不同意前委南下路线，遂率部东进至独石口地区。
方振武、吉鸿昌继续高举同盟军抗日旗帜的行动，激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恼恨。蒋介石、何应钦急令宋哲元、庞炳勋、闫锡山等部，进攻、堵截同盟军，陷方、吉二部于东西南三面包围之中。为了使日伪军从北面围攻同盟军，何应钦于9月8日派殷同和日军勾结，商议夹击同盟军的办法。中共前委所部和吉鸿昌部为实现南进计划，在南进路线受阻的情况下曾两次西出商都，绕道南下，均遭闫锡山、傅作义部堵截：被迫折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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