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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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最高委员会主持五省军事，截留五省关税、盐税、统税分配给五省；
（3）向确立日满华三国的合作经济圈迈进，即：开发矿藏资源，振兴棉花栽培，脱离国民政府的白银国有令，通货与日本建立连锁制等：
（4）扑灭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宣扬东洋主义。”＇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第65页，注释②。＇
土肥原还企图在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召开期间达到这一目标，在五全大会闭幕时公开宣布自治消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本在军事上对中国施加巨大压力。1935年11月13日，日本关东军调一个旅的兵力在山海关等处摆出推进姿势，海军亦调兵到青岛。
日本侵入华北，触动了国民党和蒋政权的根本利益，国民党内反对对日妥协的势力在增长。英美等国在华北亦有巨大的利权关系，它们也不愿看到日本独霸华北。
因此，蒋开始以较为强硬的态度同日方谈判。为力求主动，不允许宋哲元等地方将领进行对日交涉，同年11月20日蒋电告宋说：“中央必当以实力为兄等后盾，决不令兄独为其难。”＇《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714页。＇ 又电告河北省主席商震：“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715页。＇
同时，蒋调集部分军队至京沪、陇海等线，还命令河南方面赶造船只，以防不测。对于宋哲元来说，尽管同国民党蒋介石有不少矛盾，却绝不甘心作日本的傀儡。但迫于日方的压力，又幻想借外力保障其在华北的地位，所以，宋没有完全拒绝日本的拉拢。
11月20日，日本大使在南京会见蒋介石时说：中国方面对华北“如果采取压迫或武力镇压等办法，势必引起纠纷事态和破坏治安，进而还会严重影响与该地有密切关系之日本及满洲国，特别作为负责满洲国安全之关东军，决不会对此默视不问。”蒋答：“作为中国，对引起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还说：“今天和贵大使会见，本拟商谈有关中日邦交改善问题，而首先谈起属于内政问题之华北自治运动等，甚感遗憾。”但同时，蒋又表示，对于华北的特殊情况，自己也特别有所认识，决心近期废除军事分会，另派能胜任同日方接触的高级官员，以打开调整事态的途径。＇《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10～311页。＇
日本方面看到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中国民众抗日气氛的高涨，顾虑到强力施行华北高度自治方案会引起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应，且有可能迫蒋调兵北上。经过11月18日召开的三相会议，日方决定暂缓11月20日就要宣布的强硬计划，对华北的举措视有吉与蒋会谈的结果而定，自治内容可以采取“轻度自治”，“以渐进方式工作”。＇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64页。＇
11月30日，蒋介石与行政院五院长制定“华北自治办法”六条：
“（一）实行共同防共；
（二）关于币制改革，在华北方面可作适当修改；
（三）考虑关内外人民关系密切，对两地的经济关系予以方便；
（四）在财政方面给华北政权以相当支配权；
（五）给予就地合理解决对外悬案权；
（六）根据民意录用人才，实行理想的政治。”＇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并派何应钦、熊式辉、陈仪、殷同等立即北上与宋哲元共商处理华北问题。当日晚，何应钦从南京去北平。行前，先派陈仪、殷同到天津拜访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到北平拜访土肥原和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在征得日方同意后，何于12月3日晚进入北平。
4日晨，何与宋等举行会议，讨论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未哲元表示愿在何应钦领导下努力解决华北问题。但是，在日本军方警告他不要在背离日本方面走得太远后，5日晨，宋哲元忽然宣布到西山“休息”，并发表书面谈话称：“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国闻周报》卷12第48期，1935年12月9日。＇
宋去西山后，留下秦德纯、萧振瀛与何应钦周旋，会谈实际成为僵局。12月5日，15架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旋，并投下殷汝耕要求宋哲元响应自治的传单。据此情况，何应钦与秦、萧等商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6日晨，萧振瀛赴天津，向土肥原和多田骏通报这一方案，征得了日本同意。8日，何应钦在电请国民党中央照准后，即召集陈仪、熊式辉、萧振瀛等会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
日本肆无忌惮地分裂华北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再妥协退让，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
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指出：“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同胞们起来！为祖国主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488页。＇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呼吁全中国的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吞并全中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567页。＇
北平、天津、上海各大城市和河北省各地群众团体、爱国学生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反对“假自治之名，行叛国之实”。北平教育界以联署的方式发表声明，反对“自治”，“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的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国闻周报》卷12第47期，1935年12月2日。＇
冀东的昌平、香河、玉田、三河、顺义、宁河、平谷、乐亭、临榆、抚宁、卢龙等11县的县长也相继发表声明，决不附逆。冀东旅平同乡会通电全国，要求政府“查抄殷逆浙江省永嘉县原藉家产，一面坐以重罪，以为媚人叛国者戒。”＇《中央日报》1935年12月10日。＇
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运动持续到12月16日，原订12月16日举行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只好延至12月18日举行。其大会开得十分短小，据报道，“晨起，外交部街及东单牌楼一带，加紧戒备，军警林立，……开会时间，事前井未发表，开会时，仅到有少数来宾，及该会职员与新闻记者等30余人”，开会仅20余分钟就宣布散会。＇《国闻周报》卷12第50期，1935年12月23日。＇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是一个在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方授意或征得了日方认可的亲日分子，如王克敏、王揖唐、高凌霞、李廷玉、贾德耀、冷家骥等，他们中有的还是汉奸分子。委员会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多为亲日分子所把持，并设有日本人顾问。委员会在行政上与南京政府保留半独立关系，而经济上，南京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收入等完全被截留，与日本保持“特殊关系”，通过日本所设“兴中公司”等殖民机构实行“经济提携”，满足日本对华北各种资源的需求。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本于1936年1月制定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要求将自治的范围扩大到华北五省，并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大体上可以信任的时候”，让宋与殷汝耕“合流”，＇〔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349页。＇ 尽快实行完全的“自治”。日军参谋部也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在明朗化方面总是进了一步”，它将“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128、133页。＇
然而，在全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下，宋哲元对日态度也日益明确。
1936年5月，他提出要“力保主权”的口号，释放被抓捕的爱国学生，在各学校开展军训，在军队进行爱国抗日宣传，在委员会同南京政府的大政关系方面，尽量执行南京政府指令。
1937年2月，宋甚至不顾日本的反对，派秦德纯代表他参加南京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第8页。＇ 连经济领域过去对日最为妥协的状况，也开始改变，宋遵照南京政府意旨，停止了津石铁路、塘沽建港等项目的对日谈判，中止或改变了龙烟铁矿等项目的筹建上马。在土地管理等方面，亦抵制了日本的贪得无厌的要求。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日军吞并华北的阴谋。
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坚决斗争，曾迫使日本对其侵略华北的政策作了微小调整。如1936年8月11日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特别是1937年2月20日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强调注意不要“造成激发中国民众的排日抗日感情。”＇《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57页。＇
其侵华的根本决策虽没有改变，却不得不采取更带欺骗和伪善的策略。
五、伪“蒙古军政府”的成立
日本对热、察等内蒙地区主权的攫取，采用了类似平律等地的手法，十分注意扶植傀儡政权，首先拉拢的是李守信。李系热河土默特旗蒙古族人，出身土匪，后投靠张作霖，因功逐渐升迁，任张学良东北军骑兵团长。
1931年冬李部驻防开鲁，曾与日本驻通辽的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暗中勾结。1933年初，李部击落一架日本低空侦察飞机，李守信亲自将飞行员和电台等送往长春。此事博得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赏识，送他手提式机枪15挺，步枪25支，现款3万元。随后，李欢迎日军进入开鲁城，井协助日军占领林西，破日军委派为“热河游击司令”。从此，充当“关东军的谋略部队。”＇〔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译本、第121页。＇
日军也认为由于李的投靠而“理出了推进内蒙古工作的头绪。”＇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274页。＇
1933年4月28日，李守信按照日军的指令侵入与热河邻近的察哈尔地区，以多伦为中心建立了“察东特别区”，李任行政长官兼军长。日军认为，单靠李守信还不足以策动内蒙的“独立”，又着手扶植第二个傀儡，即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德王是察哈尔部正白旗人，生于1902年，1908年世袭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多罗社棱郡王。
1919年德王开始主持全旗政务。他从年轻时起，就抱有掌握内蒙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
1930年冬，驻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即以游历为名，到苏尼特旗进行拉拢德王的活动。
1931年夏德王到北平时，盛岛等请他到扶桑馆吃饭并进一步煽动他独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拉拢蒙古王公加入伪满，实行“满蒙联合”。1932年，日本陆军派遣特务笹目来苏尼特旗，在德王的掩护下，冒充喇嘛，长期潜伏进行活动。同年，德王前往北平，串联当时住北平的蒙古王公等上层分子，组织了一个“蒙古王公代表团”，到南京活动。他们要求改组蒙藏委员会，反对当时由南京政府所委派的委员长石青阳，另用蒙藏人担任委员长，为蒋介石所拒绝。返回北平之后，继续以该代表团为基础，结成松散的社会政治团体，到处奔走串联，酝酿实现“内蒙古高度自治”。
1933年6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委任德王为蒙古军第1军长。但德王推辞不就，却前往百灵庙召集西蒙古部分王公，于7月26日举行第一次“自治”会议，通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在西蒙实行“高度自治”。9月28日，又在百灵庙召开第二次“自治”会议，并通过“内蒙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国民党政府顾虑日本在背后插手，为避免事态扩大，遂同意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以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即云王）为委员长，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即沙王）和索特那木拉布坦（即索王）为副委员长，由德王担任秘书长。1934年4月23日在百灵庙举行了成立大会，因云王、索王均已年迈，不愿到职视事，“蒙政会”实权遂落入德王手中。
德王在此时暗中通敌，尚未公开叛国，仍与蒋介石拉关系，领取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资助。1934年底得到一次性蒙政会建设费12万元，经常费则每月3万元。还得到军政部拨发步枪、手枪300余支，轻重机枪20余挺，迫击炮数门，载重汽车4辆，大小无线电机10台等物资，这些经费和武器等，奠定了蒙政会的物质基础，增加了德王个人的活动资本。
德王要求的“高度自治”与日本策划的“内蒙独立”十分合拍。1934年初，日本特务笹目由苏尼特旗德王府动身回国，不久再回德王府，并在该旗设立特务组织“善邻协会”的分支机构，以办理卫生、文化事业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1934年夏，长期在内蒙地区活动的日本大特务盛岛角芳，也潜来百灵庙与德王晤谈，并答应送给德王步枪2000支。同年10月，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来苏尼特右旗进一步拉拢德王，德王也就“干脆进一步与日本人勾搭起来了。”＇《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版，第20页。＇
1935年1月，日军制造察东事件，“这一事件事实上具有援助德王内蒙自治工作的意义。”＇《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第123页。＇
当月，德王派其心腹宝贵廷带着他给伪满察东警备司令李守信和关东军驻多伦特务机关长植田的密信，潜赴多伦。在植田和李守信的帮助下，从内蒙东部招兵买马，成立了1个团，由宝贵廷任团长，暂在李部属下进行秘密训练。接着关东军派突浦为苏尼特右旗特务机关长，在该旗架设电台，并与德王商定保密办法，尅只锶郏浴吧屏谛帷崩硎旅逦诨ぁ４哟耍峦跤肴毡镜墓唇嵊辛苏焦潭ǖ牧缜馈２痪茫毡竟囟墒麓Φ�2科长石本寅三与参谋田中隆吉等，来到苏尼特右旗会见德王。
会晤中，田中拿着写有“满洲国”和“蒙古国”的一张纸对德王说：
“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共同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第21页。＇
1935年6～7月间，日本连续制造了张北事件和河北事件，在加紧分离华北的同时，也加快策动内蒙独立。日本关东军专派小野寺少校给德王赠送飞机1架。日本“满铁”总裁也同时派员给德王送来整套的电影、照像和放映机。8月，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借渡边上校、田中隆吉参谋等，亲自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的问题。
1935年12月，正当华北危急之际，德王应日本关东军邀请，赴伪满“新京”（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参谋长西尾寿造、副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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