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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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正当华北危急之际，德王应日本关东军邀请，赴伪满“新京”（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参谋长西尾寿造、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会谈，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为解决经费和武器问题，关东军送给德王日币50万元和步枪5000支。德王由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后，确定成立“蒙占军总司令部”。此时，关东军“期望一举推进内蒙工作，使李守信占据口北六县，代替中国保安队，使此地区成为内蒙自治政府的基地。”＇《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第131页。＇
12月，李守信伪蒙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东的张北、室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在张北建立了李守信的伪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德王随即在察东成立“察哈尔盟公署”，任命其亲信卓特巴札普为盟长，达密林苏龙为副盟长。1936年2月1日，在张北举行了“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典礼，察哈尔部的蒙人8旗遂为德王控制。
“察盟公署”虽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为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
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他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会后制定了组织大纲，决定由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4月24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由德王出面，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所谓第一次“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抛出“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建立蒙古国案”，“蒙古国体案”和“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
同年5月12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云王为主席，索王、沙王为副主席，德王任总裁，总裁掌握军政大权，实行独裁制，李守信兼参谋部长，村谷彦治郎、山内、稻茨、山本信亲、崛并德五郎等日本人分别任主任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教育等顾问。会场上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作为军政府旗帜，正式使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元731年，日本方面派宋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参谋田中隆吉、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及日本顾问村谷彦治郎等与会。其后，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每月补助该伪政府30万元经费，并编成一支1。3万人的内蒙人军队。＇〔日〕《现代史资料》8，第612页。＇
这样，德王终于正式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奸。
伪蒙古军政府建立之后，日本欲将其与伪满和伪冀东政权更紧密地纠集在一起，由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建议德王应和“满洲国”缔结协定，于是德王借同李守信等人乘飞机到伪满新京访问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等人，又拜谒伪康德皇帝溥仪，行三跪九叩之礼，溥仪在关东军授意下封德王为“武德亲王”，并授予“钦任状”。德王与伪满外交部缔结了所谓“蒙满协定”。此后，德王又根据田中隆吉的指示，派伪外交署署长陶克陶与冀东伪政权殷汝耕会商，缔结了所谓“蒙冀协定”。这样，日本用刺刀扶植起来的关内外的三个傀儡，就被其主子拴在一起，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六章 日本加紧蚕食华北、内蒙，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第三节 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
一、对华北的经济调查
日本在侵占和掠夺东北大批的资源财富后，并未感到满足，正如战犯重光葵战后所供认，日本在夺取了东北之后立即从经济资源着眼转向华北进行扩张。＇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64页。＇
为了对华北实施经济掠夺，日本首先进行经济情报方面的刺探和搜集，满铁是领头的执行机构。早在1933年11月，满铁就制定了《华北经济调整计划》和《对华北经济调查机关设立案》，准备在天津、青岛、上海等地设立满铁经济调查会的分会，在北平、山海关或滦县、张家口、太原、济南、烟台、南京、汉口、香港及广州设立派驻机构。其调查目标有开滦煤矿、井陉煤矿、山西矿业、山东煤矿等矿产资源，冀东地区工业及整个华北地区经济资源（包括棉、麻、羊毛、面粉、烟草、木材、药品等）以及交通状况，还计划摸清伪“满”对华北的贸易及关税，各国在华北的利权及投资等问题。
1934年3月和6月，满铁两次派理事十河信二到中国“考察”。在其“考察”基础上，十河提出了一份对中国、特别是对华北实行经济扩张的实施方案。其要点是，由满铁在华北设立运输公司，或与中国“合办”运输公司，经营中国国有铁路的普通业务，另设对华投资公司，负责与中国交涉促进两国贸易及开展金融业务。这就是后来组建兴中公司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还计划将北宁线（北平——沈阳）延长至山西，以便于山西煤炭外运。
1934年10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定了《华北重要资源调查之方针及要领》，其中提出：要“助长帝国发展对华经济，使战时我国国际资源易于补充，同时扶植和增强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势力并促成日、满、华北经济圈”。＇〔日〕近代日本研究会：《东亚与日本》，山川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162页。＇ 将对华北资源的掠夺提高到战略地位，还规定了对华北调查事项及其细目。
为达上述目的，日本作了一系列的组织准备。满铁根据军部要求，在满铁经济会内增设了第六部，下设综合班与基础调查班，专门负责收集和调查华北的经济情报。又在满铁总务部内新设东亚科，在天津设事务所，在察绥两省设调查所，扩张满铁在华北的地盘。驻天津的日本驻屯军设置了经济科和经济顾问部，大藏省增设了“东亚经济调查科”，等等。这些组织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对华北地区经济资源、政治制度、社会人情及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无孔不入的侵略性调查。这种调查本身，就是对华主权的粗暴践踏。
1935年，随着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形成，日本在华北的非法调查亦加紧进行。7月7日，以满铁总务部东亚科长内海治为团长的华北事业经济调查团一行7人，由长春抵达天津。该团预定在平、津、冀、晋、察、鲁、绥等地，有计划地搜集贸易、金融、纺织、农业、铁路、矿山、制铁等方面的情报。
同时，为加强统一协调，满铁对华北的经济调查被纳入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总体计划之下。其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自1935年10月至1937年1月，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先后动用380余人，耗资54万日元。其调查手段，多是在各地日军的武力支持下，采取收买、诱骗或恐吓等各种间谍式作法，收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数据。对华北的煤、铁、石油等矿业资源，电气事业与制造业的原料及其发展前景，铁路的运输能力与港湾关系，港口与运河水运等诸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整理出了85册调查报告书。例如，矿业班先后调查了华北的金、煤、铅、铜、铬等26种矿藏，159家矿山的各方面数据。＇浅田乔二编：《日本帝国主义下的中国》，乐游书房，1981年版，第25页。＇
满铁在天津设立的事务所，伙同日军特务机关对华北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测量。其调查的主要活动有：对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滦县、乐亭等13县进行了详细调查，写出了《冀东地区13县实态调查报告书（绝密）》，数量达14本。同时，向济南、张家口、太原等日军特务机关派遣金融财政方面的人员，参与对各地财政经济的调查及阴谋活动，还通过在各地的驻员搜集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各种情报。
日本通过满铁、驻军等各种组织以公开的和隐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对华北经济情报的攫取，具有范围广、规模大、具体细致而密级甚高的特点。依据上述调查，为日本军部和政府制定新的侵略政策提出了建议和参考，例如会田勉写出《华北大观》，声称：华北对于日本真可谓是“生命线”，不仅“政治上要稳定，经济上也应协作开发。”＇会出勉：《华北大观》，早稻田出版部，1937年版，第314页。＇
兴中公司这一类侵略机构，也是在满铁调查基础上，以满铁人士十河信二为首组建的殖民机构。
二、对华北的经济掠夺
（一）经济掠夺计划
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战争，始终以领土扩张和经济掠夺作为主要目的。
日本推行其华北扩张政策更是如此，其各种纲领方案，几乎都强调了华北的“军需资源”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与迫切性。1935年7月，中国驻屯军制定《关于华北新政权产生之相应经济开发指导案》，提出“应利用一切机会，促进对交通、资源及金融等方面的投资”。＇满铁调查部：《中国经济开发方策及调查资料（中国·立案调查书类·？编1卷之2）》1937年，第97页。＇
7月2日，日本关东军、“满铁”和伪满财政部、实业部在长春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了掠夺华北资源的具体大纲，其主内容有：
“（一）为开发华北工业、商业、矿业等，特设立大投资公司作总括的投资。该公司为纯粹的金融机关，满铁、东拓当然参加，同时广泛地纠合日本内地的资本。
（二）以该公司为母体，依产业不同设立各事业公司。各事业公司作为中日合办，日本方面现金出资，中国方面现物出资，而对现在营业中的合办公司，予以改组扩充。
（三）考虑到华北资源及产业的现状，公司的工作首先从矿产业、交通业、贸易及棉花栽培入手。
（四）矿业中最重要的是煤，因此以山东矿业公司为煤矿公司的母体而从事发展。
（五）交通是经济开发的基础，维持治安的动脉，所以全力以赴开发察哈尔、山西及其他未开发的地区，方法是扩充东方旅行社，考虑在中国领土内敷设铁路。
（六）九·一八事变后，以满洲、蒙古为背景的华北贸易日趋衰落。今后应当努力复活各该地贸易，谋求天津及其他贸易都市的繁荣。
（七）以满铁公司在山东的棉花栽培为基础，逐渐发展到使日本的棉花能够自给。”＇《华北中日“经济提携”》，《申报月刊》第4卷第3号。＇
7月17日，关东军在其长春的司令部召开会议，进一步策划掠夺华北经济资源的具体办法，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各参谋以及土肥原、仪我睛义、花谷正筹各地特务机关长，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坦、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均出席，会议决定了以下五项：
“（一）建立中、日、‘满’三国经济合作的常设机关。
（二）开发范围暂以河北省为中心，逐渐向其他各省发展，
（三）为了金融流通顺利，第一步应先开发矿业、棉业等经济资源。
（四）满铁应与各种商业公司密切联络与合作，并促各界有力者奋起。
（五）为注视华北当局的动向，关东军与平津驻军应密切合作，今后应不断召开会议，以资联络。”＇《外交评论》第6卷第2期。＇
为使掠夺华北经济资源计划更加完善，关东军在会后又与满铁公司反复进行磋商，满铁公司主张，在对华北经济进行基本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各项计划，并设立港湾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华北经济调查委员会，经协商，双方意见趋向一致，都主张先利交通，然后开展其它各种事业。其要点如下：
（一）铁路建设计划：满铁想尽快在华北建成的路线，第一是沧石铁路，第二是彰（安阳）济（南）铁路，其目的在联络平汉与津浦二线，使其横断华北。
（二）海港建设计划：第一想利用青岛与秦皇岛原有海港，以运销山西和绥远的煤，察哈尔的铁以及山东的棉花，第二想开设大沽港，使其能容八千吨以上的巨轮出入，成为冀、晋、绥、察各省资源的最大吞吐港；扩建塘沽港，使之能容三千吨位的船舶自由出入。
（三）开发农业经济计划，在华北各处设立农事试验场，并向天津及其他各地派遣若干农业指导员，确保农产品购销，保障日本所需的棉花、羊毛等类产品等。
（二）掠夺华北资源
日本掠夺华北资源的重要目的，是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及更大范围的扩张和进攻英、美、苏的战争作准备。矿产是日本掠夺的重点。华北煤矿储量居全国之首，质量亦为上乘，多为炼焦用煤及无烟煤；铁矿不但储量丰富且品位很高，含铁量达50％以上，宜于直接冶铁。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华的掠夺性投资发展极快，其重点在于华北。以1936年为例，日本在华矿业投资支配资产额为2090。7万元，其中华北2078。9万元，占99％，在华北矿业投资中，又主要集中于煤、铁、金矿各业，投资额达1976。9万元。投资方式中，合办投资额量大，达1318。4万元，约占67％，其次是贷款，为338。5万元，约占17％，直接投资只占16％左右。＇〔日〕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复刻版，第208～210页。＇
在矿业中，煤炭又占主要地位。1936年日本向中国煤业投资总额达2108。7万元，其中华北地区为1853。2万元，占近88％。＇〔日〕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版，第208～210页。＇
在合资矿业中，日方占有统治地位，在一些煤、铁等重要行业的中日合办公司中，日方自不待言占有垄断地位。同欧美相比，1936年日本在华北等关内地区投资达3484。6万美元，超过了历来在华经济势力最大的英国。＇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8页。＇
日本对煤铁等矿，采取盗匪式的直接夺取，如“柳江煤矿”年产量在25万吨左右，被“日本泰记公司”仰仗关东军的势力，以半抢半买的形式霸占。
棉花是日本掠夺的又一重点。日本国内很少种植棉花，其纺织业所需棉花的98％依靠进口。中国华北各省均适于种植棉花，产量很大。1933年仅从天津出口的棉花，价额即达1980余万元。日本自侵入华北即开始夺取华北的棉花产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在天津设立所谓“华北农场试验所”，在南开八里台设场植棉，并利用汉奸转手，以中国人名义偷买中国土地。冀东伪政权更划定通县、丰润、玉田、迁安、滦县、香河、遵化、抚宁、昌黎等县的几万顷土地，为日本“兴中公司”试验植棉的农场。于是“华北棉花公司”、“通县棉花试验所”、“东亚棉花协会”等掠夺华北棉花的组织纷纷建立。
同时，6家日本纱商也成立了“棉花协会”和“棉花交易所”，以便控制华北的棉花产地和棉花市场。
“兴中公司”则拟定华北种棉的5年计划，企图独霸华北的棉产。
棉纺业也是日本垄断的重点。“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日本向华北侵略扩张的战略需要，以及华北棉花得天独厚，量大质优，因而，贪婪的日本财阀将纺织资本急剧转向华北。日本以收买、吞并或新设厂的办法，排斥华资企业。自1935年至1937年间，天津原有7家较大的华资公司被日资吞并4家，占天津纱绽总数70％以上。＇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的棉业与中国》，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页。＇
到1937年初，日本在天津纺织厂已有10家，纱绽177000枚，织机数千架，而华资只有5家，纱绽71000枚，织机310架。＇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33页。＇
华北的另一个纺织业中心青岛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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