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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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一科学分析，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的条件下，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蒋介石集团；就有可能抗日和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为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政策。鉴于民族资产阶级已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在政治上必须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即让他们参加人民政权的管理工作，团结他们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又对他们的动摇性进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经济上，则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虽然是有冲突的，但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第三，批判了关门主义错误，并告诫全党不要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党内关门主义的实质、危害及其根源，强调关门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他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他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但在现在充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要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克服“左”倾错误。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抓住了时局发展的关键，正确地解决了遵义会议尚来不及解决和还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党的策略路线问题，全面地规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方针。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瓦窑堡会议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全党范围内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二、积极开展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一）继续组织和领导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下层和上层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地利用党办的半公开、公开刊物和左派刊物，出版小册子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着重向全国人民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的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
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积极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负责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领导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华北地区是抗日救国运动的前哨，中共北方局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抵制日货，反对走私，举行政治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及部分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同时，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各界救国团体。在上海组织建立了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大中学学生救国会等。在华北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会，平津及其他各地学生救国会及民族解放先锋队。
中共中央在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中，重视了争取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在瓦窑堡会议以后，先后给蔡元培、许德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杜斌丞等写信，表示支持他们的爱国活动，宣传和解释党的政治主张，提出今后工作的希望。毛泽东在写给许德市等的信中说：“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毛泽东代表中央写信给爱国民主人士的同时，派出代表做联络工作，给他们送去党的文件，解释和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对爱国民主人士做了许多工作，领导和推动他们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抗日救国而斗争。
（二）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
东北军前身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所统辖的部队，1928年改编为东北边防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退入关内，遭国人谴责。热河沦陷后，张替蒋受过被迫辞职，去欧洲考察。
1934年初，蒋介石为使东北军“剿共”，电召张回国。张学良回国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后，要求部属“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页。＇
但是，事与愿违，从1935年9月到11月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三个师，第109师师长牛元峰、第110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驶洲等被击毙，近万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如此沉重的打击，在东北军历史上是罕见的。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宣布撤销被歼灭的第109、第110师的番号，并对张学良加以申斥，这对张学良的思想震动很大。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21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蒋介石打内战及排斥东北军的种种毒计，提出：“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最后提出请东北军派代表与红军共同协商。此信对张学良确定联共抗日的政策发生很大作用，他曾深有感触地对人讲：救国之路，只有“一条共产党的道路。”＇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与此同时，红军对于被俘的东北军，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使他们深受感动，愿与红军合作抗日。东北军广大官兵的家乡被日本侵占，他们的父老兄弟姐妹当着亡国奴，因此，普遍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他们对蒋介石的歧视、威逼及其先安内后攘外政策日益不满，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为了直接和张学良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谈判联合抗日问题，让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的团长高福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东北军。高先见到第67军军长王以哲，随后见到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沟通了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关系。
193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抵洛川与王以哲首先会谈，达成合作抗日的口头协定，主要内容是：
（一）互不侵犯；
（二）建立交通和通商；
（三）供应第67军所需粮秣等。
张学良于3月4日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时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钱之光：《洛川会谈前后》，《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 意思是“为了联共抗日，他把整个东北军和本人的命运，全部豁出去了。”。＇《解放日报》1979年2月18日。＇ 他除同意达成的口头协议外，还希望会见中共主要领导人，就联合抗日问题直接会谈。
3月16日，李克农到晋西石楼红军前线指挥部向中共中央汇报洛川会谈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与张会谈，4月6日，由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王以哲，告以行期，提出会谈的主要问题，内容如下：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4月8日，周恩来、李克农一行抵肤施（延安）东北之川口。因为风雪交加，电讯中断，张学良9日才自己驾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飞到肤施。
当日晚8时，周恩来等人城，与张学良彻夜长谈。张学良直率地对周恩来说： “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5页。＇
此时，张学良对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完全动摇了。但张学良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张学良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6页。＇
周恩来对张提出的不能反蒋表示理解。双方约定：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双方还就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停止内战，红军的战略方向，联合苏联，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事项进行了友好坦率的商谈。4月10日清晨4时，会谈结束。临别前，张学良赠送《申报》 60周年纪念大地图一册给周恩来，说：“共同保卫中国”。这次会谈对促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全面合作关系的确立。
为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4页。＇ 关键是使东北军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指示还指出：“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的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周恩来和张学良谈判以后，中共中央派以叶剑英为首的军事代表驻西安，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又委派刘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西安，加强与张学良的联系。与此同时，西北特支联合爱国民主人士组织了“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又组织了以张学良为会长的有不少共产党员参加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张学良派人到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和山东韩复榘，河北宋哲元，四川刘湘，云南龙云，山西阎锡山，新疆盛世才等部，说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西北军的联合，在1935年以前，主要是中共地方组织和共产党员（个人）与杨共事。但自“八一宣言”发表后，杨就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组织也运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加强对杨的争取工作。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农民，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杨参加陕西护国军，与袁作战；1922年以后，结识进步人士杜斌承、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他一直走进步道路，不少共产党员在杨部工作，魏野畴就担任过杨部的政治部主任。
1931年他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袁为省府秘书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日本侵略异常愤慨。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省，他向蒋介石要求将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枪支、弹药。
1936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蒋介石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
1935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杨和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中共中央派徐海东部政委汪锋把信送给杨虎城。汪锋到达杨部后，三次和杨会谈，沟通了中共中央和杨虎城的关系。
1936年4月，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派到杨部做联络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双方谈判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17路军等问题达成协议。从此以后，17路军在陕北宜川至鄜县（今富县）一线的部队和红军之间，已呈休战状态，未再发生实际上的冲突，只是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杨虎城部以打假仗的办法向红军射击，来应付特务的监视。为了加快西北大联合的步伐，毛泽东于1936年8月13日在《致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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