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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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10万户，第二期20万户，第三期30万户，第四期40万户。
100万户移民准备霸占土地1000万町步＇每町步约合99。18公亩。＇（约合9。918亿公亩），＇〔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第949～950页。＇　占全东北可耕面积的1/3。日本移民按其性质分为五类：
一是由政府直接组织的集团开拓民；
二是由民间组织的集合移民；
三是由青少年组成的义勇队移民；
四是分散移民；
五是铁路自警村移民。
这些移民有目的地分布在三个地带：
（一）所谓开拓第一线地带，主要是东北边境与苏联接壤地区，目的在于为关东军直接充实兵源或作为兵站据点。此类移民约占40％。
（二）所谓开拓第二线地带，即长白山、哈尔巴岭、老爷岭、小兴安岭、大兴安岭为环形的内侧及松辽平原周边的外侧地区。其目的是为了切断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之间的联系，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这部分移民约占50％。
（三）所谓开拓第三线地带，是指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周围和重要河川沿岸，以加强经济掠夺为主要目的。这些移民约占10％。日本在实行移民的过程中，规定每户移民给田10～15町步（约合991。8～1487。7公亩）。这些土地绝大部分是用极低廉的价格或其他非正常手段收买或霸占的。那些被剥夺土地而未离开原地的农民，都沦为日本移民或伪移民公司的佃户，受其奴役和剥削。
日本对东北农业的掠夺，除了移民霸占土地外，还大量掠夺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和玉米等。“九·一八”事变前5年，东北平均每年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163万吨，占大豆三品总输出的40％。“九·一八”以后，日本垄断资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以压低价格等手段掠夺东北粮食，运到日本和世界各地牟取暴利。1934年东北运往日本的玉米价值290多万元，占总输出的58％。1936年至1937年，东北每年平均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132万吨，占总输出的46％。
此外，日本还在东北诱骗人民种植鸦片，毒害广大群众。据1940年日本《满洲国年鉴》记载，单法律许可种植鸦片的面积，1933年为94。1万公顷，1937年增加到103万公顷。鸦片产量，仅热河种烟老区1936年即达815万两。官营鸦片零售所，在沈阳一处就有730多家。鸦片销售量，1933年为120万两，1937年就增到1230万两。鸦片收入，1933年是550万元，1937年则达到4780万元。吸鸦片上瘾者登记人数，1933年为56804人，1937年达到811005人，增加了14倍。
（三）奴役劳动与残酷压榨
为推行经济掠夺计划，日本在东北实行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专门成立了管理劳工的部门，并在北平、天津先后成立了骗招关内劳工的公司。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37年间，仅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即达3108533人。除骗招外，日本还采取摊派、强征和抓捕等手段，搜刮劳力，以满足经济掠夺扩大的需要。这些劳工至少有1/4是在关东军的刺刀下担负沉重的劳役。但最多的还是为战争服务的所谓重要产业，几乎占半数以上。其中矿工最多，最高年达534000人。
这些劳工被抓到工厂、矿山和施工单位以后，受尽虐待和折磨。他们劳动时间最长，工资待遇最低。据1935年大连、沈阳、长春等城市调查，同样工种的工人，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及日本工人的1/3，有的不及1/6。如果日本工人平均工资为100，则同工种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所占的比率是：机械工人占32。2％，化学工业工人占22。4％，印染工人占15。6％，饮食业工人占24。5％。超时、过量的劳动，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造成疾病流行，事故不断，成批的工人无辜致死。死了之后就被扔进厂矿附近的山沟里；有些人还未死掉，也被活活地抛入乱尸坑。这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许多日本残害中国劳工的“万人坑”。
仅在鸡西、鹤岗、辽源、抚顺、阜新、北票等煤矿和鞍山、本溪南芬、弓长岭等铁矿以及丰满东山、大石桥虎石沟、金县龙王庙、石人、河龙、拉古哨等地，就发现50多处“万人坑”，掩埋着60多万具被残害的中国劳工的尸骨。如抚顺煤矿，自1906年到1945年，日本从该矿掠夺优质煤2亿多吨，残害矿工近30万人，平均每抢走700吨煤，就有1个中国矿工被夺去了生命。更令人发指的是，关东军为了准备进攻苏联，每年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关东军工兵部队指挥下，修筑军事设施和军事工程。待工程峻工后，唯恐泄漏军事秘密，遂将这部分劳工秘密杀害。据不完全统计，仅7项工程，就有近3万中国劳工被秘密处死。
四、日本在东北的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一）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的实施
1932年伪满洲国一成立，就在伪政府中建立了思想文化统治的中枢——资政局弘法处，由日本法西斯分子笠木良明具体领导。1933年废除资政局，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情报处。该处把打击和瓦解抗日力量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并控制伪国家的新闻、出版、广播等宣传舆论阵地。1937年，日本人将情报处扩大为弘报处，统辖文化宣传的一切方面。此外，在伪满政府一些部和伪警察机构里，还有名目繁多的宣传和思想检查组织及文化警察、特务等。
在关东军司令部里，也设有从事战争宣传和殖民思想统治的机构——报道部和调查部。它和弘报处一起成了伪满宣传文化统治的核心。
日伪当局对一切文化宣传事业实行集中垄断。1932年建立了伪“满洲国通讯社”，着手垄断东北新闻机构和事业。1935年又建立“弘报协会”，把报道、言论和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所谓“官制统治”。1937年再次强化新闻通讯机构，建立了《康德新闻》（汉文）、《满洲日日新闻》（日文）和《满洲新闻》（日文）三大报社，垄断了整个东北报纸的发行。东北的广播事业、出版事业和电影事业，也分别先后为日本人建立的满洲电信电话股分公司、满洲图书股分公司和满洲电影股分公司（简称满映）所垄断。文艺部门的文化、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亦按弘报处制定的《艺文指导纲要》进行统治，各种文艺团体均由日本人所把持。
日本侵略者在实行殖民思想文化的同时，加紧摧残中国的民族思想文化。1932年溥仪一就任执政，就通令不准在东北挂中国地图，不准使用“中华”字样，不准使用中国教材，等等。
1932年10月，伪满公布了《出版法》，禁止一坝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
据伪文教部记载，1932年3～7月，在东北焚书650余万册。此后，查禁书刊种类年年增加。据1940年伪《满洲年鉴》记载，1934年到1937年间，查禁杂志2315种，扣押13664份；查禁普通出版物3508种，扣押434852册。
与此相反，日本宣扬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进口，却由1936年的58。7万余册，增至1937年的380万册。电影也是一样，1936年禁演中国电影178部，而日本电影进口却由1936年的154部猛增到1937年的232部。
（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推行
日本侵略者实行愚民政策，对教育一再进行限制。从伪满财政支出看，军事治安经费占30％乃至40％以上，而文教经费仅占1％，多时也只占2～3％。“九·一八”以前，东北有小学1300余所，学生74。7万余人，教师2。4万余人。“九·一八”以后，许多小学关闭，学生降到50万人，教师减至万余人。以后，日本改用“文治”笼络人心，小学增至800所，学生达200多万人，但儿童失学率仍在70％以上。“九·一八”前，东北有中学194所，学生3。8万余人，教师2400人；“九·一八”后，恢复很慢，到1937年仅有中学173所，学生3。3万余人，教师1600人。大专院校“九·一八”前约有30所，“九·一八”后，几乎全部被查封、关闭。到1933年开课的只有两所，1935年5所，1937年10所。作为愚民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数量有限的学校中，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以培养为它效劳的顺民和御用知识分子。
从“九·一八”事变到l937年，日伪教育政策的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设置的课程与教材，并竭力散布殖民主义思想。随后，又实行所谓新学制，其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也就是说要把中国人训练成日本的“忠良”奴才。在这种教育制度下，特别强调殖民主义的政治与思想教育。各学校不仅把政治课列为主课，而且在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中，也塞满了反动的政治内容。
在新学制中，日伪当局还提出所谓日语化。把日语列为国语，要求人人会说，伪政府一切正式文件均用日文。还规定升学、就业，都要看日语资格。
日本甚至准备用日文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企图毁灭汉语和汉字。
日伪实行新学制的再一个特征就是教育职业化。它废除了中国的初、高中6年制，改为分科的4年制。其目的在于为日本培养更多的经过奴化训练的下级技术管理人员，以便从事农工商的管理与掠夺。
（三）封建意识和宗教迷信的利用
日本殖民主义者力图通过宗教迷信和封建意识，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1934年溥仪当上皇帝后，就被召到日本去拜谒天皇。日本大肆宣扬伪满“建国”是“沐浴日本天皇的皇恩”，“顺天之意”而建立的。薄仪从日本回国后发表一个《训民诏书》，胡说他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体”，要东北人民作日本的顺民。以后，日本又耍新花招，决定在长春建立一个所谓“建国神庙”。由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把日本的“天照大神”捧回来，当做“建国神”供在建国神庙里。表示满洲不是源于清始祖，而是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满洲“国民”也就是日本国民的一部分，理应接受日本的统治。
还规定，由日伪头目领头，天天向“建国神庙”行礼，一般中国群众也要这样做。如有对神庙“不敬罪”者，依据伪《保安法》，判处1～7年徒刑。
除在伪首都搞“建国神庙”外，日伪还在东北各地搞了不少日本“神社”，给中国人民套上新的精神枷锁。此外，日本还利用佛教、喇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对东北进行控制，使各宗教信徒成为日本的顺民。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八章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二节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在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遭受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以自己创建的抗日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各抗日武装，坚持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纠正了1932年北方会议对东北的“左”倾政策，提出了在当时东北特殊环境下，实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指示信对当时东北的斗争形势和遍布东北各地的各类抗日武装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以后，指出：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只有进一步发展这支队伍，才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指示信着重指出：为使抗日游击运动及一切革命群众活动取得胜利，满洲党组织必须“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为此，指示信改变了过去建立红军、“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左”的口号，提出在东北要“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民众革命军”的任务。指示信最后指出：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保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57、460、468页。＇
尽管“一·二六”指示信还保留一些“左”倾观点和政策，但它所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是符合当时东北的实际的，对中共满洲各级组织领导东北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共满洲省委接到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以后、于当年5月在哈尔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一致表示接受这个指示，并速派巡视员到各地传达贯彻。省委还于5月15日和7月1日、分别作出《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和《关于省委五月十五日接受中央来信中几个模糊的错误问题》的补充决议，要求满洲各地党组织停止土地革命，取消已建立的苏维埃和红军游击队，“建立选举的民众政府”和“以最好的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省委扩大会议以后，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提出的新的策略方针，积极开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自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至第6军，把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巩固与扩大了游击区，动摇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的建立与南满游击区的扩大
（一）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成立，南满游击区迅速扩展
中共满洲省委特别重视南满游击队的建设，在接到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后，于1933年7月1日发出《给盘石中心县委及南满赤色游击队的信》，要求将中国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目前军队的编制稍稍再向前发展时（一倍左右），立刻编制成为一师。”＇孙继英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46页。＇
根据省委指示，南满游击队于9月18日正式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宇，下辖两个团。
同年10月，刚刚建立不久的独立师就遇到日军第10师等部及伪军1。2万人的大“围剿”。独立师采取避实就虚，不固守一地的方针，以第1团留在盘石地区坚持斗争：师部率第3团南渡辉发河，到东边道开辟新的游击区。
东边道当时泛指东北东南部山区的宽甸、桓仁、兴京（今新宾）、通化、辑安（今集安）、临江、长白、抚松、蒙江（今靖宇）、辉南、金川、柳河、海龙、东丰、西安（今辽源）、清原等16县，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有几十股，约六七千至一万人，其中属中共直接领导的有南满第1游击大队。
10月27日，杨靖宇率部南渡辉发河，与南满第1游击大队汇合，在蒙江、桦甸、辉南、柳河、清原、通化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1月24日，杨靖宇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绕过伪军邵本良部重兵把守的凉水河子，一举攻克柳河县重镇三源浦；接着，又把邵部从凉水河子诱出，并乘虚袭击了凉水河子；尔后，再放出攻打柳河柞木台子的空气，迫使邵部急忙西调增援，而独立师却趁机奔袭了东边道北部重镇八道江（今浑江市）。独立师连战获胜，声威大振。南满地区的其他抗日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