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家风范，匪夷所思。读过后就觉得买上当了，反正五毛一本，处理完就得了。
“文革”中买书不易，买好书更不易，所以，买到的书即使是“垃圾书”都读过，好书更是读了几遍。如今买书易，买好书也易了，但不少买了的好书，倒没有认真读过。也许要忆忆买书的苦，才能珍重今天自由买书之甜。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就是希望年轻一代，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多读书，读好书。这也算是一个“忆苦思甜”的报告吧！2001年我的读书生活——读书经历之四
读书、思考、写作；是我的生存方式。这就是说，既是我谋生的手段，也是我快乐的来源。2001年的日子也是这样度过的。
我爱读的书首先是经典。经典是常读常新的，每读一次都有所得。做学问一定要有几本经典垫底。每年我都要根据兴趣和关心的问题重读几本经典。2001年我阅读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斯密的《国富论》。这两本书都是我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就读过的。这次读《反杜林论》是缘于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以及写一组有关文章的需要。恩格斯关于经济决定政治；以及社会进步以恶为代价的论述成为我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我读的《反杜林论》是20世纪60年代买的吴黎平先生的译本；读了许多遍了；书上写满眉批；读来也有点怀旧的感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算来读了三次；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读是为了学习斯密的劳动价值论。20世纪80年代初上研究生时读是研究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这次读是想更深入了解这位大师市场经济的思想。这次读的是杨敬年先生的新译本（陕西人民出版社）；比旧译本译得更准确、流畅。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当然读专业书是不可少的。也许由于当教员的原因，我对新版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注意。最新版的教科书反映了经济学前沿发展，既可以更新自己的教学内容，又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某个新理论的指南。2001年我读的是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2000年新版的《经济学》。帕金并非大师级经济学家，但他写的教科书风行欧美。他的书真正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又有一定深度与广度，作为教科书最合适不过。书写得好，我就把它译出来了，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专业书当然不能限于教科书。经济学著作汗牛充栋，全读是不可能的，我尽量把自己见到的书先浏览一下，然后选精者读。2001年我精读的两本是《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脸》和《WTO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这两本书都是由留美学者撰写的论文集，也都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前一本书是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既有理论介绍，也有案例分析。读这本书使我对这一领域的前沿理论有所了解，例如超产权理论（论述了国有企业改革不仅须产权明晰，还需要形成竞争格局）。书中的许多内容打开了我的思路，也丰富了我讲课的内容。后一本书是关于中国入世问题的，在3700多种入世图书中；我认为这本书是最值得读的。我喜欢看这些留美学者的书。他们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写的文章言之有物，不像某些学者的书，天马行空；莫知所云。
我这个人兴趣广泛；什么都爱读一点。文学、历史、艺术、考古、科普；都想涉猎。开卷有益；尽管读的杂而泛；但也常能从中悟出一些经济学道理；或其他对专业研究颇有启发的心得。
我爱写点随笔之类的文章；自然也爱读这方面的书。近年来常在报刊上读到林行止、熊秉元这两位大师的经济学散文。今年读到了国内出版的他们的文集；包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新观察”丛书中的林行止系列和熊秉元系列。林行止读书甚广，读他的文章犹如进入阿里巴巴的山洞，美不胜收。熊秉元善于从一些日常小事中体会出经济学精神，读来有滋有味。受他们的启发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开了“闲话经济学家”专栏，讲点故事。也常在不同报刊上写点随笔文章，普及经济学或谈点个人之见。这些年来；各个领域都有优秀随笔散文。历史学家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写得极有味道，被“南方周末”评为2001年10大好书，名副其实。
小说也是我喜欢阅读的书，无论是现代的、后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爱看。也许是职业毛病吧，读小说时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想问题；有时还能碰撞出点思想火花来。读《庚子梨园恨》（苏立群著；中国文学出版社）为一代红妓名伶的沉浮感慨，也使我联想到了当前京剧的困境。于是写了一篇《转型经济中的京剧艺术》，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第7期，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京剧的兴衰。读成一先生写的《白银谷》（作家出版社）；促使我思考晋商灭亡的原因。这本书写晋商灭亡前一段轰轰烈烈的回光反照。作者为写此书研究晋商十几年，又用艺术手法写出了一个可读性极强的故事。我从书中感悟到晋商之败关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治和封闭，写了一篇5000余字的书评《探求晋商衰败之谜——解读《白银谷》）（发表于《读书》杂志2002年第5期）。不读这些小说；难得有这些感悟与收获。
其实我读书并没有什么功利心，也不想做什么大学问，无非自娱自乐而已。如果读书中偶有所得写出来或讲出来，则又与人共乐。这正与退休老者养鸟、溜鸟，也与别人交流养鸟之乐一样。
第三部分 坐而论道第1章
如何判断女士的年龄——信号筛选问题
写下这个题目让我不好意思；难道一个年近花甲的人；放着书不读；要去琢磨这种无聊的问题？且听我慢慢道来——
有一年去成都开会；我们那一组都是年龄相近的中老年男士；有共同的话题。与会议主题相关或不相关的事都聊得十分起劲；冷落了同组一位看似20余岁的女士。到青城山去玩时；她问我；你们聊天怎么不给我插嘴的机会？我说；你是下一代青年团了；与我们没什么共同语言；大家冷落了你也很正常。她说；我都40多了；女儿都共青团了；哪还有那个时光。我吃惊地看着她那张娃娃脸，披肩发和苗条的身材，连说，不像，不像。她告诉我，判断女士的年龄千万别看脸蛋和身材，要看手。她伸出了自己的手，尽管不能说饱经沧桑，却也是青春已去。那的确不是一双妙龄少女，稚气未脱的手，是一双显示着衰落的干瘪的手。看了这双手，完全可判断出她的年龄来，误差不会超过±2岁。这种经验以后也没有过，但也听其他人说起用这个标准，看破了一些自称纯情少女的真实年龄。
一个女士可以用多种信号——容貌、头发、身材、性格、谈吐等——来有意无意地表示自己的年龄。容貌是可以化妆，甚至美容的，头发也可以染，身材不一定与年龄相关，性格、谈吐并不代表年龄。换言之，这些信号都可以作伪。在判断年龄上；只有手传递的信息才是真实的。这正是要把手作为判断女士年龄重要依据的原因。
当然，做出这种结论的意义并不在于揭那些伪装成纯情少女的人的真面貌。女士的年龄应该保密；知道了也别说出来；甚至要明知老而夸其年轻。根据手去判断女士年龄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如何从大量信号中判别真假信息；做出正确判断。
现实世界中我们要根据信息做出决策；但信息量极大；真假信息难以识别。如何通过不同的信号来判断信息的真伪；尤其是在无数信息中；找出最关键的信息；是我们做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在信息经济学中；找出关键信息称为信号筛选。如果把判断女士的年龄作为一项经济活动（例如；为婚姻中介机构工作；防止假信息骗人）；我们应该筛选出的信号；就是那双无法化妆或整容的手。这个信号是真实的；而且获得这个信号又是容易的（用经济学的语言说成本是低的）。
这种信号筛选方法帮我认清了一些问题的真相。记得看一些企业时；听汇报；营业额增加有多少；利润率有多少；讲得头头是道。看企业；处处工作有秩序；严肃而紧张。留下了极好的影响；回来也替他们说点好话。可是后来；有些原来看似不错的企业却垮了；或出了问题；这就在于我通过听汇报或正式参观得来的信息；或者说这类信号所传递的信息；是虚假的。正如凭一张整过容的脸去判断女士的年龄一样。
其实有一种判断一个企业状态的可靠而又容易得到的信号。这就是办公楼中普通卫生间的状况。我发现；如果一个企业管理有秩而严格；其卫生间肯定干净、整洁；这样的企业整体状况必定是好的。因为连一个卫生间都管得如此好；整个企业能管得不好吗？如果一个企业卫生间无论装修多高级；但脏、乱、差；这个企业的管理中一定存在不同的问题；其企业整体状况也无法令人满意。因为连一个卫生间都管不好；遑论其他？我把卫生间状况作为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信号；基本屡试不爽。
为什么卫生间成为传递真实信息；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真实信号呢？各种数字、工作状态等等都可以作假；惟独普通卫生间极少有人注意。换言之；企业从不把一个普通卫生间作为自己的脸面；而且；CEO之类领导有自己专门卫生间；也很少过问这些事。但是；如果一个企业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有适用的激励及惩罚机制；每个人权责利明确；不用任何人过问；不用刻意修饰；其卫生间的正常状态就是干净、整洁。这样的企业当然运行状态是好的。相反；一个管理混乱；或者一切都要CEO说了算的企业；当然不会有人注意一个小小的卫生间；CEO又不去；脏乱一点是正常的。这样的企业缺乏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人治代替法制；出问题当然难免。
当然，我找出的判断女士年龄和企业状况的信号也有局限。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造假也并不难。这时就要再寻找其他信号了。
经济学家往往迷信数字，什么GDP增长率多少，利润率多少等等。讲成绩时，谈到这些数字往往如数家珍，精确到小数点以后若干位。其实数字是最容易造假的。判断一个经济的真实信号，应该是街上那一张张的脸。如果你看到街上那一张张脸都充满了自信与乐观，不用说，这个经济肯定是繁荣的，有希望的。如果你看到街上的那一张张脸都充满了失望或麻木；不用看媒体上告你什么数字，这个经济恐怕是困难重重。记得“四人帮”当权那个时期，报上整天是“莺歌燕舞”，工业或农业生产又创历史新记录，增长了多少，但看看街上满脸菜色，充满无奈表情的人，就知道，即使莺在歌，燕在舞，也是被逼吃了兴奋剂，装出来的。至于增长率，天晓得是怎么算出来的？数字可以骗人，但人们的脸色是难以骗人的。所以，人们的表情才是真实的信号。
这世界太复杂了，各种信号传递着大量真假信息。信息经济学正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筛选出真实信号，以免上当。在房地产市场上别上开发商给的假信息的当——告你离市中心10分钟，其实指的是开一级方程式赛车，车速240公里以上。在婚介市场上；告你年轻漂亮其实是相对意义——相对于80岁老太太，60岁也是年轻，相对于残疾人，四肢齐全也可称漂亮。如果揭开这些假信号后的伪信息，找出反映真信息的信号，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
回到开头的例子。当我一开始见到那位女士时，只觉得年轻而已，当她把以手判断年龄的方法告诉我，大方地让我们看她那双失去青春光辉的手时，则对她有了几份信任与尊敬。把真实信息告诉人家，发出反映真实信息的信号，这是每个人赢得尊重，取得成功的起点。
东床如何成快婿——发信号问题
在现代汉语中“东床”是女婿的美称。这一用法来自《世说新语》。这本书是记载南北朝时期文人雅士的逸事的。其中有一则是：
郗太傅在京口，遗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这里的“逸少”就是大书法家王羲之。这个故事就是成语“东床坦腹”的由来。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故事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绝好例证。
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世界上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有的人信息多一点，有的人信息少一点。这种信息不对称要影响人们的交易和其他行为。婚姻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婚姻是人类的一种活动，与经济或政治活动一样，无论参与者有意还是无意，其目标仍然是最大化。要最大化，就必有成本…收益分析。成本可以是实际支出，比如花费金钱或精力、时间，也可以是机会成本，比如不得不放弃什么。收益可以是实际收益，比如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也可以是精神收益，比如心理上的满足或声誉之类说来子虚乌有，却也令人神往的东西。成本和收益也许还是未来的。比如，在婚姻市场上，未来要付出什么或得到什么。未来是不确定的，这就又有了风险。
婚姻当然不全是成本…收益精确计算的结果。两情相悦，让爱作主者有之；一见钟情，冲动式结合者有之；杯水主义，逢场作戏者有之；强迫命令，奉旨成婚者亦有之。但考虑成本与收益的理性婚姻还是主旋律。特别是当父母作主时，婚姻的理性成分更多一些。
要计算婚姻的成本与收益，或者说的雅一点，要有一桩美满的婚姻，就必须有充分的信息。这就是说，婚姻双方要完全了解对方。但在婚姻市场上双方是信息不对称的。每一方有一些信息是容易了解的，如长相、家庭门第等等，这称为公开信息，人人可以免费或低成本获得。另一些信息，比如性格、素质等，即使付出高成本也不一定能获得，称为私人信息。信息不对称就是各自拥有比对方多的私人信息。
婚姻要能成功，必须有信息沟通，“媒妁之言”就是媒婆在进行信息沟通。可惜媒婆从事这种工作是有经济利益的——每成一件婚事有物质、金钱奖励，或心理上的满足（积阴德）。这样，媒婆就有制造假的好信息，掩盖不利信息的激励。封建包办婚姻种种悲剧的来源之一是媒婆对信息的歪曲。
婚姻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作为中间人的媒婆又无助于提供充分而真实的信息。这就要靠当事人自己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求偶的双方（或父母之类代理人）中，主动的一方要通过发信号来传递自己的信息，被动的一方要进行信息筛选。发信号（Signaling）和筛选（Screening）是信息不对称市场上解决问题，做出决策常用的两种方法。在《世说新语》的这个故事中，郗家派门生去王家就是收集并筛选信息，王家诸公子的表现就是发信号。
在婚姻中，希望与对方结婚的一方是卖方（即希望把自己卖出去）。卖方也是发信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