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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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一生是中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这是许多研究著作中的一本斯密在法国旅行时与重农学派学者有过交往，从法国返回英国时，他带了至少4大箱书。这些书有多少，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仅保险金就交了200英镑。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可见书相当多。这些书主要是经济学著作，对《国富论》的写作肯定有影响。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实际受重农学派自然秩序论的影响。这些书可以作为佐证。
亚当·斯密的书与友如果仅仅是读死书，大概斯密也就不是今天的斯密了。人的思想是在读书中获得的，也是在与别人交流和思想碰撞中产生的。斯密终生未婚，但交友极广。他的许多思想与知识正来自与朋友的交流。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老师亚历山大·邓洛普、罗伯特·西姆森、弗朗西斯·哈奇逊对斯密的影响相当大。斯密在邓洛普指导下学希腊语，受西姆森影响对数学兴趣极浓，而哈奇逊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斯密的一生。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时，斯密的好友有当地法律界名流亨利·霍姆（以后的凯姆斯勋爵），精通经济学的同乡詹姆斯·奥斯瓦尔德，还与诗人汉密尔顿有通信往来。在格拉斯哥任职时，他与当地商界的名人交往密切。例如，当年的大商人安德鲁·科克伦是他的至交，科克伦为斯密写《国富论》提供了许多资料。斯密还参加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和文学会，结识了更多朋友。1739年，斯密在爱丁堡结识了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这是斯密终生的挚友，斯密的思想受休谟《人性论》影响甚大。1761年斯密在伦敦结识了谢尔本，并使这位政治家转向支持自由贸易。
1764年起，斯密陪巴克勒公爵到法国旅行。法国是当时思想极为活跃的地方，他结识了知识渊博的詹姆斯·麦克唐纳爵士，斯密的堂兄科尔伯特神甫。他与法国思想界名人伏尔泰、博物学家邦尼特等都交往甚多。在巴黎他是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若弗兰夫人、布弗莱伯爵夫人、勒斯皮纳小姐、内克夫人等名流主持的沙龙的常客。在这里认识了更多思想文化名流。特别是，斯密认识了重农学派的杜尔哥、魁奈（斯密曾想把《国富论》献给魁奈，可惜该书出版时，魁奈已去世）等人。要把斯密一生的朋友与广泛的社交活动一一列出来是很难的，但交友广泛无疑是斯密的特点。
斯密能交这么多朋友与他的虚怀若谷相关，许多人是由于批评斯密而成为斯密的朋友的。例如，詹姆斯·安德森写过一本小册子对斯密的若干理论提出批评，由此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杰里米·边沁与斯密未见过面，但当边沁批评斯密规定最高利率的观点时，斯密接受这个批评并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斯密与埃德蒙·伯克和亚当·弗格森这两位学者的友谊都是既有争论，又有共同的探讨。苏格兰诗人威廉·朱利叶斯·米克尔曾严厉批评斯密，但斯密仍在东印度公司的问题上接受了米克尔的观点。读斯密的传记我总感到，一个人的谦虚程度与斯密生活时代的景观他交友的数量和质量成正比，而一个人学问与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又与他交友的数量与质量成正比。
读经济学家的传记或回忆录总感到优秀的经济学家都读了许多书，有许多朋友。他们读书既有对经典之作的钻研，又有极为广泛的阅读范围。他们交友不是为了什么利益或吃吃喝喝，而是心灵与思想的交流。这是他们成功的基础。这种传统也许来自他们的鼻祖亚当·斯密。每代经济学家的环境与条件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但我想，由斯密传下来的读书与交友的传统应该是永恒的。
亚当·斯密留下的两个谜
伟大的思想家总会留一些有待后人解释的谜。这或许是后人对他们的思想理解有偏差，或者是他们受时代限制提出了一些自己未解决的问题。解释这些谜，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伟人的深刻思想，也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亚当·斯密也给我们留下了两个谜。一个是“价值之谜”，或称“价值悖论”。斯密注意到，水是生活必需品，对人的价值极高，但价格很低；钻石是奢侈品，对人的价值并不高，但价值很高。这种矛盾现象，斯密没有作出解释，称为经济学史上的“价值之谜”。另一个是斯密著作中“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在《国富论》中他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己主义的经济人观。但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又从同情心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种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被经济学家称为“斯密之谜”，或“斯密问题”。
现代经济学已经解开了价值之谜。斯密是劳动价值论的奠基者，但他的劳动价值论存在内在的矛盾，他往往混淆了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与使用价值，以及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家用主观价值论代替了客观价值论，并用边际效用价值论解开了这个价值之谜。
边际学派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它所包含的社会必需劳动量，而是消费者从消费一种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即消费该商品带来的满足或享受程度。一种商品的价值大小不取决于它有多大用途（使用价值）或所包含的劳动量，而是消费者对它的主观评价。商品的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是增加一单位某种商品消费所增加的效用。随着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增加的最后一单位商品的效用，即边际效用，决定了该商品的价值。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某种商品数量多（供给多），需求少，则边际效用低，价格低；反之，价格就高。
根据这种理论，价值之谜就不是谜了。尽管水是必需品，效用大，但其数量极多，边际效用几乎是零，如果不是在沙漠这类缺水的地方，水的供给大于需求，价格低是正常的。钻石虽然效用不大，但数量极少，边际效用高，钻石供给极小；总远远少于需求，价格高当然正常。这种解释已在经济学中得到公认。
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分工的赞扬正来自他对这些工场的观另一个谜就不那么简单了。自从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些经济学家，如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尔，在他们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们依据《国富论》来解释斯密的经济思想，排除了《道德情操论》在经济思想中的意义。他们不承认这个谜的存在。另一些经济学家，如德国历史学派和前苏联经济学说史权威卢森贝则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认为在斯密的思想体系中存在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性。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现象，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因为由利己出发，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实现利他。话经济学人
我想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要从斯密的身份与当时社会科学的状况开始。斯密是道德哲学教授，道德哲学是当时对社会科学的总称，包括了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学科。斯密讲授的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政治学中又包括了政治经济学。斯密最初的计划是写一部有关道德哲学全部内容的著作，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终极目标。但斯密没有完成这个庞大的计划，只写出了有关伦理学的《道德情操论》和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国富论》。由于斯密临终前烧毁了他的全部手稿，我们无法了解他这个庞大体系的框架，以及已写出的这两部书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留下了这个谜。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5章
理解这个谜的关键是斯密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斯密深受其好友大卫·休谟人性论的影响，并把人性作为他研究的出发点。斯密的研究是要以人性为基础构建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即重农学派所说的“自然秩序”。人性中既有动物的一面，又有天使的一面。从前者出发，人是利己的；从后者出发，人是有同情心和利他的。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由此出发来建立自然秩序。这就是《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调节的市场经济秩序。但人又有同情心，这就要求人要适当抑制自己的利己本性，社会也应该有道德规范，人应该有利他精神。“道德情操”一词指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一书正是论述人如何在社会中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行为，使社会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完整地理解斯密的思想应同时重视斯密在这两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
斯密之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但也需要道德与正义。私欲与道德、利己与利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说，斯密之谜并不是斯密的失误，而是这种矛盾的反映，是斯密思想的深刻之处。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存在于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中，也是这种经济产生许多问题的根源。
市场机制如何协调这种不一致性呢？斯密也给了我们一些思路。一是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让价格把利己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实现利他。市场机制是统一利己与利他的保证。把利己与利他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毫不利己才能利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二是建立社会道德和法律制约机制。《道德情操论》论述道德规范问题。从《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根据斯密一个学生的笔记整理出版）来看，斯密还要写一本“说明法律和政治一般原理”的书。这本书应该是讲立法规范的。所以，应该说，斯密之谜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而且可以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用道德与立法来解决。只不过斯密没有来得及把这些思想全讲出来而已。
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往往会留下许多令人费解或困惑之处。解开这些谜也是有趣的智力游戏。读了这篇文章，你有这种感觉吗？
被误解的马尔萨斯
每读经济学史我总要为马尔萨斯的命运感叹。说起来马尔萨斯也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富有而有教养，还有一个家庭图书馆，马尔萨斯本人也毕业于剑桥大学，被称为“最为诚心诚意的牧师，纯真而虔诚”。马尔萨斯在当好牧师之余又勤奋研究经济学，著作颇丰，涉及当时社会关注的许多问题。但就是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却一生清贫，被历代人批判，指责为人类的敌人。经济学也由于他而被卡莱尔称为“忧郁的科学”，流传至今。
当然，马尔萨斯清贫怨不得别人，要怨自己不善理财，或命中没有财运。他的好友李嘉图是理财高手，也想帮他脱贫致富。滑铁卢战争前，他请李嘉图代他购买了一小笔公债。但当英法战局不明朗时，价格波动，马尔萨斯坐立不安，写信催促李嘉图赶快把债券抛出去，有点微利就可以。李嘉图劝他再等等，他沉不住气，作为代理人的李嘉图只好照办。李嘉图一直等到滑铁卢战争英国胜利后债券价格暴涨时才卖出，赚了一大笔。马尔萨斯坐失赚钱的良机，大概怨不得别人。
对学者来说，清贫一点算不了什么，马尔萨斯的最大不幸在于学术观点被歪曲，被各个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共同指责。马尔萨斯受到批评最多的是人口论，他对人类前途的悲观论点也使经济学蒙受“忧郁科学”的不白之冤。当然，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这种悲观论也不正确。我想人口论的错误在于把动物的繁殖规律用到人类，并且低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人口增长与动物增长不同，它不仅由生物规律决定还由社会规律决定。人口增长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工业社会的高出生高死亡，第二阶段是工业社会以后高出生低死亡。这两个时期出生受生物规律支配，死亡由经济状况决定。第三阶段是后工业社会的低出生低死亡，这时低出生的原因更多是社会经济的。马尔萨斯生活于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阶段，把这个时期的短期现象一般化了。同时，马尔萨斯又把短期存在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长期化，低估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潜力。
但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绝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反动”、“恶毒”。马尔萨斯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是从对人类未来关心的角度来考虑人口问题的。当时人口剧增的确是社会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戈德温（诗人雪莱的岳父）等人一味盲目乐观，无视问题的严重性。比起唱赞歌的戈德温来，马尔萨斯更严肃地正视问题。而且，马尔萨斯的观点也并不全错，起码有局部真理性。从短期来说（这个短期也许是几十年），许多国家的确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而贫穷，现在的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不正是如此吗？如果不是这样，何必在发展中国家提倡计划生育或家庭计划呢？提倡计划生育的老祖宗不就是马尔萨斯吗？从长期来看，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人、自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尽管科技发展最终可以解决这个矛盾——例如，移民月球或火星——但协调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罗马俱乐部那些预测人类灭亡的学者被称为“带着电脑的马尔萨斯”，但他们的观点（协调发展）不正体现在越来越多国家的发展计划中吗？
马尔萨斯人口论中最受指责的是对穷人的态度，说穷人不该来到世界上（在以后的《人口原理》中这些话删掉了），反对修改济贫法给穷人盖房子等。这里又有许多误解。马尔萨斯之所以不同意修改济贫法，反对为穷人盖房子是为了实现晚婚晚育，有计划地减少人口增长，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状况。穷人生育无计划，这是各国普遍的现象，用济贫的方法使他们生育能力更强，不是济贫是害贫。 这对夫妻是为自己孩子多发愁，还是在讨论人类悲观的未来？这种看似冷酷的做法其实从长期看对穷人有利。这正如一些国家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从整体上利国利民，也有利于受到限制的穷人一样。马尔萨斯的一些话说得直白了一点，但绝无仇视穷人，甚至人类之意。
也许是由于人口论的原因吧，马尔萨斯的经济学理论被扣上“庸俗经济学”的帽子，变得一无是处。其实马尔萨斯的许多观点比当时的人，包括李嘉图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家，都有高明之处。
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是重生产而轻消费，重供给而轻需求的。供给决定需求的萨伊定理正是其体现。但马尔萨斯重视需求，他强调了 经济发展改变了马尔萨斯的悲观预测，从图片中看，9世纪后期的状况已经是人口和经济双增长了非生产性消费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尽管他由此引申出需要一个只生产不消费的地主阶级存在，并为地租的合理性辩护，尚值得商榷，但重视消费和需求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价都不算高。马尔萨斯的这种真知灼见被歪曲了；批判了。只有凯恩斯认识到马尔萨斯这种观点的意义，并受启发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在《通论》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承认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