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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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坚持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决定价格，如果把价值解释为生产中的成本（即生产费用论），就会得出成本决定价格的观点。当年李嘉图等人正是坚持这一观点的，但马尔萨斯提出，决定价格的不仅有生产成本（供给），而且有需求。这种价格决定论在近一百年后的马歇尔时代才发展为完整的供求决定价格的均衡价格理论。这已经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常识了。回顾历史，马尔萨斯在他那个时代就能有供求决定价格的思想，还称不上伟大吗？
如果仔细阅读马尔萨斯的全部著作，你一定还会发现许多精辟的观点。可惜对人口论的误解使许多人对马尔萨斯有了偏见，凡“马”必反。这绝不是做学问应有的公正态度。
我们的许多经济学家善于用“阶级斗争”这根棍子来打倒一切不为无产阶级说话的经济学家。直至今日，一部经济学说史仍然是一部批判史，把每个经济学家痛打一顿之后，一部经济学说史就学完了。这绝不是马克思倡导的科学态度。历史上的经济学家当然有不完善之处（其实今天的经济学家不也如此吗？），只有我们理解他们错误的背景，并从中找出对今天有启示的东西，学习经济学说史才有意义。经济学的进步正是由包括马尔萨斯在内有这样那样错误的经济学家推动的。不能割断历史，不能苛求前人。这里用得上“理解万岁”这句话。
商而优则学的李嘉图
许多经济学家是学而优则商，则政，混了个教授、博导的头衔就下海赚钱或从政当公仆去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与这些人相反，是商而优则学，赚了钱上岸搞学问来了。
李嘉图的祖先是西班牙犹太人，由于宗教原因，逃至荷兰，其后又迁至英国。其父起先从事批发贸易，以后从事证券交易，并成为伦敦12个犹太经纪人之一。李嘉图16岁时就成为父亲事务所和交易所中的得力助手，并以眼光敏锐、精力充沛而闻名。以后他因为与非犹太女子结婚而与家庭决裂，自己从事证券交易，并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总务委员会委员。18世纪末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政府财政困难，发行债券，李嘉图是债券承包商，与同伙承包了1811~1815年的五届公债。1815年的3600万英镑公债在滑铁卢战争4天前发行，由于战局不明，条件极为优惠，英军胜利的消息传来之后，价格暴涨，李嘉图至少赚了100万英镑。
李嘉图在从商之余喜欢读书学习，他最初的爱好是自然科学。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爱上了经济学。有一天他夫人生病时，他在一个巡回图书馆见到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刚翻了两页就被吸引，于是购买了一本。从此进入经济学。这故事与牛顿见苹果落地想到万有引力定理一样，但李嘉图是在经商成功后才研究学问的，这是事实。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6章
来自书斋的经济学家和来自实践的经济学家往往有很大不同。前者更关心理论的推导论证，把经济学作为一种智力游戏来玩，而后者更关心迫切的现实问题，从现实中得出理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古典经济学的顶峰。李嘉图的这本书以抽象、难读著称，李嘉图甚至被称为经济学演绎法的创始人。但这些抽象的理论都来自当时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
长达20多年的英法战争中恐慌与黄金外流耗尽了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英国政府终止现金支付之后已处于不可兑换的纸币本位之下。纸币不能兑换为黄金引起金价上升，通货膨胀。在这场被称为金条问题的争论中，李嘉图认为，银行纸币发行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关系密切，而物价水平又影响汇率和黄金流动。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黄金储备的监护者，应该根据经济状况来制定信贷政策，控制货币借贷总量。李嘉图建议恢复金本位制，银行买卖金块而不是金币，并限制最低交易额（不低于20盎司）。这些建议被采用之后，物价稳定了。李嘉图是货币数量论者，他的理论正来自这场有关黄金与纸币问题的争论。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中心问题是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收入份额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些变化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这种理论的基础是价值论。这是李嘉图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目的，也是李嘉图关于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个阶级关系的基础。李嘉图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来自当时关于谷物法的争论。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人口迅速增加，谷物生产赶不上需求，谷物价格上涨。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英国政府制定了“谷物法”，限制从国外进口谷物。“谷物法”的实施使谷物价格上升，工人工资增加，利润减少，这引起工业资本家的反对。“谷物法”应该保留还是取消是当时社会争论的焦点。马尔萨斯是支持“谷物法”的，李嘉图则是“谷物法”的反对者。在这场争论中李嘉图所写的《论谷物低价对于资本利润的影响》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起点。这本书深奥、抽象、难读，连李嘉图也认为在英国能读懂这本书的不会超过25人。由于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在《爱丁堡评论》上著文赞扬，这本书得以畅销。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分配理论都是在这种争论中形成的。
李嘉图的许多观念正是在议会的争论中形成在这场争论中，李嘉图还提出了一个在今天仍然极为重要的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主张取消“谷物法”，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斯密也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但其理论基础是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用英国与葡萄牙贸易的例子说明了，即使葡萄牙在毛呢和葡萄酒的生产上都有绝对优势，两国贸易也是有利于双方的，因为贸易的好处不是来自绝对优势而是比较优势。这种理论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萨缪尔森认为，如果经济学中有一个简单而绝对正确的理论，那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为了证明取消“谷物法”和实行自由贸易的好处的，它来自这场争论。
在现代经济学中，李嘉图等价论又一次引起人们关注。而且，由于美国经济学家巴罗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李嘉图——巴罗等价论，而引起争论。李嘉图的理论来自当时关于如何偿还英国债务的争论。英国在英法战争中借了大量债务，战后英国议会对如何偿还债务发生了争论。一派认为应该提高税收，用税收偿还债务，另一派认为征收高税对经济发展不利，应该发行债券偿还债务。李嘉图认为，这两种做法对经济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发行债务，仍要由以后的税收偿还。公众知道以后税收还会增加，现在就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与现在增加税收，减少消费是一样的。李嘉图等价论就是指用征收税收和发行债券弥补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结果是一样的。这个理论也产生于当时的现实问题。
李嘉图无论经商、从政（当下院议员），还是学术研究都成绩斐然，这与他诚实、谦虚的人品相关。李嘉图在证券交易中光明磊落，反对欺诈行为。1803年曾有人以官方名义宣布英法和解，以欺骗公众提高债券价格。李嘉图坚决反对，并废除了这一谣言后的所有交易。公债认购者为此送给他一个银瓶表示谢意。李嘉图交结了许多学界朋友，包括与他争论的马尔萨斯，以及詹姆斯·穆勒等人。他的盖科姆庄园是经济学者经常聚会的地方。我们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李嘉图总能成功。
经济学来自现实，只有那些关注现实问题的人才能做出开创性贡献。这是李嘉图成功给我们的启示。
西尼尔的另一面
谈起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Nassau Wlliam Senior；1790~1864），我们自然会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1836年一个美丽的早晨，以经济科学和优美文章著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可以比做克劳伦的西尼尔先生，从他讲授
政治经济学的牛津，被召往曼彻斯特去学习政治经济学。工厂主们选择他充当打手，以便反对新近通过的工厂法和更为吓人的十小时运动。”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是，西尼尔1836年在曼彻斯特工厂主大会上作了反对工厂法的报告，这个报告在1837年整理为《论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发表。其中心是论证工厂主的利润是在日工作11。5小时的最后一小时生产的，以此反对把工作日缩短为10小时的要求及对使用童工进行限制的1833年工厂法。他的结论是，工作日缩短1小时，纯利润消失，工作日缩短1。5小时，总利润也会消失。马克思把他的这个观点称为“最后一小时论”。这个理论显然是站在资本家立场上反对工人的，理所当然地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和冷嘲热讽。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凭这一点来评价西尼尔，那就失之偏颇了。实际上，西尼尔还有另一面，甚至是更重要的一面。西尼尔是律师出身，在发表关于谷物法的文章后成为牛津大学首位德鲁蒙德政治经济学教授。他曾担任辉格党主要经济顾问，并在一些政府的委员会任职。他的主要著作是1836年为《大英百科全书》而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文本）。他为资本家奔波，反对工厂法和缩短工作时间，这的确是事实。但我们不能为此而否认他在经济学发展中的贡献。
在西尼尔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学还被作为一门道德科学，包含了强烈的价值判断，属于规范科学。西尼尔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倡导并推动了经济学的实证化。经济学实证化就是抛开价值判断，研究客观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他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客观性，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而不是福利。或者说，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和分配的客观规律，而不研究这些规律所引起的后果是否公平或合理。政治经济学家的职责不是推荐什么或告诫什么，而是要说明不容忽视的一般原理。所以，经济学家应该像陪审员一样，如实地根据证据发表意见。在经济学史上，西尼尔是经济学实证化的始作俑者之一。在很长时间内，我们都把经济学的实证化等同于庸俗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故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就指出，这种看法是简单化的。其实现代经济学是沿着实证化的路线发展下来的，经济学实证化是主流，也取得了公认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尼尔首创经济学实证化的功不可没。
西尼尔的理论中最有名的是节欲论了。西尼尔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劳动是人牺牲闲暇的结果。资本是人放弃财产的非生产性使用，或有意识地选择未来的产品而放弃目前使用的结果。资本是节欲的结果，他用节欲来代替资本一词。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了财富，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是重要的。资本来源于储蓄，储蓄是来自节欲。所以，资本获得的利润是合理的。这种观点被以后的经济学家所继承。如奥国学派的迂回生产理论——先生产资本品，再用资本品生产消费品，称为迂回生产。迂回生产提高了效率。使迂回生产成为可能的是资本，资本是放弃现期消费而用于未来消费的结果。现代经济学中的利息理论正来源于节欲论。要驳斥这种理论，指责它为资本的剥削辩护很容易。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任何社会中——甚至在“四人帮”时期的最革命化的社会中——储蓄都获得利息，而且，储蓄来自节约（节欲的同义词）的说法是一种常识。资本的确是生产中必不可少的，获得利息或利润也是合理的，这是节欲论屡受批判，但长盛不衰的原因。
西尼尔另一个被现代经济学继承的理论是价值论。西尼尔反对客观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他坚持效用价值论。他认为“效用指的并不是我们称之为有用事物的内在特质；它指的只是事物对人们的痛苦与愉快的关系。来自各个物体的痛苦和愉快的感受，系由无数成因所引起的变更，是时刻在变化的。”这就指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觉，或对物品效用的需求强度。而且，他还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这就是他说的“不但任何一类商品能提供的愉快总有其一定的限度，而且在达到这个限度之前，它所提供的愉快早已在越来越快地消逝。”效用的主观性和边际效用递减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边际效用学派的基本观点。所以，在经济学史上，西尼尔是从李嘉图到边际效用学派的纽带。
在我们过去讲的经济学说史中，以为资本主义辩护为由否定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当然西尼尔也在其内。我们承认每个经济学家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他们对推动经济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把一部经济学史作为经济学庸俗化史，以彻底批判的态度对待历史的经济学家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这正是我强调西尼尔的另一面的意义。
重新认识萨伊
在经济学史上，争议最大的经济学家莫过于19世纪上半期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了。李嘉图称他为“大陆著作家中首先正确认识并运用斯密原理的人”，他的功绩“大于所有其他大陆著作家的全部功绩”。马克思认为，他是法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在现代，凯恩斯经济学的建立是从批判萨伊定理开始的，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又把萨伊定理奉为真理。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给同一个人以不同的评价，是极为正常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在我国的经济学史研究与教学中，萨伊一直是受批判的反面角色，因此，我强调的还是重新认识萨伊。
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生活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曾主编过当时颇有影响的《哲学、文艺和政治旬报》，由于反对拿破仑的大陆政策而被解职，以后办过实业。拿破仑倒台后受政府委派去英国考察工业并讲授政治经济学。他最主要的著作是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
过去我们批判萨伊是由于他为资本主义辩护，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现在看来这种批判难以成立了，因为为资本主义辩护正确与否，要看是为哪个时期，什么样的资本主义辩护。当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兴生产关系，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为资本主义辩护不仅不是罪，还是功呢！萨伊正是用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所以，我们对萨伊的评价不能以他为资本主义辩护为惟一依据，而要具体分析他的经济理论。
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与方法上，萨伊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在经济学史上是首创，并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所认同。萨伊主张以实证方法研究这些问题，抛弃价值判断，从事实出发，即“事物怎样存在或怎样发生，构成所谓事实本质，而对于事物本质的仔细观察，则构成一切真理的惟一依据。”萨伊与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都是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