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经济学家的大贡献
提起斯密、李嘉图、马歇尔这类经济学大师，谁都不陌生。他们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构成了一部经济学史。但他们的成就也是站在其他人肩膀之上的。这些其他人往往并不是巨人，而是一些默默无闻的小经济学家。
现在我们都知道经济学中的供求定理是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古诺发现的。尽管古诺曾被冷落过，但在19世纪末经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推崇，现在已是大师级人物。其实在发现并运用供求规律，并对此做出贡献的人中还有许多是至今仍名气不大的学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的一些法国工程师。 修建这些铁路的工程师也是经济学奠基者，也许他们连照片也没留下，但他们留下了有形的铁路与无形的思想。
19世纪50年代是法国铁路的发展与迅速扩张时期。许多有才华的青年被吸引到工程师这个行业。这些工程师不仅设计和建造铁路与桥梁，而且注重分析铁路的经济效益。他们在微积分这些数学工具方面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在从事铁路等公共工程建设中收集到大量有关这些项目成本和收益的统计资料。正是这两种优势的结合使他们对供求关系和成本—收益分析做出了其他经济学家所无法做出的贡献。这些工程师集中在法国的桥梁与道路学院，该校自1747年建立以来就有从经济角度研究公共工程的传统。该校先后对供求和成本—收益分析做出贡献的学者有亨利·纳维耶（Henri Navier； 1785~1836）、约瑟夫·米纳德（JosephMinard； 1781~1870），查理迈格尼·古托理斯（Chavlemagne Courtois； 1790~1863）、埃米尔·谢松（mile Cheysson； 1836~1910）、雷诺塔韦·尼耶（René Tavernier； 1853~1932）、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 1853~1939）等。被吸引到这一团体中的还有美国人查尔斯·埃利特（Charles Ellet； 1810~1862），比利时人埃尔分斯·贝尔派尔（Alphonse Belpaire） 和奥地利人魏尔海姆·诺德林（W： lhelm von Nrdling）。但对成本—收益分析做出重要贡献的还首推阿尔塞纳—米尔—埃米尔—朱节纳尔·杜普伊特（ArsineJulesm： le Dupuit； 1804~1866）和狄奥尼修斯·兰德纳（Diony sius Lardner； 1793~1859）。
杜普伊特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工程师之一，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工程师。他关心的是公共工程的经济收益或净收益，以及公共工程所产生的社会福利。为了分析这个问题，他研究了需求的效用基础以及公共工程效用的衡量。在这种研究中他对边际效用、需求、消费者剩余、垄断和歧视、边际成本定价等领城的研究都做出了重大发现。他最早把边际效用与需求曲线联系起来，研究了岐视价格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他根据这些理论计算了桥梁的收费标准以及成本和收益的关系，成为今天成本—收益分析的先驱。杜普伊特的这些成就现在已受到高度评价，较为详细一点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中都有文章或专节介绍杜普伊特的贡献。
至今仍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是兰德纳。兰德纳也曾在法国的桥梁与道路学院学习，他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所做出的贡献显然与这个学校的传统相关。但他是爱尔兰人，早年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研究过数学和天文学，且兴趣广泛，被称为“流浪者狄奥尼修斯”，指他兴趣与涉猎领域之广。他写过代数几何和微积分著作，并在1829~1849年策划并主编了长达133卷的《兰德纳珍藏本百科全书》（Lardners Cabinet Cyclopaedia）； 任伦敦大学自然哲学教授。他惟一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是1850年出版的《铁路经济》。这本书仍被经济学家重视，在1968年重印。
兰德纳对供求的研究受以杜普伊特为代表的桥梁与道路学院传统的影响，即重视数学和图形工具的运用，重视实际问题与资料，以铁路的成本—收益为中心。他研究中的资料主要是他在比利时担任铁路官员时所收集的。
兰德纳把铁路运费作为自变量，把总收益和总成本作为因变量，研究运费变动与总收益和总成本的关系，从而说明铁路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兰德纳用图形说明，当运费增加到无货可运时，仍然都有固定成本（维护铁路的费用）存在，这时没有收益，铁路亏损。随着运费下降，货运增加，总成本和总收益都在增加。利润最大化的运费应该在收支平衡运费和收入最大化运费之间。现代经济学家认识到，兰德纳已经认识到利润最大化之点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点。这种观点现在已成为一个定理。兰德纳还提出，运输成本的下降随货运距离的平分而递增，这一发现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称为“兰德纳平方定律”。
兰德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当完整的与区位有关的价格差别理论。他主张降低竞争激烈的长途运输收费率，而提高竞争较少的短途运输收费率，以增加铁路的总利润。这一原理和计算方法在现代民航公司确定货运与客运收费率中仍然在运用。这就是在竞争少的地方航线中实行高收费率，而在竞争激烈的长途航线中实行低收费率。
以杜普伊特和兰德纳为代表的这批工程师现在也算不上大师级人物。但他们从实际出发对需求、供给、价格、成本、利润等问题的研究结论构成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在历史上，许多经济学开创性贡献正是这些小经济学家做出的。在经济学研究中千万不能忽视那些至今仍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李斯特为什么自杀
1846年11月30日，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一个小镇开枪自杀，结束了自己年仅57岁的生命。
在历史上，文学家、艺术家；自杀者不少，但在一流经济学家中，李斯特大概是惟一的自杀者。一个人只有在走入绝路时才会自杀，是什么把这么一个既有才华，又爱国的经济学家逼上绝路呢？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出生于一个手工工匠家庭，自小学习用功，17岁时就通过考试在符腾堡王国内政部任书记员，并为部长所欣赏，被任命去管理图宾根大学。要了解这位少年得志的经济学家走上自杀之路，先要了解当时德国的历史。
当时的德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由许多小公国和各邦组成的松散联邦，有点像我国春秋战国时的状态。当时在欧洲，英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产业革命，法国也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但德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受行会约束发展缓慢，尤其是内部关税重重，对外却无关税。一位商人当时从巴塞尔到科伦之间交了31次税，平均每6英里交一次，面对英国工业品的进入却没有任何保护。李斯特一心想让国家强大，主张建立关税同盟，发展经济。
李斯特的主要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大纲》（1827），《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1837）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些书的中心思想是，发展工业是德国走向繁荣和统一的必由之路。德国工业要用高额进口税和其他贸易政策保护，才能免受外国竞争的打击，发展起来。这也就是当今仍有影响的“幼稚产业论”。围绕这个中心，他的经济思想体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而是有关国家经济的科学，并强调国家在组织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二；反对古典经济学，既反对他们的结论——自由贸易，又反对他们的方式——抽象的演绎法。第三，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学与经济政策。德国的经济学应该是后进国家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中心是通过保护来发展生产力，发展工业。李斯特是以后在德国经济学史上影响甚大的历史学派的奠基人。这些思想成为以后德国历史学派的基本信条。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9章
今天读李斯特的书，尚能感觉到他那颗拳拳爱国之心，他的各种主张也是为了民富国强。但为什么他不得志，以至于走上绝路呢？这就在于他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德国当时的资产阶级是弱小的，软弱的，无能力也不愿意保护自己的代言人，尤其当李斯特遭到打击之时。他从国家利益出发支持新兴资产阶级，必然得罪容克地主。例如，他主张保护关税，但容克地主正是靠自由贸易——以让英国工业品进入德国为代价来换取德国农产品可以自由进入英国——来获利的。他主张德国的统一和国内关税的消除，这直接侵犯了各公国领主的利益。他主张实现英国一样的立宪民主，他的一句名言是“昂首挺立和发挥自己智力的应当是10万自由平民，而不是30个贵族”。哪一个独裁者能接受这个原则呢？
1818年以后，李斯特把他的理想付诸于行动，成为德国工商业者联合会的中心人物，起草了要求取消国内贸易限制的请愿书，并写文章、办报纸，进行演讲。这些活动受到当局与官方思想和新闻界的攻击与迫害，他被加上了“在国外进行可疑的有组织活动”的罪名，解除了图宾根大学和符腾堡的公职。经济学界的权威A。米勒（A。Miller ）咒骂李斯特的主张是在煽动革命。李斯特先后在法国、瑞士流亡，1825年全家迁往美国。1832年又以美国驻莱比锡总领事的身份回到了德国。李斯特尽管已取得了美国国籍，但他仍然是一颗德国心。他回国后虽然仍受到刁难和迫害，被视为危险的煽动性人物，但仍在关心发展统一的铁路系统，办报进行宣传，甚至还想恢复自己的德国公民权。然而，德国统治者并没有改变对他的态度，他又不得不流亡法国、比利时，并在这一时期专心于著述，写出了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仔细读这些书，可以体会到李斯特爱德国之心 李斯特一生受迫害，壮志未酬，长期流亡，生活困难，疾病缠身。1846年英国通过了废除保护贸易的《谷物法》，给他的保护主义思想以致命打击。于是他就在一个漫天大雪飞舞的冬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死后30年，他的思想才引起重视。不过被利用的主要是他思想中反动的一部分——主张沙文主义，提出德国要扩张领土，吞并荷兰和丹麦。尤其在他的晚年，沙文主义倾向更为明显，还在1845年提出由德国领导实现中欧统一的扩张主义计划，以及德国向东南扩张及实行日耳曼帝国的殖民政策。
李斯特是爱国主义者，但爱得太过分，就成了人们所说的“爱国贼”。人热爱养育自己的国家与人民，为它的强大做出贡献，是正常的爱国者。但把不爱自己的统治者作为爱的对象，把沙文主义和扩张作为爱国，就变为“爱国贼”了。德国知识分子有这种“爱国”传统，正是这种传统成为希特勒得以上台，并发动了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李斯特无疑是经济学家中的悲剧人物。
先行者的悲凉
经济学家的命运各不相同。有的生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有的生前奔走于权贵之间，活跃于媒体之上，大红大紫，却由于没什么真正贡献，死后默默无闻。还有的走在时代的前面，生前不为人知，死后声名鹊起。数理经济学的奠基人戈森和古诺就是这样的先行者。
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 1810~1858）是德国经济学家，一生中除了做过一段不成功的公务员和保险合伙人外，一直在写《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一书。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发现人的享受规律。在研究享受问题时，戈森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享受规律。第一，“如果我们连续不断地满足同一种享受，那么这同一种享受的量就会不断递减，直至最终达到饱和。”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被称为“戈森第一定律”。第二，人要使享受达到最大，必须满足“每一种享受的量在其满足被中断时，保持相等原则。”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被称为“戈森第二定律”。这两个定律是当代经济学的基础——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中心。戈森在这本书中的另一个贡献是数学方法的运用，他强调“不借助于数学，也同样不能表述真正的国民经济学”。他的整个理论都是用数学表述与推导的。
戈森是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先行者。他自负地声称自己发现的规律可以与哥白尼的发现相比。可惜当时的学术界并不买账。戈森这本书1854年自费由出版商菲韦格出版后，只卖出了几册，毫无反应。戈森极为灰心，收回了所有存书，4年后在郁郁寡欢中患肺结核去世。
戈森的不幸在于他是先行者。我们知道，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和经济学史上的边际革命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奥地利。戈森当时所在的德国经济学界中执牛耳的是历史学派。历史学派主张用叙述式的、归纳的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从对历史事实的描述中得出经济理论。戈森所用的抽象的、演绎的方法和数学工具正是历史学派所反对的。不入主流的经济学被忽视是正常的。此外，戈森尽管思想深刻，但文风晦涩，数学论证冗长乏味，也是被冷落的一个原因。
然而，是金子总要闪光。戈森去世20年后，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从朋友处看到了这本书，认为戈森的理论“在我之前发表了我所抱的见解”，而且“比我的探讨更为综括，更为彻底”。还认为戈森的数学分析是“数理经济学史上真正值得注意的发现。”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也在英国《经济学季刊》上撰文介绍戈森。由于这两位当时著名经济学家的介绍，戈森才引起人们注意，他那本被冷落的书也成为经济学经典。
与戈森命运相似的是同一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古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 1801~1877）。古诺的人生道路并不坎坷。他受教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他曾在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任教，担任格勒诺布尔学院院长，成为法国勋级会荣誉军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巴黎的教育巡视员。尽管他视力一直很差，晚年几近失明，但生活还是安逸的。他在数学、科学哲学和历史哲学、经济学方面都有造诣。他在今天的名声主要来自经济学。
古诺在经济学中的主要著作是《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1838）、《财富理论原理》（1863），以及《经济学说概要评论》（1877）。古诺最早提出需求量是价格的函数这个需求定理，并建立了垄断模型和分析寡头的双头模型，直到今天双头模型（称为古诺模型）仍然是标准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古诺至今被重视的原因还在于他用数学方法分析这些问题。以后的经济学家高度评价了他的这种贡献，认为他对已有的，但形态模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命题给予严密的数学表述。他的分析方法强有力地促使经济学从文字的叙述转向形式逻辑的和数字的表达。20世纪初的著名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指出，古诺的论著“是以数学形式把经济科学里的某些高度概括的命题，陈述得最好的。”现代经济学家还指出，古诺是最早用博弈论思想分析经济问题的先驱者，他的双头模型就成功地运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