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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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示，因此，边际分析法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也是同步的。杰文斯当然不是在经济分析中使用数学的第一人，但他用数学工具来表述与论证经济学理论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读到这里读者一定会问，你不是写经济学中的伯乐吗？这些事与伯乐无关啊。以上我写的不能算杰文斯独一无二的特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被中国人误解或有意歪曲是共性，提出边际效用理论并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的，他也不算第一人。但能在茫茫书海中发现前人有意义的著作，并使那些被淹没的明珠放光芒的，经济学家中杰文斯是独一无二的。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11章
现在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戈森以及戈森关于效用的两个定理。但戈森生前并不得志，思想没人理解，书也没人买。尽管德国经济学家考茨和兰格提到过这本书，但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杰文斯知道这本书后才发现它的意义。杰文斯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中特别指出：“戈森对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原理与方法，实在我之先发表了我所抱的见解。据我所知，他对于基本理论的探讨比我的探讨更为综括，更为彻底。”正是杰文斯（还有瓦尔拉斯）的介绍，这本书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杰文斯对这位先辈的崇敬和高度评价，令今天许多争某种理论发明权的人汗颜。
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对重农学派产生过影响，也是第一部从宏观角度分析经济问题的著作，但在以后一个多世纪中被埋没了。杰文斯1881年偶然发现了这本书，并写了一篇相当长（译为中文30页，3万字左右）的推荐文章《理查德·坎蒂隆和政治经济学的国籍》。杰文斯高度评价了这本书，考证了这位作者的生平，并逐章评价了他的思想，指出斯密、配第等人如何受他的影响。杰文斯称这本书有资格被称为“关于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超过了配第的著作，是“政治经济学的摇篮”，因为这本书“土地和劳动创造财富的论点，拨响了经济科学的琴弦，把握住了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平衡”，称它是“经济学的百科全书”，除了税收之外什么都谈了，关于货币理论它的分析比“任何文章都深刻”。由于杰文斯的介绍，这本书得到重视，陆续出版了这本书的各种版本，包括1931年的英文本，1952年和1979年的法文本。
杰文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曾介绍过许多曾经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以后却不为后人所知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著作。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古诺、杜普伊特、埃利特、戈森、屠能、詹金、拉德纳、西泽尔·贝克瑞尔、兰格、博达斯、米纳德和博卡多。我们对这些人也许不熟悉，但他们的确为经济学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为经济学大厦添了砖加了瓦。也许没有杰文斯将被永远淹没。杰文斯发现并肯定和介绍了前辈的贡献，尤其是介绍了不被世人重视，甚至世人根本不知道的前辈的贡献。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杰文斯是伯乐——尽管他发现的是老马。
当我知道了这一切时，我对杰文斯——这个我第一个记住名字的西方经济学家——有了新的认识。也许我永远达不到杰文斯的学术水平，但我要学他那种治学的态度和对前辈的尊重——包括他探索太阳黑子与经济周期之间关系的精神。
剑桥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
一列火车在如茵的田野上飞驰，蒸汽机车喷出的火花落到稻穗上，造成损失。但铁路公司并没有给农民以补偿，所引起的社会成本（稻米减产）也不在火车运行的成本之内。注意到这个现象的是庇古。
灯塔是航船所必需的，但在技术上难以向利用灯塔的船只收费。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不会经营灯塔，所以灯塔应该由政府建立并经营。提出这个建议的也是庇古。
庇古是什么人？他的这两件事有什么意义？
阿瑟·赛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弟子，1908年接替马歇尔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成为马歇尔之后剑桥学派的掌门人，也是剑桥学派最后一位传人。以后剑桥学派就由琼·罗宾逊掌门的新剑桥学派取代了。
我们知道，以剑桥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市场经济的赞美者。他们认为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和供求相等的市场出清。但上述两件事的意义正在于庇古看出了市场经济的缺陷，或称为市场失灵。
第一件事情是经济活动外部性的例子。外部性是指一项经济活动给与此活动无关的人带来的影响。农民与火车运行无关，但火车带来的稻谷损失要他们来承担。这被称为负外部性。如果带来的影响是好的（在蒸汽机车变动电动机车后对稻谷的损害没有了，还可以吓走吃稻谷的小鸟），这就是正外部性。有负外部性时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有正外部性时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市场机制并没有实现资源配置最优，这就是市场失灵。
第二件事情是公共物品的例子。公共物品是消费中既无排他性（无法排除别人不用）又无竞争性（一个人使用并不减少另一个人的使用），无须购买就可使用（称为搭便车）的。社会需要灯塔这类公共物品，但由于无利可图，私人企业不愿提供，从而供给小于需求。这又是市场机制没有实现资源质量最优的市场失灵。
他认为，由于这两个原因引起市场失灵（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垄断，庇古没有分析这一点），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的干预作为补充。在前一种情况下是对带来负外部性的企业（铁路公司）收税。这种税被称为庇古税。在后一种情况下由政府用税收提供公共物品。
庇古认识到市场失灵，并主张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这是一个进步。但作为剑桥学派的掌门人，他还是坚持自由放任，主张让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国家只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发庇古的名著《福利经济学》英文本，何时能出中文本？挥一点补充作用。1929年包括英国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危机，失业极为严重，要求经济学家作出解释。1933年庇古出版了《失业理论》一书。庇古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实际工资由劳动供求决定，而且实际工资的调节可以实现劳动市场均衡。如果劳动的供大于求，工资下降，使愿意就业的人都有工作，如果劳动的供小于求，工资上升，使劳动需求减少。总之，只要实际工资有充分伸缩性，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可以有工作，所有需要工人的企业都可以雇到所需的工人。这就是说，在市场调节之下，劳动市场总处于均衡就业状态。引起失业的原因是工人不愿意接受低工资，或一些难以克服的变动。前一种情况称为自愿失业，后一种情况称为摩擦性失业。这种理论显然是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然而，庇古在剑桥大学的弟子凯恩斯不接受这种理论。他认为，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仍然没法解释如此严重的失业。于是，凯恩斯写了《通论》，驳斥了庇古的观点，用有效需求理论来解释失业。凯恩斯认为，失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解决方法是国家干预，即政府增加公共支出，以弥补私人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背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成为剑桥学派的叛徒。庇古尽管以绅士的态度接受了凯恩斯的某些观点，但仍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立场，对凯恩斯进行了批判。不过从此之后，剑桥学派就衰落了，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也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代替。
作为一代经济学大师，庇古在经济学中的贡献还是很多的，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创立了福利经济学，他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至今仍是经典。
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基础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即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福利最大化，福利可以用效用衡量，所以，每个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功利主义的目标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福利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命题。一是福利的大小可以用效用衡量，国民收入总量越大，所带来的效用越大，福利也越大。因此，要增加福利必须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就要实现资源配置最优。资源配置最优的标准是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值。边际私人纯产值是私人增加一单位投资所增加的收入值，边际社会纯产值是社会增加一单位投资所增加的收入值。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如果存在外部性和公共物品问题，则需要政府干预，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
二是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以，富人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小于穷人，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再分配给穷人，可以在国民收入不变时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收入分配越平等，社会福利越大。实行累进所得税，增加社会福利，有利于收入分配平等和社会福利增加。当然，这不是说收入要绝对平等，因为收入平等有降低效率的“漏桶效应”。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为旧福利经济学，现在已被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但他主张的收入平等化政策已被各国所采用。
庇古去世已经40多年了，但庇古效应（物价变动对财产和消费的影响）、庇古税（对污染征收的税）仍然是现代经济学中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这说明一代大师的智慧已成为人类思想宝库的一部分。人类知识大厦正是由这一代又一代大师构建起来的。
平民的代言人
每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个贫富分化加剧，劳动人民饱受苦难的时期。每当这种时期出现时总会有人站出来为民“鼓与呼”。读这些人的书总为他们的人文关怀精神所感动，但仔细想来他们的观点都是感情压倒了理性，空想的色彩极为浓厚。美国19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正是这样一位平民代言人。
19世纪后半期是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贫富对立，劳动人民不堪其苦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的平民党运动（Populist Movement） 则是保护平民，尤其是农民利益的一场运动。亨利·乔治正是在这一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经济学家。
乔治出生于美国费城一个海关税务员之家，他从小就不安分，12岁起辍学，外出当学徒。当加州发现金矿时，他也加入采金大军，失败后进入《旧金山时报》（Sanfrancisco Times） 当排字工人。由于勤奋努力，居然升至该报主编。1872年又与好友创办为工人代言的《晚邮报》（Evening Post），经营失败。此后他积极参与社会与政治活动，1886年由纽约中央工会（New York Central Labour Union） 推选为纽约市市长侯选人。1897年又一次竞选纽约市长，未当选，并于当年去世。
今天我们仍然记得乔治，不是由于他当年在平民党运动中的各种活动，而是由于他在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 一书。这本书的中心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土地私有。解决的办法是对土地征收单一税和土地国有化。以后他还写过《土地问题》（The Land Questions； 1883）、《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 1884）、《保护还是自由贸易》（Protection or Free Trades； 1886）、《政治经济学》（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98）等书，但影响并不大。
19世纪后半期，受苦最深的是美国农民。由于南部农业欠收，货币（黄金）短缺、通货紧缩；债务沉重，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平民党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正是力图揭示农民这些苦难的根源，即“巨大财富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之间鲜明对照”的根源。
乔治认为，土地、劳动、资本是生产的三要素。土地是自然资源，劳动是人的努力，资本是能生产更多财富的财富。土地是生产财富的基础，是劳动的前提，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在生产中是有土地才有劳动，有劳动才有资本。所以，这三种生产要素按其重要性的排序是土地、劳动、资本。但他特别强调，土地本身并不能生产财富，土地所带来的地租并不是土地产生的，而是劳动作用于土地带来的。劳动使土地有价值，劳动产生的财富积累而成资本。因此，在财富创造中起中心作用的是劳动。乔治对劳动在生产中作用的肯定表明他为民代言的立场。当然，这个“民”是劳动人民。
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中文本乔治分析生产是为了说明分配的决定。劳动的收入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资本是劳动的形式之一（物化的劳动），其收入利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并随工资变动而变动。产品中扣除工资与利息剩下的部分都是地租。当土地私有权存在时，它可以允许或排斥劳动和资本使用土地，从而支配着劳动与土地。正如一个百人小岛上，一个人占有土地，其他99人都成为其奴隶一样。这样，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对土地的需求增加，地主不劳而获的地租增加，贫富差距就加剧了。解决的根本办法是废除土地私有，实现土地国有。考虑到传统与习惯，实行土地国有不容易，现实的办法是取消一切赋税，只对土地征收赋税，即实行单一土地税，由这种税承担政府的一切支出。由于地租在不断上升，这种税可以保证政府财源充分。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12章
乔治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引起欧美的广泛关注。他在1886年得以参与纽约市市长竞选正是由于这本书的影响。美国的自由土地协会（Free Land Society）和英国的土地回归同盟（English Land Restoration League，后改名为English League for the Taxation of Land Value）都以乔治的土地改革主张为宗旨。乔治关于收入分配的论述也影响了克拉克（John BatesClark）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直至今天弗里德曼仍然认为“亨利·乔治在许多年前主张的按原始土地价值征收的财产税危害最小”。
乔治的这种观点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来源。孙中山先生一生为革命奔波，1896年夏秋曾在美国住了几个月。这正是乔治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孙中山正是受乔治影响提出了“平均地权”，主张征收地价税并实行土地增价归公。这些主张显然与乔治的思想一致。
乔治是一个关注经济进步中不幸者的社会改革家。这种人令人可敬，但并不能改变现实。美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还是在经济发展后才得以改善的。发展是硬道理。一切主张，无论多富有人文关怀，只要无助于经济发展，就不能实现，也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根本状态。平民的代言人，徒有其名而已。
放荡不羁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尽管也不乏情趣、幽默，但作为学者还是举止有度的。如果谁像艺术家那样放荡不羁，那就会被指责为异类了。美国经济学家芒德尔即使获得了诺奖也由于行为怪异而受到指责。不过就生性放荡而言，芒德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