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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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道格拉斯在学术上会有更大造诣。可惜他的兴趣不在学术，而在政治上。如上所述，道格拉斯在任教期间就担任过不少政府职务。1938年，道格拉斯参加芝加哥市议员竞争，并以绝对多数当选。从此，他走上了从政之路。二战中年逾50的道格拉斯入伍当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佩累鲁、冲绳作战时多次负伤，于1946年晋升中校后退伍，担任过一段总统特别侍从官，以后又重返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并在1947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这是他学术事业的顶峰。　　　　
　　　　　　　　然而，道格拉斯依然热衷于从政。1948年他参加参议员竞选。他提出的竞选纲领是：在10年内新建1500万套居民住房，对通货膨胀和垄断严加控制，废除塔夫脱—哈特莱法，农民的收入最低应与1941~1945年的平均收入水平相等，联邦政府应扶助教育事业，扩大社会保障等。这些主张颇得民心，他得到了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人联合会（劳联—产联）的支持当选为参议员。他当了18年参议员。其间参与国家复兴署、参议院社会保障委员会的工作。　　　　
　　　　　　　　1966年，道格拉斯在与查尔斯·珀西（芝大校友、校董事会成员）竞选参议员时失败。斯蒂格勒请他为芝大沃尔格林讲座作一次演讲。与同事吃饭时，弗里德曼见他身体比以前更好，就劝他，“你竞选失败也许是坏事变好了”。道格拉斯反应极为强烈地说：“不！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事。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当美国参议员更好的工作了。”　　　　
　　　　　　　　有人为道格拉斯放弃学术感到遗憾。其实遗憾与否是个人的感觉，道格拉斯自己觉得从政好，我们有什么遗憾呢？　　　　
　　　　熊彼特的婚恋与事业　　　　
　　　　　　　　人生的婚姻有幸福也有不幸，但对待婚姻波折的态度却对人事业成败至关重要。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到英国游学，在这里他见到马歇尔，更多了解了瓦尔拉斯、埃奇沃斯和克拉克。这些人对他以后都有重要影响。当年24岁的熊彼特身材高大、贵族气质，两眼忧郁，吸引了比他大12岁的茜芭。他们很快堕入情网而结婚，但这段婚姻并不快乐。1907年他与夫人到埃及成立律师事务所。他把女王的地产租金减了一半，却使女王的收入翻了一番，显示出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财能力。同时，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该书使他成为欧洲经济学界名人。1909年，熊彼特回到奥地利，在格拉兹大学任教，并于1912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　　　　
　　　　　　　　这一时期，他的婚姻不幸，他忙于学术工作难免冷淡了妻子，两人常为小事争吵。熊彼特在反思这次婚姻时说：“在学者的生活中，尤其在被称作灵魂形成期的时候，要想过完美的婚姻生活是很困难的。至少从学问成果的角度而言，它可能有消极效果。”尽管他悔恨结婚太早，但婚后的不幸并没有阻碍他的进取。他把烦人的事忘在脑后，学术上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正是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他提出了奠定他一生事业基础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的婚恋与事业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包括：引进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例如，建立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创新并不等于发明。一种发明只有应用于经济活动并成功时才是创新。创新者不是实验室的科学家，而是有胆识、敢于承担风险又有组织实干才能的企业家。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16章

　　　　熊彼特把创新作为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它是来自内部创造性的对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种变动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如同生物界的突变一样，可以称为“产业突变”。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利润的源泉。　　　　
　　　　　　　　熊彼特认为，在静态体系内，资本、人口、技术和生产组织都不变。竞争的结果价格等于成本，没有利润。这样的社会是停滞的。在动态社会里，企业家创新者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提高效率，使成本低于价格而获利润。创新总是先由个别人进行的。但创新活动所得到的利润鼓励其他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时整个社会生产率提高，社会就进步了。当创新普及之后，利润会消失。但还会有另一次新创新再推动社会前进。正是不断的创新推动了社会不断进步。　　　　
　　　　　　　　　　　　
　　　　　　　　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熊彼特把茜芭送回英国，他们这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事实上就结束了。这一时期，欧洲动乱，他仅发表过两篇文章。1918年他曾参加考茨基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化委员会，以后又出任过私营皮达曼银行总裁，该银行破产后，他一直在还债。1925年他与比他小20岁的安妮·莱瑾结婚。他还把妻子送到巴黎和瑞士的学校学习。这次婚姻是幸福的，可惜不到一年妻子难产去世，同年他又失去了母亲。这双重打击没有使他消沉。家庭没有了，他一心投入学术事业。到波恩大学任教后，又是他学术事业的一个高峰，为写《经济周期》一书进行准备。1932年，他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当教授。1937年他与经济学家伊丽莎白·波蒂结婚。这次婚姻是幸福的。他们有共同的事业和追求。美满的家庭生活给了他力量，他的许多重要著作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1939年，熊彼特出版了两大卷一千多页的《经济周期》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用创新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他认为，经济周期是由创新活动引起的原有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并不是什么社会灾难。创新为创新者带来利润，引起其他企业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就引起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形成繁荣。创新普及之后赢利机会消失，在新创新没有出现之前，就会由于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需求的减少而引起衰退。直至另一次创新出现再次繁荣。经济周期正是由创新引起的繁荣和衰退这两个阶段的交替而形成的。熊彼特还用创新的大小解释统计资料中显示的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这就是说，创新的大小引起周期的长短，大创新引起长周期，中创新引起中周期，小创新引起短周期。熊彼特这本书把经济理论、历史和统计资料结合在一起，对后人也很有启迪。　　　　
　　　　　　　　在哈佛大学这一段是熊彼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的时期。他为哈佛大学学生讲授“高级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构思他另一部巨著《经济分析史》，并参与了计量经济学会的创建，担任第一任会长。这一时期，他出版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熊彼特认为，随着社会越来越富有，企业家的职能会被技术专家代替，资产者的职能消失，资本主义保护阶层毁灭，不再有创新，这时资本主义就会灭亡，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不过这一过程还相当长，至少在50～100年内，资本主义仍会创造奇迹。这是他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　　　　
　　　　　　　　哈佛大学是熊彼特的归宿　　　　
　　　　1950年，熊彼特去世。他去世后，妻子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经济分析史》。熊彼特用了9年时间写这本书，临终仍未最终完成。他的妻子还把他以前写的一些文章编辑成《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一书出版。　　　　
　　　　　　　　熊彼特在婚姻不幸时仍能潜心于学术研究，在婚姻幸福时也没有贪图享受而放弃了学术。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他都孜孜不倦地在科学事业上探索。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也正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反法西斯的经济学家　　　　
　　　　　　　　法西斯统治时期，德国经济学界发生了分化。少数经济学家投靠纳粹，为希特勒出谋划策，最著名的当数金融专家沙赫特了。他出任帝国银行总裁和经济部长，发明了名为米福（Mefo）的期票来发行货币，为侵略战争筹资，又发明了分别与别国进行易货贸易的办法，克服外汇不足的困难。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并没有卖身投靠，但他们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潮有意无意为法西斯提供了思想工具，并推动经济走上适于战争的集中管理之路。但在这一时期仍有一批经济学家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以他们的理论武器反对法西斯独裁。尽管他们没有拿起枪上战场，但仍无愧于反法西斯战士的称号。他们就是以欧肯为首的弗莱堡学派。　　　　
　　　　　　　　弗莱堡学派产生于一战之后的德国，因其成员主要在弗莱堡大学任教并以此为学术中心而闻名。它的形成时期与法西斯在德国的统治时期不谋而合。但它不是作为法西斯统治的意识形态发展起来的，而是作为反法西斯的思想体系发展起来的。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之下居然有这样一个自由主义流派得以发展，这在独裁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弗莱堡学派是一个严格的学术集团，它以弗莱堡大学教授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1891~1950）为核心，成员多为其同事或学生，包括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如法学家伯姆、格劳斯曼—道艾尔特、经济学家盖斯特里希、迪莱、弗里德里·卢茨、麦耶尔、梅耶等人。他们共同的信念是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制度，但他们所主张的是有正常社会秩序的市场经济，即社会市场经济。他们研究的中心是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即他们所说的秩序问题。　　　　
　　　　　　　　欧肯的秩序学说是整个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基础。“秩序”德文中是奥尔多（Ordo），所以，这个学派又称奥尔多学派。这里说的秩序指一定的规则制度安排。欧肯用理念类型来概括历史上的秩序。理念类型并不是现实经济类型，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类型。他认为，人类社会有两种理念类型秩序：集中领导的经济和交换经济。集中领导的经济又称中央领导的经济，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都由一个中央计划来控制的经济。这种经济要满足的是中央管理机构的需求，　　　　中国学者研究弗莱堡学派的著作之一而不是消费者的需求，这两者是不同的。这种经济制定计划和实行控制的基础是粗略的评价，没有市场经济下的精确计算。而且，剥夺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决策权，靠强制实现计划。这就不可能实现均衡，并引起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弊病。欧肯对集中领导经济的批判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法西斯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正是这种经济类型的变种。　　　　
　　　　　　　　交换经济指由多个个别经济体组合起来的经济。这些个别经济体相互依赖，并通过交换来实现他们之间的联系。交换是通过货币制度来实现的，这就有以货币为标准的计算。欧肯分析了供给与需求的五种纯粹形式：垄断、部分垄断、寡头垄断、部分寡头垄断和竞争，组合为25种市场形式。　　　　
　　　　　　　　那么，现实中应该是一种什么经济秩序呢？欧肯认为，现实的市场经济应该坚持六个原则：保护私有财产，这是交换的基础；保证契约自由，这是交换的前提；稳定的货币秩序；开放的市场，即进入与退出的自由，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与货币；　　　　中国学者研究弗莱堡学派的另一本著作严格的责任；政策的不变性。但是这种经济要由政府保证正常秩序，这就要：使权力分散，反对垄断；收入与财产的再分配以保证公正；用最低工资保证低收入者的利益；保护环境，实现个人与社会成本的均等化。为了使这种经济秩序得以实现，国家的干预必须遵循三项原则：国家必须限制利益集团的权力；所有的国家干预必须是针对经济秩序的，而不是针对经济过程的；经济与社会政治必须是系统的，不能是特定的。欧肯特别重视原则与历史的区别。这就是说决策者不能教条地看待原则，而要考虑具体历史环境。他明确指出，科学、宗教与国家都是维护经济、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制度力量。在秩序中，弗莱堡学派特别强调反垄断，这也是针对法西斯扶植垄断企业的政策。　　　　
　　　　　　　　欧肯强调，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实现竞争秩序。他们既反对那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又反对中央管理经济，同时还反对他称为“各种不稳定的中间道路政策”，即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变种，包括对部分行业（基础行业）的集中领导，行业组织的等级秩序政策，以及充分就业政策。　　　　
　　　　　　　　弗莱堡学派不仅以这些理论对抗法西斯，而且也以合法的形式对抗纳粹统治。1934年，纳粹政府建立了一个德国法律研究院，以制定有德国特色的法律。该院曾建立了一个第四班，弗莱堡学派利用这个班学习欧肯的著作，宣传他们的思想。他们还与政府中反纳粹的人士秘密合作，寻找一种替代纳粹统治的经济政策。1943年，德国临近失败时，他们还秘密研究战后德国的经济政策。他们的一些成员还与地下反法西斯组织保持了联系。正是由于弗莱堡学派在法西斯统治时期的研究工作，使战后德国经济政策有了理论依据。　　　　
　　　　　　　　1950年，欧肯去世。以后这一派的主要成员或去世，或出国，或退休。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弗莱堡学派就不存在了。但艾哈德继承了弗莱堡学派的基本思想，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战后联邦德国经济政策，使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和繁荣。弗莱堡学派在经济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理论至今仍影响着经济学家。　　　　
　　　　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者　　　　
　　　　　　　做一个象牙之塔中的理论经济学家并不难，难的是把自己正确的理论成功地运用于实际。联邦德国前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正是这样一位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实现了德国战后经济腾飞的经济学家。　　　　
　　　　　　　　作为经济学家，艾哈德曾在法兰克福德国制成品经济观察研究所从事消费品和工业品的成本核算比较研究。他不属于德国弗莱堡学派的成员，但与这个学派关系密切，并接受了他们的基本理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这种理论把经济分为两种理念模型：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央管理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由价格机制自发调节经济。中央管理经济由政府的计划和命令来调节经济。但这两种经济都有缺点。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会引起垄断，经济危机与不稳定也是难免的，这必然引起国家干预。中央管理经济又会引起资源配置失误和效率低下。他们理想的经济是“有意识地加以指导的市场经济，即社会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由价格机制来调节，但政府要维护经济秩序。”　　　　
　　　　　　　　社会市场经济使德国再度辉煌　　　　
　　　　艾哈德称赞这种社会市场经济，他在1957年出版的《大众福利》（中文本根据英文本改名为《来自竞争的繁荣》）中发展了这种理论。他首先强调，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是大众福利，即在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消灭贫富对立，使绝大多数人能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果实。大众福利要通过三位一体的目标来实现，即生产率和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名义工资的大幅度提高，以及低而稳定的物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