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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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制度（包括拆迁补贴这样的规定）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游戏规则，也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制定制度的出发点是假设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制度正是要把人们的利己之心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并防止利己之心引起不良行为。一种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不得不做好事，而一种坏的制度也会逼好人去做坏事。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制度的原因。　　　　
　　　　　　　　制度重要的道理现在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但如何制定出好的制度却是一个大问题。一方面，世界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任何制度总难免有空子让人钻。另一方面；即使一些制度就其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好的，但却会有不利的次要影响。股票期权是一种有效的激励制度，不也引起了安然公司造假吗？就北京市的这个拆迁规定而言，也引起当初政策制定者想不到的次要影响——用假离婚来骗取补贴。　　　　
　　　　　　　　当然，制度有缺陷或引起意想不到的结果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修改和完善制度。就我们讲的搬迁补贴规定而言；有关机构应及时发现这种假离婚；并修改规定——例如；改为按面积补贴；或宣布从搬迁前某个时间起离婚不算独立户；等等。只要去想；弥补制度漏洞的办法总是有的。等离婚成风；甚至出现悲剧时；就有点晚了。　　　　
　　　　　　　　一种有效的制度不是哪个天才制定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如果不及时堵住制度的漏洞；就会千里长堤；溃于一穴。制定制度并不难；及时发现和堵住漏洞才是最难的。大学专业跟着“月亮”走？——专业设置与综合素质　　　　
　　　　　　　　　
　　　　　　　某知名林业大学最近在草原科学下又设了高尔夫球场方向，培养高尔夫草业管理的专门人才。报纸是把这件事作为好消息来报道的，但我读后有一种悲凉的回潮感。　　　　
　　　　　　　　之所以感到回潮是因为这种专业设置的做法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由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有计划地决定。高校专业根据这些计划设置；有计划地招生和分配。所以；专业越分越细；学生学的越来越专。实践证明这种培养模式是失败的。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适应性差。一旦计划与现实不一致，或者计划不如现实变化快，学生所学的那专而又专的东西就成为资源浪费。　　　　
　　　　　　　　当我们转向市场经济时；教育也要适应这种经济体制的需求。市场经济是一个多变的经济。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消费时尚与需求的变动；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也是迅速变动的。高校的专业设置不能“月亮走我也走”，不断地设置五花八门的新专业，而是要在一定时期内以不变应万变，培养适应能力强的学生。正因为如此，人们的共识是应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不是一种狭隘的专业技能。适应这一转变，高校的发展方向是拓宽专业；取消过去过窄的专业划分。教育部近年进行了专业调整，取消了许多专业。北大、复旦这些名校目前都实行了学生入学后不分专业的做法；实行“宽口径；厚基础”；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某林业大学在草原科学专业之下又设什么高尔夫球场方向；的确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专业设置模式的中心差别是：给学生一种极为专业的技能，还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形象一点说；是教学生如何去猎杀某种动物如野猪；还是教学生打猎的原理。用前一种教育方法，一旦野猪打完，学生学到的本领就成为没用的“屠龙术”；用后一种教育方法，学生才能适应各种变化，有什么打什么。一个人的能力基础是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有了这个基础，学什么具体技能都不难。缺乏这种综合素质基础，专业能力的提高也极为有限。“根深才能叶茂”。在教育中；“根”就是综合素质；“叶”才是专业技能。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学生在学校学什么专业，毕业后就从事什么专业的工作并不是常态。计划经济下由于专业设置过细，也有许多大学生专业不对口。据统计在计划经济下专业不对口的大学生也有30％左右。我在计划经济下学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当过10年中学语文教师——干的是中文系专业的活。市场经济下跨专业就业更为普遍。美国有70％以上的大学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所学专业并不一致。但他们的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很快适应工作需要。许多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原来是学数学、物理、历史等专业的。中国现在的毕业生中至少也有50％以上的人从事的并非原来所学专业的工作。　　　　
　　　　　　　　按狭隘的专业培养也不见得这些人业务能力就强。十几年前；期货热时；一些高校及时设置了期货专业；结果如何呢？这些年期货市场发展并不快；这些毕业生就业困难；期货专业成为昨日黄花。而且；如今期货业务做得好的；并非期货专业毕业生。　　　　
　　　　　　　　当然；设置什么专业是一个学校的主权；即使这个林业大学在高尔夫球场方向下再设什么高尔夫球场草坪种植和维护之类的更细的方向，别人也管不着。但使我受到这条消息震动的有两个更深层次问题。　　　　
　　　　　　　　一是计划经济的思想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随时都会回潮，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进行市场化改革。不能从根本上打破这些旧观念，市场经济改革就会受阻。　　　　
　　　　　　　　二是一些高校不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入手来吸引学生，而是搞一些专业名称的花样制造轰动效应（所以要在报纸上作为政绩来宣传）。这种玩花架子的做法源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浮躁”，不克服浮躁之风，市场经济改革也难以成功。　　　　
　　　　　　　　专业设置本是小事一桩，但从中反映出的问题并不小。这正是我小题大做的原因。　　　　
　　　　该由谁来评名校　　　　
　　　　　　　　网上评名校；评出的结果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好的学校被评在后面后；更是怒不可遏。于是有人出来建议；只能由教育部一家评；其他人不得染指。　　　　
　　　　　　　　由教育部这样的政府机构来评；其结果必定公正、为所有人接受吗？中国教育部还没有发布过自己评名校的结果；但从政府机构评出的其他奖项来看；结果并不乐观。政府评出的许多名牌公众并不承认；甚至“国优”、“部优”这样的称号都成为相声讽刺的对象。　　　　
　　　　　　　　政府独家评奖是一种垄断行为；这种垄断式评出的结果不为公众认可的关键在于评选过程是一种暗箱操作。这个操作过程往往要体现政府或某个领导人的意图。据说在某一次评酒时；无记名评比中；某品牌酒被评为第一；另一名牌被评为第二。但报上去之后；有领导认为要照顾另一品牌的历史地位；于是公布时；顺序就换了。也许这些领导的动机是好的；但他并不一定熟知评选标准。而且；领导人往往从政治或其他因素来考虑评酒问题。这样的评选能有权威性吗？在这种暗箱操作之下；还会发生“游说”、“行贿受贿”等“寻租”行为。这类问题的出现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有时政府面对各种游说或压力；不得不玩平衡；这就出现了若干个并列第一名的结果。过去我们政府评过多少排行？但又有几个有权威性？看来由教育部独家评名校是断断不行的。　　　　
　　　　　　　　其实世界上权威的排名或奖项都不是由政府评的。电影里的奥斯卡、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美国的十大名校；都具有权威性；但他们的产生都与政府无关；都是由非政府机构、学术团体等组织评出的。这些非政府机构的评比有客观标准；有保证公正的程序；不受政治的影响；也不由政府操纵或左右；评比处于公众和媒体监督之下；其结果也能被公众所接受。所以中国的名校、名牌或奖项也应该由非政府机构去评；千万不能让教育部这样的政府机构独家垄断。权威的排名或奖项不是垄断的结果而是竞争的结果。由非政府机构去评；就是要实现评选的竞争化。　　　　
　　　　　　　　在一个有竞争的评比中；任何符合评选资格的非政府机构、团体都可以参与。开始时这种评比必然会有点乱；也会评出不同的结果。但这并不可怕；在这种百舸争流的竞争中；一定会产生权威的评奖者；并评出公众接受程度高的排名。竞争的评选首先会激励评选者尽可能做到评选过程与结果的公正。因为；如果他们不认真评选；甚至谋取自己的私利；必然在竞争中被淘汰。竞争是激励；竞争也是制约。这种机制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在评比活动中也同样有效。　　　　
　　　　　　　　市场竞争应是一种有序竞争；保证这种秩序的应该是政府。在评比中应该由政府维持秩序；非政府机构进行评比活动。放开评比；也并不是什么人或机构都可以去评名校。作为评比的主持者；无论是学术团体、媒体或其他非政府机构；都应具备一定资格；在政府有关机构登记。评比活动并不是要政府无所为；而是政府要清楚自己“做什么”和“如何做”。与在其他任何一个领域一样；政府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去做自己不该做的事。　　　　
　　　　　　　　评名校并不是什么十分大的事；但有人提出要由教育部来评比。提出由教育部评比的也并非官员；而是普通人。他的动机是善良的；想使评名校活动更有序；结果更公正。但所想到的办法却是由政府垄断评比权；而不是竞争。这说明计划经济的思想在相当一些人头脑里还的根深蒂固；这也是长期计划经济思想影响自然而然的表现。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不仅要领导的思想解放；而且需要每个人思想解放。如果说有了什么问题马上想到求助于政府垄断；这　　　　
　　　　市场经济如何才能建成呢？　　　　
　　　　　　　　解放观念这句话说了多少年了；看来真正做到还不容易。15万招镇长应该缓行。　　　　
　　　　　　　　企业百万招总裁，高校百万招海归，某市政府也不甘寂寞，要15万招镇长。作为公务员的镇长应不应该拿15万，这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　　　　
　　　　　　　　市场经济中并不是一切都是市场化的。市场经济中的分配方式也并不是涵盖一切领域。在经济活动中，采用按贡献分配的原则。企业中有一套以利益为中心的激励机制。所以，如果总裁为企业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得到100万，甚至更多也是应该的。企业百万招总裁显然不乏炒作的用意，但其原则大体上不错。　　　　
　　　　　　　　但是，政府的行政行为不能市场化，不能运用等价交换的原则，企业那一套以利益为中心的激励机制并不是鼓励公务员的手段。公务员的收入与他们的业绩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公务员的收入也不是由他们在任时的业绩决定的。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经济最糟的时期，但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卡特，并没有为此而减薪。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但克林顿总统也没有加薪，更没什么分红、股票期权的巨额收入。IBM的前总裁郭士纳使IBM振兴，仅在4年内就从股票期权中获得3亿多美元收入。但作为公务员，无论是振兴美国经济的总统还是振兴本地经济的州长、市长和其他“长”，都不会有这种收入。　　　　
　　　　　　　　如果说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那么，政府的目标决不是利润，而是为社会服务。作为企业家要获得与自己贡献相应的报酬无可厚非。但作为公务员应该是为纳税人服务（或者用我们的话说是为人民服务），公务员做好工作是应该的，不能在收入上讨价还价。　　　　
　　　　　　　　当然，在公务员中也应该有一套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也应该关注公务员的个人利益。但是，这决不是干多少活要多少钱，而是一套选拔晋升制度。当公务员可以实现自己经邦治国或造福一方的理想，这是人类满足层次中最高的自我实现。在市场经济中尽管公务员收入并不高，但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工作。所以，选拔就成为一种激励机制。卡特没有把经济搞好，下台了；克林顿的经济业绩使他能连选连任。公务员的个人利益与其职务高低密切相关，所以晋升就是对公务员重要的激励。招到好总裁要给高报酬，但招到好公务员靠的是选拔与晋升制度，而不是给15万年薪。　　　　
　　　　　　　　就公务员的收入来说，包括两部分，即固定的货币收入与以津贴和公务消费为形式的实物收入。公务员的货币工资并不高，但又以其他形式得到了更多收入。一个赚钱多的经理要自己开车、养车，够级别的公务员则有公车。即使在国外，公务员的有薪假期、医疗保险都由政府支付，也优于企业。仅就工资制度而言，是有法可依的，实行按职务的等级制。不同等级的工资与晋升快慢有关（晋升又取决于业绩），而与某一段时期的具体业绩（如某一年本地经济增长了多少）无关。业绩对货币收入的影响，通过晋升来体现。　　　　
　　　　　　　　　　　　
　　　　


第一部分　井底观天第6章

　　　　在制定公务员的工资级别时，最高为多少，最低为多少，各级级差是多少，是有一定规定的。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是对各级别工资标准的调整，而不是单独调哪一个。如果按某市这样的做法，处于公务员系列中较低的镇长都要给15万，那么，市长、省长，以至于总理又该给多少呢？一个镇长拿了15万，省长只拿了4万，这合理吗？　　　　
　　　　　　　　某市想招到好镇长，搞好地方经济，动机是好的，但15万年薪并不是好方法。且不说是否有了好镇长就能搞好经济，或者政府是否应该搞经济。用物质激励来招镇长的做法本身就不对。即使是要高薪养廉，那也是整个公务员工资改革的大事，不能单单从一个镇长做起。这件事反映了一种倾向，似乎什么都要按市场原则办。这种“泛市场”化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甚至会断送市场经济。　　　　
　　　　各打五十大板　　　　
　　　　　　　　美伊在中东打仗。中国大地上也有两家在“交火”。一方是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3月26日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40家企业无根据地宣传自己为“世界名牌”；另一方是受指责的企业表示抗议，甚至声称要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没有真刀真枪，但同样像美伊战争一样引人注目。　　　　
　　　　　　　　中国有没有世界名牌？应该承认目前还没有。去年年底评出的世界百家名牌，中国一个没入选。我没再往下看，不过大概看到200家也不会有。再以联想为例，在中国它的确是一个名牌了，但在世界上恐怕连名牌的小老弟也算不上。去年柳传志先生到美国参加世界管理科学大会，与《纽约时报》总编坐在一起。当别人介绍联想时，这位总编表示从没听说过（洋人就是不如咱国人，不知道假装恭维几句“如雷贯耳”之类）。连这样的传媒大亨都没听说过联想，可见它还不是世界名牌。联想尚且如此，何况其他？　　　　
　　　　　　　　企业该打50大板就在于把不是世界名牌的东西硬要吹成世界名牌。国外的真正名牌，例如，可口可乐、耐克之类，从不在自己的产品或包装上印什么“世界名牌”的字样。倒是许多不知名的国产产品，总爱印上什么世界名牌，自我标榜。这种现象多了，也见怪不怪了。名牌是在精心制作的基础上，通过广告宣传，而受到社会与消费者认可的，决不是自封的。把不是名牌的东西自称为名牌，就像丑女自比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