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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98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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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罗宾逊与萨缪尔森在1948年就见过面。琼·罗宾逊极为佩服萨缪尔森,认真读过他的许多著作。尽管他们之间的争论更激烈,但琼·罗宾逊对萨缪尔森依然敬佩,承认自己从萨缪尔森的著作中得到不少启发。萨缪尔森则认为,“这种争论方式在科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尤其在提出新观念时需要,因为新观念是不可能在一种和谐、茶馆式的气氛中产生的。”琼·罗宾逊去世后,萨缪尔森写长文悼念,并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鸣不平。    
        学术上的争论不应发展为人际关系上的敌人,经济学界的前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经济学家需要宽容话经济学人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30章

    经济学家需要宽容    
        沉思的哈耶克做出过最著名的预言——计划经济必然崩溃,他有幸亲眼目睹了这场历史巨变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经济学家被误解,蒙冤受屈都是难免的。但在不同社会中,经济学家蒙冤的后果却不同。一个社会的宽容程度如何,对经济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生活在美国的哈耶克和生活在前苏联的康德拉杰夫是两个极端的例子。    
        今天哈耶克的学术地位已经是举世公认了,但在半个多世纪前,哈耶克却是有争议的人物。    
        作为奥国学派的重要成员,哈耶克曾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能否行得通的世界性争论中崭露头角。另一位奥国学派大师米塞斯挑起了这场反对计划经济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哈耶克发表的三篇论文(总题目为“社会主义的计算”,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使他声名雀起。1931年他受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邀请到伦敦经济学院讲学,讲稿以《价格与生产》为名出版,并获得好评。此后,哈耶克成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哈耶克非常喜欢英国,并于1938年加入英国籍。如果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会一直在英国工作并生活下去,成为一名事业顺畅的经济学家。    
        老年的哈耶克改变哈耶克命运的事情是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的中心是反对计划经济和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把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作为消灭个人自由的通向奴隶制之路。这本书出版后的反应超出了哈耶克个人的预期。在欧美的公众中,这本书获得极大成功。美国畅销的《读者文摘》摘要发表了这本书,引起读者极大关注,甚至还有打印本(相当于当年中国的手抄本)在流行。哈耶克围绕这本书在美国各地所作的演讲亦有轰动效应。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客,如邱吉尔,对这本书也评价甚高。    
        可惜在学术界和经济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贬多于褒。这首先是因为这本书的反社会主义基调。早在二战前,西方学术界和文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忧心忡忡。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当时许多人对苏联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二战中苏联的反法西斯战绩更给社会主义增添了一个光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时尚。不少英国知识分子热衷于渐进的费边主义,像萨特、毕加索这类文化名人都加入过共产党。在一片对社会主义的赞扬声中写出这样一本反社会主义的书,命运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经济学界,即使不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也是信奉凯恩斯的。当时凯恩斯主义尽管没有像五、六十年代那样“一统江湖,唯凯独尊”,但已成为主流。哈耶克的这本书也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另一方面,哈耶克原来是一个严肃的经济理论专家。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写这种媚俗的通俗读物,无异于学术上的堕落。哈耶克在自传中说到写这本书“使得自己在同辈的经济学者中名誉尽失。……经济学家大都把我看成圈外人,是个自贬身份写了本像《通向奴役之路》之书的人。”(《哈耶克论哈耶克:自传式对话》    
    经济学家需要宽容    
    哈耶克著作的部分中文本,读哈耶克的书成为年轻人的时尚    
            
        《通向奴役之路》的出版和他与原配夫人的离婚,使他不得不在1949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尽管没有在经济系而是在社会思想委员会,但美国的宽容使他可以在平静的书斋中从事研究,写出了《自由秩序原理》这样的巨著。    
        哈耶克是幸运的。尽管他在经济学界声誉扫地,毕竟还可以幸福地活着并研究他的学问。而且,他还有幸活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在亲眼目睹了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崩溃之后于1992年去世。人们为哈耶克预见之正确而折服,哈耶克获得了他早应得到的声誉。    
        但生活在前苏联的康德拉杰夫尽管也做出了正确的预言,却没有哈耶克那么幸运了。    
        康德拉杰夫(Nikolai Dmitrievich Kondratieff,1892~?)早期以研究俄国经济和农业问题著称,25岁时就担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粮食部副部长。从1920年1928年他创立并领导了莫斯科商情学会。这一期间他广泛收集资料研究经济中的长波现象,并于1925年发表了至今仍受重视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文本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0辑中)。这篇文章根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价格与生产的资料提出存在着50~60年为一个周期的长周期理论。他把从18世纪80年代到当时这140多年间分为3个长周期。根据这种理论,当时(20世纪20年代)是第三个长周期的下降时期,但以后仍会有上升时期。今天看来,这无非是一个学术观点,而且也正确。但这个观点却与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发生矛盾——总危机表示资本主义要死了,哪会再有上升呢?    
        康德拉杰夫为此倒了大霉,先是他的理论被指责为“错误的和反动的”,后又在1930年被指控为组织劳动农民党而被捕。在1931年3月对孟什维克的审判中,他还以主要证人的身份出庭。此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推测他死于1931年,林行止先生根据有关资料,推测他死于1937年。至于他是如何死的,受了什么罪,就无人知晓了。哈耶克的不合时宜,仅仅是被冷落,康德拉杰夫的不合时宜却送了命。    
        经济学家是人而不是神。他们会提出不合时宜的观点,也会提出错误观点。重要的不在于他们的观点对还是错,而在于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对那些不合时宜的经济学家,我们有权批评他们,但要保证他们生存和研究另类观点的权力。在一个没有一点宽容的社会里,经济学一定是辩护术,是政治的婢女。宽容是经济学繁荣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哈耶克和康德拉杰夫的经历所告诉我们的。经济学家最爱争论吗?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最爱争论吗?    
        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一个最爱争论的群体,常听到的话是,n个经济学家也会有n+1个观点。肖伯纳嘲讽地说:“如果把所有经济学家首尾相接地排成一队,他们也得不出一个结论”。罗纳德·里根根据他当总统时与经济学家的交往得出的看法是,如果小追击(Trivial Pursuit)游戏是由经济学家设计的,那么,100个问题就会有3000个答案。    
        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经济学家有咸水派(新凯恩斯主义)和淡水派(新古典经济学)之分。不仅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之间争论,而且同一个派别的经济学家之间也在争论。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会有天壤之别。据说仅通货膨胀理论就有近百种之多。    
        经济学的争论是人人都看到的,但他们之间有没有一致之处呢?他们是分歧与争论多呢,还是一致之处更多?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得出了许多与人们的传统看法不同的结论。    
        英国经济学家S·布里顿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征求经济学家、议员和政治评论家的意见,并把结果写成《经济学有共识吗?》(Is There on Economic Consensus? London; Macmillan,1973)一书,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第一,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尤其在需求管理、预算赤字和货币政策这类重要问题上,更为一致。第二,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远远小于政治家,甚至小于同一党派的政治家。第三,经济学家对收入分配表现出极大关注。第四,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价格机制有一种学术上的忠诚。第五,经济学家在微观经济问题上更为一致。    
        读了这本书,你就可以知道现代经济学家的共识与分歧是什么了美国经济学家丁·R·卡尔(丁·R·Kearl)、C·L·波普(C·L·Pope)、G·C·怀悌(G·C·Whiting)和T·C·温默(T·C·Wimmer)在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979年5月号的《经济学家混乱吗?》(A Confusion of Economists?)中说明了,与宏观经济问题相比,经济学家在微观经济问题上有更多的共识;与规范问题相比,经济学家在实证问题上有更多的共识。换言之,经济学家的共识在有关价格机制的微观经济问题上,而分歧在宏观经济和规范问题上。但即使在宏观经济问题中,对财政政策能够刺激经济以及不应该用工资…物价管制来控制通货膨胀等问题仍有广泛的共识,分歧在于短期中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他们的结论是:关于经济学家之间存在广泛分歧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美国经济学家B·S·弗雷(B·S·Frey)等人在1984年12月号《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经济学家之间的共识与争论:一种经验研究》(Consensus and Dissension Among Economists: An Empirical Inquiry)。该文考察了美国和欧洲经济学家的共识和争论,结论是就国际范围而言,经济学家在价格机制的有效性和合意性这类问题上存在广泛一致性。但各国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中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的看法并不一致。一般而言,美国、德国和瑞士经济学家更倾向于减少国家干预,而奥地利和法国经济学家更倾向于政府干预。    
        经济学家最爱争论吗?1992年,美国经济学家R·M·阿斯顿(R·M·Alston)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之间存在共识吗?》(Is There Consensus amorg Economist in the 1990s?《美国经济评论》,1992年5月号)中比较了经济学家在十个问题上的共识。这十个问题是:租金上限、贸易限制、浮动汇率、财政政策、平衡预算、转移支付、财政赤字、最低工资、负所得税、排污许可证。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看法的一致性为93%~78%。    
        这些调查并没有否认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经济现象是复杂的,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问题,强调的重点不同,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而且,尽管经济学强调客观性,但在认识世界,尤其在政策问题上仍难以摆脱价值判断,因此,分歧也难免。正是这种分歧与争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在经济学中也和在任何一方其他科学中一样,真理越辩越明,认识越辩越深化。    
        这些调查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被大大扩大了。其实经济学家在争论之外还有广泛的共识。在微观经济学问题上经济学家存在广泛共识。在宏观经济学问题中,对长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自然失业等问题,经济学家没什么重大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短期问题上。人们往往看见经济学家争的热火朝天,而忽略了他们之间的一致。例如,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分别代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他们的争论无人不知,但却忽略了他们对自由贸易的相同支持。    
        还应该指出的是,随着经济学发展,各派经济学家会有新的分歧,但也在更多问题上趋于一致。例如,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都认识到要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经济基础之上,这就是一种共识。美国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S·Fischer)形象地用汽车来比喻经济学家之间分歧的缩小。他说,20世纪50年代可以一眼把雪佛莱和福特分开,现在则觉得它们十分相似。    
        经济学界也与天下一样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总是合大于分。为什么女经济学家不多话经济学人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31章

    为什么女经济学家不多    
        最近在一个大学演讲后,一位女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女经济学家太少了,是不是女人不适合当经济学家?类似的问题,我已听过不止一次。看来这个现象值得研究。    
        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中成功的女性的确不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至今无一位女性,有望获奖的名单中也没有女性。英国经济学史权威马克·布劳格(Mark Blug)编写的《凯恩斯以前的100名著名经济学家》中无女性,《凯恩斯以后的100名著名经济学家》中,女性只有艾尔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和琼·罗宾逊(Jean Robinson)两位。    
        但我想这不是女性天生不是经济学家的料,而更多是社会传统造成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母权制的颠覆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此后妇女退出社会活动,相夫教子,成为男性的附属物。“文明时代的贵妇人表面上受尊敬,对于一切实际劳动完全隔离,她们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女性来,实际处于无限低下的社会地位。”这样,许多有经济学天才的女性无法发挥其潜能,一些表现出其经济学才华的女性也没有留下名。在后一类女性中英国经济学家穆勒的妻子哈里特·哈迪和马歇尔的妻子玛丽·配第是有代表性的。    
        穆勒和马歇尔都是里程碑式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思想至今仍有深远影响。但他们的经济思想中有一些重要的部分来自夫人,许多名著是俩人合作的成果,无非是丈夫显赫的声名使这两位才女暗然失色。    
        老年时的琼·罗宾逊仍然不减当年风采穆勒的夫人哈里特·哈迪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穆勒对她的评价是“从外表上看,她美丽而机智,具有一种使所有接近者都觉得自然高贵的气度。在内心上,她是个感情深沉而坚强的妇女,有洞察力和直觉的智力,又有一种好冥思的诗人的气质。”哈迪聪明好学,穆勒认为,她在气质和品格上与大诗人雪莱相似,但在思想与智力上,哈迪是“大巫”,雪莱则是“小巫”。哈迪在学术上也不乏闪光的思想和见解。尽管她没有自己的独立学术著作问题,但她的思想与见解溶入了穆勒的著作,并得以传世。穆勒认为自己在最终目标和实用这两方面“不论我以何种形式接受的或是创造的结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分析心理学、逻辑学、历史哲学或其他学科)都应该深深感谢她,因为我从她那里学会一种聪明的怀疑态度。”    
        许多以穆勒署名的著作实际上是两人合作的结果,许多观点是在两人思想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穆勒说:“要分清是谁的创见,是谁执笔这类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她的贡献和我一般多,而且在我的作品中她的贡献是与年俱进的。”穆勒指出,在他的最重要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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