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2-我哥本山-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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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山自己也很清楚，他对张小兰的好感，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梦幻。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个连自己都养活不起的人，靠什么去养活另一个人呢？另外，那时候城乡的差别非常之大，做父母的都愿意把女儿嫁到城里去享福，谁愿意嫁给一个农村的穷光蛋呢？农民是务实的，让他们有多高的眼光去看问题是很不现实的。本山后来出息大发了，但这也怪不得张小兰的父母没有眼光。　　　　
　　　　　　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特地就这件事问过张小兰：“本山对你有好感，你感觉到没有？”她爽快地说：“当然感觉到了。”但是仅仅是“感觉”到了而已，并不是像有的书里描写的那样到了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程度。两个人谁也没捅破这层窗户纸，把这份美好的情感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三十年后才公布于世。　　　　
　　　　　　传统二人转剧目《回杯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张廷秀父子从洪洞县逃荒来到苏州城，给正在搞装修的王府干木匠活儿。监工的王三老会看相，说张廷秀的头上长着“朝王伞”，将来必做高官。王员外便将女儿王兰英许配给张廷秀，并供他读书，考取功名。赶考途中，张廷秀被图财害命的姐夫赵昂推下了江险些丧命，不得不流落乞讨。赵昂回家后，谎报半路遇劫，张廷秀意外身亡。在赵昂的唆使下，王父又把王兰英许给了苏家。王兰英宁死不从，非要等他的张相公。就在这个时候，考上了状元、被封为八府巡按的张廷秀衣锦还乡回到苏州，和分别了六年的王兰英重修旧好。张挺秀和王兰英的故事唱得感人落泪，很受欢迎。但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上演的可并不都是这样理想的结局。张小兰的父母没有发现本山头上的“朝王伞”，错过了这段好姻缘。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当年本山真的娶了个意中人，过上“美满”生活的话，那恐怕就没有他的今天了。坏事变成了好事。还是老子说得对：“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婚姻是一种缘分。而缘分又是什么呢？　　　　
　　　　　　过去的婚姻父母包办，媒妁牵线，那是一种完全由别人决定了的缘分。　　　　
　　　　　　现在的婚姻是一种实用的婚姻，爱情是一种可以量化的东西，地位、金钱、容貌都是构成缘分的必须成份。　　　　
　　　　　　在我们那个年代，缘分就是听天由命。你生在农村，就娶个农家女子安生地过日子；你生在了城市里，即便是个瘸子也有权把农村最漂亮的女孩给弄到手。“种性制度”绝不仅仅属于印度，在中国更有它的市场。　　　　
　　　　　　后来，张小兰嫁到了城里，成了城里人。本山直到现在还仍然像惦记自己的姐妹似的惦记着她，当她有困难的时候给予必要的帮助。现在她也已经人过中年，像很多人一样过着小市民的日子。当年那个光彩照人的美丽少女，如今已变成了一个为生活而奔波忙碌着的中年妇女，已经很难看到当年的影子了，想起来很令人感慨。假设我们不是生在农村，而是生在城里；假设我们考上大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想张小兰都不应该是今天这个样子，她本来是个很优秀的人。人的命运就像种庄稼一样，如果你长在了垄台上，即便是颗不咋样的苗也得留着；而如果你长在了垄沟里，就是长得再好，也得被铲掉。问题是，长在什么地方并不是苗自己能决定的。　　　　
　　　　　　一个人的初恋是令人终生难忘的，如果那算得上初恋的话。它在本山的内心里留下的，是一种淡淡的、略带点酸涩的记忆。　　　　
　　　　


第二章　艰难谋生离校谋生

　　　　　1976年本山命运发生了第一次转折。那一年公社成立了文艺队，本山有幸被选中了。那一天，本山没来上学。我以为他病了，就去问郑奇老师，郑老师也不在。我很纳闷，本山是从不逃学的。中午，我骑着自行车到他家找了一趟，也没在。真是怪了，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呢？　　　　
　　　　　　快到下午放学的时候，本山才从外面回来，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他贴在我的耳边　　　　　　
　　　　告诉我：“公社已经录取我到文艺队了。”同时他让我暂时替他保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却多少有点不得劲儿。这就像是一群鸭子里，突然有一只飞到了一颗大树上，让我们须仰视才见。“我们原本都是一样的鸭子呀”，这是我们普通的鸭子的看法。但实际上，本山绝不是一只普通的鸭子，他是一只披着鸭子外衣的天鹅、一只鹰，等待时机，一飞冲天。　　　　
　　　　　　放学后，本山拉着我的手说：“赶紧告诉妈去。”他已经有两天没上我家了。　　　　
　　　　　　妈听说了这件事，没说话，眼里充满了泪水。泪水中既有依依不舍，也有同情的成份，毕竟他才十七呀，还是念书的年龄。这么小就离开学校去谋生，能不让人心疼吗？　　　　
　　　　　　这是家里的一件大事，妈照例要做点好吃的，为本山“饯行”。面袋子里的面不够了，妈出去借了一盆。做菜的时候，妈把手还给切破了。妈干活儿是个麻利快的人，从来没出过这样的事，由此可见妈对本山的感情。妈做了好几个菜，这在当时那个年代算得上是相当丰盛了。妈就是这样一个人，别看平时过得怎么细，但到了关键的时候，多少钱都舍得花。这顿饭虽然丰盛，但吃得却没有味道。几个不懂事的弟弟们吃饱了就出去玩去了，剩下爸、妈、哥、姐、本山和我团坐在炕上，谁也不吭声。爸一袋接一袋地抽着他的老旱烟，妈一个劲儿地掉眼泪，气氛相当悲壮。还是本山打破了寂寞。他强作欢颜地说：“爸、妈、哥、姐，我明天就上文艺队了。说句心里话，我很想念书，更不愿意离开这个家。可我也老大不小了，该自己独立了。上文艺队既能发挥我的特长，又能挣碗饭吃、有住的地方，是个好事，你们应该为我高兴啊。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们的恩情，这里永远是我的家！”　　　　
　　　　　　我的眼泪已经止不住流了出来，本山搂过我的肩膀，用右手和我击了一下掌：“兴华，咱们永远是兄弟！”这一夜，我们基本上没睡，你一言、我一语地唠了大半宿。　　　　
　　　　　　本山离开学校那天，我们一直送出去很远，眼泪就在我们的眼圈里打转转。本山回过头来，摆着手说：“拜拜、拜拜、拜拜了！”又像哭又像笑。　　　　
　　　　　　我们早已经习惯了本山的嬉闹和恶作剧，没有了本山的日子，班里的空气一下子像是凝固了一样，死气沉沉，特别不习惯。日子过得像是没放盐的汤，寡淡无味。　　　　
　　　　　　缺了本山这个人，我家里的气氛也变了。妈整天心里空落落的，愁眉不展，还经常和我们发脾气。最苦的还是我，像丢了魂儿似的。以往我们上学天天在一块走，有说有笑，扯扯闹闹。本山一走，剩下我们几个上学时都无精打采，没有了往日的快乐。这时候我才感觉到，当你拥有快乐的时候，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只有当你失去它的时候，才会感到快乐的重要。　　　　
　　　　　　妈惦记着本山，让我去看看他。星期天，我走了七、八里的山路，来到公社所在地，见到了正在排练的本山。本山见到我，像离别了多年似的，一下子把我抱住。　　　　
　　　　　　“今儿个咋没上学？”他问。　　　　
　　　　　　“今儿个是礼拜天。”我说。　　　　
　　　　　　“哟，我不上学了，也不知道是星期几了。”　　　　
　　　　　　看着我俩的亲热劲儿，有人就问我是谁。本山自豪地说：“这是我干妈的儿子，我的好同学李兴华。”　　　　
　　　　　　排练的间歇，本山问这问那，当然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干妈。　　　　
　　　　　　那天，我在文艺队和本山一起吃的是“工作餐”，大饼子、白菜汤。这是他参加工作以后我们吃的第一顿饭，是他自己挣来的，所以我们吃得很香。　　　　
　　　　　　那以后，我隔三差五地常去看望他，带着家人的嘱托和思念，还有吃的、穿的。　　　　
　　　　　　本山是个让人想的人。　　　　
　　　　


第二章　艰难谋生回乡务农

　　　　　1977年，公社文艺队解散。本山背着行李卷，回到了莲花六队石嘴子沟。大树倒了，那个飞到了大树上的“鸭子”，不得不又落在了地上。虽说在公社文艺队里谈不上吃香的喝辣的，过得也是寝食无忧的神仙般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长，社会的变化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本山原来的旧房子，被二哥扒掉盖起了新房。本山没地方住，只好把行李背到了生产队　　　　　　
　　　　队部。队部是个三间的海青房，一间是灶间，另外两间相通，是住人的。住人的屋子里有南北两铺大炕，由一条小窄炕连在一起，这是东北民居最典型的格局。南北炕的长度各有十来米长，开会的时候，上面坐满了人。冬闲的时候戏班子或者说书的来了，就在小炕边搭个台子，就成了剧场。　　　　
　　　　　　队部的房子已经很破旧了，棚顶常年烟熏火燎得已经成了黑色，灰吊垂下来老长；炕上铺的席子脏得已经看不出原来的色彩，破了的地方用新秸杆一补，反倒更难看。　　　　
　　　　　　炕头上已经有了一个行李，那是饲养员于水林的。老于对本山的到来很是欢迎，因为他可以有个说话唠嗑的人了。　　　　
　　　　　　本山在队部住下，自己立了伙。吃住的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得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队长冯德海看了看本山，说：“瞅你这瘦样，能干得了活儿吗？”　　　　
　　　　　　本山说：“我干干试试吧。”　　　　
　　　　　　就这样，本山开始参加了队里的生产劳动，成了一位正式的农民。他在队里干了不到一年，却正好经历了春种到秋收整个一个生产周期。　　　　
　　　　　　那时候生产队的劳动是马拉松式的，一年到头不得闲，但是效率特别低。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使人们产生了很大的惰性，出工不出力。光种地就得一个多月，前面的小苗已经出来了，后面的还没种完。出了苗以后，铲地也得一个多月。　　　　
　　　　　　到了七月份，就“挂锄”了，社员们又得积肥，起猪圈、牛圈、打蒿草压绿肥，一忙又是一个多月。紧接着秋天就到了，开始了最累人的秋收。就这样，一年干到头儿，也只是把口粮挣回家，填饱肚子。这还算不错的，有些不好的生产队连口粮都挣不回来。　　　　
　　　　　　常年的营养不良，使本山的身体很瘦弱。加上他刚从文艺队回来，对农活基本不熟悉，干起活儿来很不顺手。铲地的时候踩苗，割地的时候也跟不上趟。　　　　
　　　　　　本山的活儿虽然干得一般，但是社员们并不在意，都愿意和他在一起干活儿，原因嘛，还是那张嘴。本山干活儿的时候，嘴从不闲着，俏皮话、嘎古嗑成天不断，把人笑得弯腰岔气是家常便饭。这样一来，就难免影响一点干活儿的进度。　　　　
　　　　　　队长冯德海责怪本山，让他以后不要这样。本山和冯德海是屯亲，管他叫大舅。他说：“大舅，我板不住，习惯了。但我尽量少说话。”　　　　
　　　　　　值得庆幸的是，本山只干了不到一年的活儿，如果再让他干几年的话，被管成一个哑巴的话，那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我们就可能失去一个笑星。当然，这也不能怪他的大舅冯队长，要怪只怪那个大锅饭的体制。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每个人都被严格地限制在某个固定的地域之内，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你当了工人，那你就在这个厂子干一辈子，直到退休。你是个农民，那你就得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一辈子地球，一直到死。本山能有今天，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人才流动的政策，否则的话，他今天还不知道干什么呢。　　　　
　　　　　　海是龙世界，云是鹤家乡。本山这条被困在小溪里的龙，等待着重返大海的日子，尽管这一天遥遥无期。样板戏《沙家浜》里有一场戏叫“坚持”，其中一句道白是这样说的：“往往有利的情形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回乡务农的这段时间，是本山一生中比较灰暗的时光，不知道他是怎样度过了那一个个难熬的日子。但是，不管是小时候的孤苦伶仃，还是成年以后的失意，他都能够从容地接受，我从来都没听本山抱怨过谁，这大概是构成本山人格力量的一大特质吧。本山是个知道感恩的人，对于帮助过他的人总是念念不忘。而对于那些有负于他，甚至伤害过他的人，他却一笑了之。这是做人的一种很高的境界啊。　　　　
　　　　　　命运对本山并不公平，让他从小就饱受了人世间的诸多苦难；同时命运也是最公平的，使他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有人说：“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哭它就会对你哭，你对它笑它就会对你笑”。这话好像说的就是本山。　　　　
　　　　


第二章　艰难谋生剧团轶事

　　　　　本山在生产队里“熬”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他干过几乎所有的农活，种地、铲地、割地、放牛、养鹿等等，切身体验了劳动的艰苦与快乐。　　　　
　　　　　　1979年，公社文艺队又重新成立，不过这已经不叫文艺队，叫“曲艺团”了。本山又被召回了曲艺团，又操起了他所喜爱的演艺事业。　　　　
　　　　　　　　　
　　　　　　本山初到剧团的时候是团里年龄最小的，还算不上是正式演员，管吃管住，没有工资，本山已经非常知足了。刚来的时候，本山也经过了简单的考试：队长王永和问他会什么？他说会吹唢呐。王永和就让他吹了段《东方红》。又问还会啥，他说会拉二胡。王队长让他拉一段，也是《东方红》，水平一般。根据他的条件，王队长安排他去说相声。结果上台一演，效果还不错，很有台缘（受欢迎）。王队长又让本山学唱二人转，他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是《看春苗》，和沈阳的知青王青英一同表演的。这期间，本山真正学习了一些二人转的基本功，包括唱腔、说口、表演、耍手绢等。　　　　
　　　　　　虽然这只是个乡级的曲艺团，但当时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演员们没事的时候就研究、琢磨表演的技巧，这对演员们的提高极有好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剧团聚集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一些沈阳或开原下放的知青都是剧团的主力，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剧团的层次。这些有才华的知青不仅对剧团产生了影响，也对当地的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他们身上，本山学到了很多东西。张海涛的二胡拉得相当好，《赛马》、《江河水》、《骏马奔驰保边疆》等都是他的拿手好戏。本山没事的时候就偷偷地学，偷偷地练，演奏水平明显地提高。沈阳下放的郑奇原是本山的老师，这时候也调到乡曲艺团当编剧，是对本山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之一。　　　　
　　　　　　剧团的副团长田子材是个唱二人转的老艺人，对二人转艺术非常精通。在他的影响和教授下，学员们系统地学习了二人转的唱腔和表演，人称“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咳嗽”。由于本山的聪明好学，此时的本山已经从一个“学徒”逐渐成了台柱子，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他表演的《包公赔情》、《包公断后》等，都是保留节目，很受欢迎。　　　　
　　　　　　在剧团，本山主要是表演二人转，但是其它的剧目他也都在行，而且在关键的时候还救了场。有一回在保安演出的时候，演拉场戏《二大妈探病》里老太太的邓淑清病了，没法演出，小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