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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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诊断出，小彭背上的大包不全是外伤感染，也有个颈脊椎骨错位的问题。
他初中毕业，文化低一点，上学考不上，提干也就没门。战后叫他走，他要求再干一年。他说：“教导员，都走了，再打仗没人认识路呀！”
我说：“你留下，不好办呀，提不了官呀。”我爱和他开玩笑。
他说：“你放心，我自知不是那材料，不图个啥。”
他又留了一年多。
他走时，我看着他那累变了形的脊梁（他的内外伤是治好了），心里真过意不去。
我说：“彭坤彬，真委屈你了！”
他说：“教导员，我嘴上说不出，心里可懂，部队教给我的东西，我一辈子忘不了，用不完！”
论吃苦，没人可比，论能力，他比当时有些连的干部还强，尤其能团结人。我老想，这样的战士为什么留不下呢？文化重要，但当真它就是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么？
最近北京一个慰问团，唱了一道歌，叫山骆驼，是写给老山军工、民工的。我听时，眼泪止不住往外涌，心里想着李黎、彭坤彬，我们高机连的干部战士们……
最鲜为人知的是我们弹库兵
…邱水兵（后勤分部宣传科长）
如果你未能看到过战场上炮火交飞的实景，你就去看看我们的弹药仓库吧。我们分部有几个这样的弹药仓库，离前线几十公里，几百公里不等，无论你看哪一个，地面的、山洞里的库房都是弹药箱垒起来的长城，把这长城的夹壁缝都走完，你大概会感到腰酸腿疼了。当你了解到，必要的时候我们能把你走过的“长城”在一天内倾泄到敌人阵地上去时，你就能想象得出战争是怎么个情景了。
记者、作家们写过各个兵种，各样血与火的战阵，但很少提到我们弹库兵，怕连知都不知道。
从1979年到现在，我们后勤兵是真正的八年抗战，其中又数弹库兵苦累。不说过节假日，八年来的九个除夕夜，我们几个弹库都是在紧张的装卸劳动中度过的。
1984年老山作战期间，我们的弹库前场景更是壮观。后运前送的汽车在各库房两面公路上扯起几公里的长龙，日夜马达轰鸣，尘埃蔽日遮天。有时前线一小时三次电话，跟车来护运炮弹的人把办公室、过道都住满了。除了我们自己几个团的汽车出动外，还有滇南几个地州市的汽车支援。那时各弹库一点机械化都没搞起来，全是肩扛手搬，在装卸劳动量剧增的情况下，分部、兵站、库房的领导、机关干部都上阵了，医务站、通讯站的女兵也参加了。“7。12“大战前后，我们分部全体干部五天五夜没有离开过装卸场，每个装卸组8人，要求五分钟装（卸）完一车，每车都在五吨上下。
每个人都象马拉松运动员，每个人都汗流如洗，每个人的衣衫都被木箱磨破了，手、肩、胸前都有被角铁划破的口子。歇息、睡眠只能在一车开出，另一车回倒的瞬间。不知有多少人累昏倒过，被木箱砸伤过。
装卸场上，人踏车滚，扬起的尘埃象大雾，尘雾沾在人们的汗脸上，便每张脸都成了一口带窟窿的黑锅。有的人被呛得咯血。
女兵们开始格格笑，后来笑不出来了，没劲了。
地方司机看着这场景感动不已。有人问：“怎么就不弄几台装卸机呢？”“老师傅，事先没想到，等想到了没功夫了！”
我们统计过，那几天我们每个人平均超正常劳动量的8倍。最多有超出20多倍的。真正的马拉松运动员来，他也不一定受得了，顶得下了。
车辆调度员石远义，连续几昼夜不停地跑前跑后，指挥车辆进出，后来他累倒了，别人抱起他，摇醒他后，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原来他的嗓子不但早哑了，而且是破伤了，到这会儿一嘴的燎泡一嘴的血。
班长时进，在现场昏倒，医生抢救过来后，先是神经衰弱，什么药也不能使他入睡，后来精神失常。
那时，现场没有什么鼓动、评比竞赛那一套。大家都自觉，只要有口气就不会停下，累昏的人，你拉他抬他也不下来。力量来自哪里？来自前线。这些运炮弹的车辆都是从前面运下伤员的，车厢板上有血迹，四角能见到凝结的血块，以及未清扫干净的染血的草、绷带……
这些都无声地告诉了我们弹库兵，前方比我们更苦累，更艰险，时刻都在流血牺牲！还有司机们不时带回的胜利消息，使我们每个人都受到鼓舞，都感受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无疑，我们手中送出的每一发、每一箱炮弹都将使前线减少流血伤亡，增添一份力量，赢得更多更大的胜利。再加上各级领导都在现场和大家同样劳动，也是一种鼓动，再不需要谁去高呼口号了。
有个年轻的地方司机问我们一个战士：“你们装一车多少钱？”一个老司机又反过来问道：“叫你干，你要多少钱？”年轻司机说：“像他们这个干法，给多少钱我也不干，受不了。”老司机说：“对了，抱金砖也换不来他们这股拼命劲！”这是对我们最公正最崇高的评价。
这是最紧张的时期，平常呢？也不轻松。你去看看弹库兵的宿舍就知道了，屋子里长着草。这是因为来送弹运弹不定时，不分昼夜，它来了你就得卸，所以弹库兵吃住都在库房，没功夫回宿舍。常常，放电影没人看，炊事班把饭送到装卸场，中午的饭放到晚上还没人动过。
弹库人员的工作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防事故，防差错方面。得派人日夜警卫巡逻，半点疏忽麻痹不得。道理很简单，万一出个什么事，方圆几十里都得天翻地覆。还有，同样的弹种，生产的工厂不一样，时间不一样，批次不一样，再忙再乱，也不能有一箱炮弹串堆，不能混装。有一箱化验弹，混在上千吨的弹药中去了，这是事后才从发货单位的调拨书上发现的。这箱炮弹由于药量已抽掉一半，如运上前线，打出去必是近弹，有可能伤了我们自己的人，可了不得。分部和兵站领导闻讯后连夜赶到现场，带领大家翻堆。十一个人翻了三天三夜，终于从成万箱的炮弹中把这箱有白漆标记的化验弹长到了，大家很高兴，又唱又跳的。还有几次，炮弹发出去了，发现装药号数有混杂现象，立刻又派人追到前面去堵车，堵不住则一直追到前线。虽然弹箱上都有装药记号，但我们还是要通知到用弹的炮位才放心。
我们弹库人员的奉献精神更多的更不为人知晓的还不在他们付出的血汗上，所有弹库都在大山沟里，远离城镇与人烟稠密地区，长年累月在那里工作的人，劳累枯躁不说，没结婚的干部找对象难，结了婚的家属安排工作难，孩子上学难。干部不安心，年年都在叫唤：不是亏了我一个，是亏了我一家！也确实如此，希望上级认真研究制定一些相应的政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有这么一个小兵
…张明远（团参谋长）
1984年打老山前，我负责带团侦察队，执行出境侦察捕俘任务。
从步兵团调来个新兵给我当通讯员。他个子小小的，脸白白的，不说话也笑眯眯的，还露着个小虎牙。本来我不会收他的，营里说给我挑来的是个最好的兵，我才把他留下了。
来时，我问过他的姓名，还问过他：“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他说：“报告首长，知道！一步不拉跟着你，随时准备用生命保护你。”
我说：“保护我倒不必，最重要的是把通信任务完成好，要记住路，到过一趟第二回就能把命令传达到，能作到吗？”
他露出虎牙一笑：“这太简单了！”
第二天，春节大年除夕，驻地附近虽然老乡不多了，但还是能听到远远近近的鞭炮声。我们放出的侦察小组到傍晚还没回来，我就带着他到半道上去迎接。
从指挥组到国境线几百公尺，一会就到了，但不见侦察组的影。我对那一带地形很熟，哪个草丛里能钻过去，哪儿可能有雷场，哪儿可能有敌人特工队来，我都摸熟了，还作了记号。因为心里着急，我决心再摸出国境线去看看。便对他说：“小鬼，踩着我的脚印走，别出声！”他回答了一句：“没问题！”
我们下一条沟又翻上一座陡崖，来到了一个密林里。这是我们侦察队的一个会合点，但林子里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种什么鸟兽的怪叫声，很吓人的。
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其实没有路，也不能叫路口，只是我们侦察队规定的一个会合点，还是不见侦察组。我决定让小通讯员在这儿等，自己再前去到山顶上看看。他以为我是照顾他，让他歇着，高低不干。我如实说，怕的是侦察组从另一个方向回来，他才欣然同意。怕地下潮，也怕野物伤着他，我把他举到枝桠密茂的树杈上坐起，还叮嘱他：“千万别睡着了栽下来，我至多一小时就返回。”
我在山顶上迎着了侦察组，因为要和友邻侦察队交流汇集情况，我们便顺着另一条路回到境内，又急于向上级联络报告，我就把留在林子里的小通讯员忘在了脑后。直到我忙完了，一身酸软地躺到了床上时，才看到我对面的小铺空空的，我大叫一声：哎哟，我的小鬼！
我带着几个人没命地往山上跑。
从境内驻地到那座林子，直线距离不过两千公尺，因是丛林峡谷地，平时走，最快的速度得一个半小时，这次，我一个小时最先跑到了。累得我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滴，通身就象水池里刚捞上来。
我一直跑到那棵树前，喊着：小鬼，小鬼！
没有应声，我的心正往下沉，却听到了那树杈上一声哭，开始是抽抽嗒嗒的，越哭越大声越凄厉。
我举起双手接他时，不断声问：“咋啦，咋啦？”
他还是哭，哭得一身颤巍巍的。我接他下树时，发觉他的裤裆是湿的！
他抬起泪眼问：“他们呢？”
这时跟我来的几个侦察兵跑拢了，我愧疚地对他说：“我从另一条路把他们接回去了，因为要交流情报，我……”
他抱住我的腰：“唉哟，我以为出事了……”
路上，我问他：“怕吗？”
他点点头：“怕！怕得很！”
“那你为啥不自己回去？不识路？”
“不是你说了的，一定要等你回来？”
多好的战士，我简直找不出话了。
从我留他在林子里到接他回来，他独自在那里待了六七个小时。
那天是除夕夜，我想他家吃团圆饭时一定多么想他，如果知道我这个“首长”这么对待他们才离家两三个月的小儿子，还不知该怎么哩。
他的妹妹被拐走了……
…吴道文（组织干事）
者阴山战斗中，我在二连当指导员。
我连战士韦兴林，贵州人，1983年入伍的新兵。这年底，他接到家里的信，十六岁的妹妹失踪，生死不明，母亲气病，要他赶快回去处理。他拿着信找我：指导员，我得走，回去找妹妹。当时我们已接到战备命令，但还未向下宣布，所以我有些犹豫：“我请示请示再说吧！”他说：“你请示吧，准不准我也得走，枪毙我也得走！”他一直哭，不吃不喝。我请示上级，怕强留下他出问题，不如放他回去一趟。我给他作了工作，回去要找政府，按政策办。又叫他班长给他买了票，送他到车站。
在车站，他看到一些休假的干部提前归来，一拨一拨，来自不同方向。问班长咋回事，班长咬耳朵告诉他：要打仗了！指导员考虑你家里的事关系两条人命……如此这般。韦兴林对班长什么也没说，把票退了，回来对我只说了一句：你枪毙我，我也不走啦！
攻击前，我连负责背弹药，六七里上山陡坡路，又是趁天最黑、雨雾最大，敌人发现不了的时间进行，每人背两箱，一箱23公斤。那个艰苦劲真难说！如是哪个父母看到他儿子那一身的泥水，洗面似的黑汗，拉风箱似的喘息，心里不知痛得什么样？
韦兴林呢？他背三箱！不知什么时候他扭了脚，脚脖肿了，拄一根棍，照样背三箱。我对他说，你不行了，歇着吧。他只摇摇头，好像还在呕我的气，怪我不该不早对他说要打仗。
向者阴山进攻时，我们二连担任穿插，七班又在最前面，韦兴林是七班尖兵之一。在攻夺21号高地时，他负伤了，班长要给他包扎，他推开班长：“别管我！”他是握着枪，瞪大双眼死的。
战后，发现他未及寄出的家信：妈妈，我现在本该去找妹妹，本该和她一起回到你身边的，但我不能……有人要欺侮我们，我只有把他们收拾了，再回家收拾那个欺侮妹妹的狗杂种……
战后，我们团先给韦兴林家乡贵州独山县去了一封信，接着又派专人去慰问他家，查明了他妹妹的情况，找政府妥善处理。
战地一百天
…赵子恩（通讯营长）
1984年我在老山一百天。
没水喝。半夜里做梦就到了大河边，一喝，水是咸的，咽不下……
团长谢圣明决心去找水。他有经验，说有竹子的地方就能找到水。走着走着，他说：“你们别来了，我踩着了地雷！”大家以为他开玩笑。因见他找到了一汪清亮亮的小水凼，边捧水喝边说：等老子喝够了，死了也值得！然后挪开脚。“唉…”一声，真的取出个地雷来。原来他踩偏了，没踩到压发盖上。后来他从这地雷上取出了压发装置作了打火机，白金的，还真好使。那股水也用竹子接到了团指挥所，不但够喝，节余下的还可洗澡。杨龙明写了篇报道，叫《团长找水》，遭他骂了一顿：“团长找水有什么了不起，只能是战士找水呀？”
不过各连排阵地还是缺水。据说，一个人每天正常用水量平均是60公升，在老山，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公升水。战士们捧着水壶如喝酒，抿一口，品品味。因为不是每个阵地附近都能找到水源。
吃到热食难。炊事班只能在山下作好饭，送上来，一般都得两小时。天热，他们一律光膀子，穿裤头，塑料袋装的热食都馊了…送到连队还得往下传送到班排。后来改用竹背篼，但它不隔汗，光背上的汗气都进了饭菜里。战士们照吃，说：多了点盐肉味，更香！
有一回我跟团长去一个山头接防，从清早到晚上什么也没吃，到了军工兵团一个点上，正遇上人家吃饭。团长说，救救命吧，诸位！人家没碗筷，团长一手揭锅，一手揭下他那黑黝麻污的帽子，喊我：“铲呀！客气什么！我铲了一帽子，两人抓了就吃，刚好军里摄影干事在，给我们拍了照，还登在“国防战士”报上。我爱人见到照片的时候哭了，现在还一直笑我。
苦累自不必说。有的连队负责运送。开始有骡马，它能驮百十斤，十天后只能驮四十斤，再过十天你打死它它也不朝山上走，它垮了！战士们呢？开始背两箱弹药，最后还是两箱，二连连长不但自己背两箱，每次遇崖坎还站在那里将全连的人拉上来。战士们哭的、吐血的都有，怪话也不少：妈哟，我们连牛马都不如，骡子垮了我们不能垮！可是叫谁下去谁也不干。
下雨塌方，把四个通讯兵压在猫耳洞里，从此大家只能睡沟槽，上面搭竹子，盖塑料布。被子能拧出水。我得了关节炎，团长叫我去师指挥所开会，我走不了，他派一个侦察兵半撑半扶着我去。到了师指，总参一个处长见我就流泪。
有个排长，感到实在受不了啦，要求住院，营长在电话里说：“你敢下来，我毙了你！”政委何兴平赶到阵地给这排长作工作，到打敌人反扑时，这个排长表现很不错。在那个环境下，谁都受不了。要是向“钱”看，给我一千元一天我也不干！
整整一百天后把我们换下来，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