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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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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哭了,说:“我有教训可吸取,参加过对老师的围攻起哄,但我没打过人。”我也说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该让当时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承担责任!全国多少大人物,大学问家,有几个当时站出来说一声:孩子们,你们错了,受骗了……现在都站出来了,指着我们…就是他!而且,也不会没有人夸大自己受害的事实,想捞好处……”

领导拍了桌子,大骂了我一通。

我感到委屈,只认为在劫难逃了,我准备了冲锋枪,压满了子弟,准备干掉那些不让我说话的人!

好危险呀!幸喜,一个领导找我谈:你别激动,我们准备派人去调查,不能凭一封揭发信就下定论。

我至今感谢这位领导,他一句话救了我,也救了好多人。

很快调查清楚了。当时我们边防团属德宏军分区。分区结论是:与本人所写情况汇报(我不认为我有什么错误,所以不写检查,只写汇报)一致。吕江增参加过当时遍及全国学生的红卫兵组织,并任队长。未发现别人揭发信中列举的行为,不予处分,不转业。

我很激动,很高兴。1979年4月部队开到老山这边接防,我一路歌声。

接防不久,连长触雷牺牲,我当了连长。

连队守在一个河谷间的1175。4高地上。高地很陡,从山下背水到山上要一个半小时,下来只要15分钟。下面闷热不透风,湿度大,山上大风呼呼,晚上冷得人打抖。一座山都是露岩地,没有土,到处是快刀石,想找个坐的地方都不易。

高地前两面山上都是越军,最近距离50米,他们说话吹哨都听得到。1979年打仗,这个方向没打,我们刚来时,彼此都相安无事。

后来我们去布雷,被越军打死两人,一个叫高永年,他掩护大家撤退被手榴弹炸伤,等我们把他抢救回来再送下山,他的血已流尽了,死在战友的背上。

从此,越军露头我们就打。中间是密林,看不见,只要树林摇动我们就猛打。越军向我们喊:解放军,不要打嘛。我们不理他。这样一来,我们自己当然也不敢露头。

越军嘴上喊不要打,其实是麻痹我们。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洞子里唱歌。哨兵报告:“敌人!”大家都静下来了,我叫大家使劲唱,同时指挥大部份人钻出洞,绕到敌人后面去。快出发了,我故意大声喊:唱什么,睡觉了!

可惜,在我们离敌人还有20米的时,一个战士蹬响一块石头,被敌人发现,吓跑了。

后来我们自编了一个快板叫三十七计…唱歌计。

在这个地方我们守了五年。正如一个拍电视的记者所说:一般人住五天也受不了!

就说喝水吧,每天每人一杯水,只供喝。什么洗脸嗽口全说不上。为什么水这么珍贵,因为全连分散在几个点上,每个点有那么多哨位,只能轮流分出一个人背水,一人一天背两袋,每袋25公斤,一袋分给大家,一袋给炊事员。炊事员用水的原则是,先淘米,澄清后再洗菜,洗了菜的水给大家洗碗。

由于长久不洗衣,大家的衣服都成了油亮油亮的。不洗澡,皮肤上结了一层垢泥,可以一块块揭下来。

轮到党员、干部背水,要求至少背三趟,也有背四趟的。不是一袋25公斤吗,怎不能一次背两袋?不可能!许多路段是陡崖,沿崖打上桩,吊上线,得攀援着上下,还有几处断崖,用几根木头搭了天桥,很窄,又倾斜,不小心,就得掉进深谷底去。

景颇族孙勒腊,是我们连三排长,一贯以身作则,他背过两袋,还爬得很快,但没到地方,身子卡在一个树杈上。战士们以为他开玩笑,装死,走近前才发现他昏过去了,将他摇醒,他还要背,战士说:“排长,得了吧,创造这个纪录,体育界也没这个项目。”

倾盆大雨天,就是我们阵地的节日。大家都脱光了,洗澡,洗衣。什么都拿出来接水,脸盆、钢盔、塑料布……

在这种环境里,没有不生病的。普遍的是皮肤病,阴囊炎,走路都得叉开腿,坐下就扇裤裆。副连长李世荣一直在顶峰,得了面部神经麻痹,脸歪了,就是不下来。有个阵地,一次得流感,全病倒了,哈尼族战士张德学一人站岗,背水作饭。

还有自然灾害。一天晚上,哨兵听见了轰轰声,马上鸣枪告警,大家忙钻洞…帐棚都搭在大石上,石下挖空作防炮洞。在洞内,只听得外面山摇地动,出来才知道是山顶滚下一块大石,压倒了帐棚,砸断了床板。

有一天,雷雨交加,一个大炸雷劈下来,在帐棚外淋雨的几个人没事,在帐棚内睡觉的几个人被掀到了床下。副指导员在写信,只觉得身子一麻,钢笔掉到地上,回头见战士罗正雄还在睡,便骂:扯鸡巴蛋,快起来!拉开被子,才看清他卷缩着身子,一脸乌青。他死了。

还有泥石流。先是大风,把帐棚吹跑,接着暴雨冲刷下半匹灰山崖。战士们站在及腰的泥水时坚守阵地。那天一个拍电视的正好在,拍了半夜,什么也没拍上,原来有泥巴糊住了镜头。

我不知道这些能不能写进你的文章?如果你写,请不要忘记代我向昆明三中的老师表示个意思:他们过去的学生吕江增,在校时年幼无知,对不起他们。上级说他没有责任,但他心里至今很悔恨。他在阵地上守了五年,不敢言功,只能说是对老师们的教育作出了一点小小的报答,必要时他还将毫不犹豫付出生命报效祖国人民!请老师们原谅他……

 

我是个书生……

…徐德安(干事,原任连指导员)

他确实是个文弱书生,戴眼镜,单瘦、轻言细语地……

我1981年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在教导队任教员。1983年底随领导去五连蹲点。那是个赫赫有名的连队。由于连长调走,工作呈下降趋势。我向一同蹲点的政治部副主任要求,让我到这连队当指导员,保证半年之内把工作搞好。当时已听说要在那一带拨点作战,五连地处最前沿,又是要点,估计打起来定是两军必争之地,会有一场恶战。副主任听我一说,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怎能把个秀才作当头炮!”他这一说,我更起劲要求,宣传科长要我立军令状,我真当场立了一个,保证如何如何。副主任同意了,送了我一套政工条例。

我在五连任职一年多,经历了它最艰苦激烈的战斗时期,人生难得有军旅生涯,当兵也不易遇到打仗,我为有这段经历感到高兴。这个连守八个阵地,当然主峰最苦最险,我要求上主峰,连长刘金才不说话,打好了自己的背包,叫通讯员:走!这才拍拍我的肩:秀才,不是信不过你,是你还没娶老婆,我,有了接班人,还是个带“荼壶嘴”的!

一个星期后我们又见面,刘连长人都变了形:脸黑了,腰细了,皮带扣缩到最后一个眼上还往下耷拉,衣衫破了好几处。我问“怎么样?”他说:“在上头省心多了,因为后面有你这位秀才坐镇,不是么?”

这是我第一次受到教育和感动。

我和副指导员丁全富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我当战士时他就是干部了。有一次我叫他向工作组汇报,他不干。我说:“你不干也得干!”我心里想,你不要以为我资格嫩可以捏巴。

后来,炮排要去参加一次进攻战,他主动要求去带炮排。临走,突然向我敬了个礼,说:“希望你忘记我的缺点毛病,如果我回不来,只请你记住一点,我丁全富生死面前没含糊过!”

我抱住他,眼泪止不住往外涌。

我的灵魂又一次受到震动,受到洗礼!

知识分子自尊心强,生怕别人瞧不起,这是优点,也是缺点。

1984年4月份,我军开始向老山一带炮击,敌人还炮,我们第一天就牺牲三人。7。12敌人大反扑,我们连部被敌炮火覆盖,所有设施被摧毁。房子…木板牛毛毡房夷为平地,五十头猪、五头骡子无一幸存,只剩下一个原来挂在篮球架上的邮箱,上头有八十多个洞眼。

从炮击开始到7。12,三个半月期间,我们连的阵地每天平均落下八百发炮弹。这期间,我们只有钻洞,真是不见天日!

最大的困难是供应不上,有时几天几夜断粮断水。什么样的滋味呢?我常想起《中国通史》上写的古代征战用敌人的尸体当军粮。以前我不理解人为什么这么野蛮残酷?现在我“理解”了,人在饿极的时候是什么都会往嘴里塞,会咽得下去。当然我们还不会想到吃人肉,但洞子里如有人抓到蛇和老鼠,那是连皮带骨头都不会丢下的。可惜,在我们断粮断水的时候,它们也不来了。

还有一个困难,解便跑得远远的,而且只能在半夜到凌晨三时之间。这个时间敌人还是有零星的炮击,你不要以为人不吃就不拉,怪,照样想拉,好容易憋到半夜,蹲下来,又拉不出。

种种不是常人所能生存下来的恶劣环境造成人心理紧张,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干部镇定、乐观。那时候不需要喊口号,也不需要讲道理,镇定、乐观、表率作用,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认识这个连队的干部。敌人炮击时,他们总是守在洞子口,有情况的时候,他们冲在最前,当军工运来有限的物资时,他们先分给伤员,再分给战士,最后才是自己……而平时当我作为一个“蹲点”的干部看他们时,看到的只是他们谁讲了什么怪话,谁的爱人来了在炊事班拿过东西,纯属鸡毛蒜皮!

战争,使我懂得了如何识别干部!

我们连有个战士感到日子太可怕太孤独,在执勤时开枪自伤,后来被押送回家。按说,这件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当时的上级懂一点辩证法,反证出绝大多数同志能挺得住熬过来,守住了阵地是很了不起的事吗?可上级不这么看,打完仗下来,这个连的干部都被处理了。

我至今为这件事感到不平!

我留下了,至今还是正连。有的同志说当初你不要求下连,何至于吃那么些苦,何至于这个样?这是实情话。正因为这样,我感到心灰意懒,感到压抑。

部队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党风不正,对干部的使用有的只讲听话,讲关系,能打仗的,有本事的,没上面这两条你就得“滚蛋”!一仗打下来,真正作到论功行赏,据我看,不容易!

据我所知,基层干部有一种“看破红尘”的念头,百分之七十想走!

我不知,未来的仗如何打?

 

副教导员之死

…李代增(副团长,白族)

讲边防守备部队对敌斗争之复杂,我给你讲个例子。

团里通知三营…我当时是三营长,…三营副教导员曹政林从阵地到山下供应点开会。这段路程大约四公里左右,下山一个小时就拢了。

当天,有个战士触雷负伤。曹政林本应和护送伤员的人员一起下山,但他正和文书下棋,残局未了,就叫担架队先走一步,通讯员毕之荣也只得等着他。

担架队出兵后大约不到十分钟,他们上路了。通讯员背支冲锋枪,他只提个收音机。

晚七时多,也就是担架队出发一个半小时后,山下打电话问:曹副教导员怎么还没来?我们问:担架队呢?回答是:担架队已经返回了。

我们一听,坏事了。立刻通知全营高度警戒,严密封锁防区内所有通路。

到八时半,担架队回到阵地,说根本没见副教导员和通讯员。

根据团的指示,我们立刻派出两个连在这个路段上相向搜索。当晚倾盆大雨,天漆墨黑,来回搜索几趟,无所发现。

到第二天凌晨,在离副教导员出发地几百米处,找到通讯员遗体。他被子弹击中头部,胸部也多处有枪伤,被塞在草丛中被一些枯叶乱草掩盖着。在他附近,刺芭林中有几块坑洼,估计是敌人的埋伏地。接着又发现近处矮树林中一块有十多米直径的搏斗撕打场地…泥地被踏得稀烂,有五指抓出的印痕,草棵伏倒,矮树上沾着泥水与血迹。从这里往敌方延伸出一条沟槽,至百十米处,躺着曹政林同志遗体。沟槽和他的遗体旁,全是血!

他全身被脱光,两手掌、两脚板、肩部都被刺穿,几根手指被砍断,腹部被划破……他的右手举过头,拳头握得紧紧的,两眼怒视,毫无畏怯。直到我们找到他,仍压不下他的手臂,松不开他的拳头。

很明显,敌人在那剌芭林里埋伏了很久。他们先击中了通讯员,然后追上未带武器的曹政林。敌人想抓个活的回去,但遇到拼死的反抗。敌人仗恃人多势众,将他擒获,拖了好长一节,但终不得逞,最后只有将他杀死。这个分析也为不久后我们抓到的一个越南特工所证实。他供认,他们分两处埋伏,第一处三个人都被他打翻,第二处五个人上来才将他按住…曹政林是大个,当年26岁,1976年高中毕业参军。这个特工很后悔说,他们只以为这是个侦察员,而不曾料到是个营副教导员,不然他们不会捅死他,因为抓回这么大一个官,他们至少能获得一头黄牛的奖励。不过这一来他们至少得付出一个人的命…因为他太厉害了,断了指的手已经抱住了一个人的脖子,那人憋不过气来,只得将刀子捅进他的下腹。

为了表彰曹政林同志宁死不当俘虏的高尚民族气节与坚强意志,上级给他追记了一个三等功。

三等功,太有点对不起他了!按说,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应当在他牺牲的地方立碑纪念,让他和那个高地一起长留天地!在这件事上,我觉得自己也是有愧的。当时,没抓到那个特工,对情况虽有一般分析,但了解不是很具体。我虽认为他死得很壮烈,表现他这人思想品德伟大崇高,但我作为一个营的主管,也对他很有气,至今,我不认为他是个麻痹大意的人,他不该不跟担架队一同出发,不该不带武器,不该擅自选了一条路…那条规定的下山路由于在雨季被人马践踏得泥泞不堪。这都是错误的!这和我认为应该给他立碑的想法不矛盾!难道有缺点错误的人就不是英雄?要这样要求,我看这世上就不会有英雄!

曹政林同志要在,他也不会不同意我的说法的。

他调来不久,我们共事不长,但我对他的敬仰与遗憾至死也不会忘记。

他的爱人在麻栗坡工作,姓赵。她抱着孩子向老曹告别时说了一句话:“我要让孩子长大后和你一样,刀山这上不给我们民族丢脸!”她说得多好呀!

 

今日的前线阵地

…座谈会纪要

凡是知道我要去前线采访的人,总要叮咛一句:小心点呵!回来后,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前面现在怎么样?

我很自豪,终于上了老山、者阴山、扣林山等阵地。

它们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在这几个著名的大山主峰上,我都向主人提出尽量让我多走多看。

几个主峰阵地的模样,现在在我的脑子里已混为一体了。因为它们确实很相象:都有公路通到接近峰顶的山崖下。下车后,迎头便是一条向上的水泥台阶路,它的顶端被这里常年不散的浓雾淹没了。上完这水泥台阶路,同行的几个年轻小伙也气喘吁吁,大汗淋淋。路端是一块小小的平坝,似是水泥砖铺砌的,坝上筑有花坛,各种花正盛开着,其中一种火红火红,将笼罩它的白雾也染成了一团红云。我唯一记下了它的名字…美人蕉!

穿过小平坝,便是地下工事的入口。刚进去,黑洞洞的,有一股冷嗖嗖的风扑面。当主人将电灯揿亮时,我看到了一条足可开进几台汽车的拱形通道,它让我想起了在北京参观过的地下宫殿。主人说这是主坑道。

从主坑道伸出许多条幅射坑道,有通向前沿阵地的,也有通向大小不同掩体的。

我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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