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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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是背线拐的，抬通讯器材的，背行军锅的。
敌人在我们四周密林中闪动的火光越来越频繁，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清晰，甚至有哼歌的，叫喊的。
我立刻想到：敌人要是发现我们这么个队伍进了他们的包围圈，四面猛扑过来，那后果可是不可想象了，光一个机要股，一个通讯班也会给我们全军，给这次战争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以至在国际上出洋相。
我把股长以上召集到一起，说了几句话：我们已误入敌人窝子。现在我宣布成立临时党支部，我为书记，你们都是支委。我决定：一，干部把枪接过来，准备战斗；二；从原路退回，抢占制高点；三，设法与前面部队取得联系；四最重要的是确保不能有一个人当俘虏。
我们往回撤了一截路，几乎是挨着敌人一个林中营地擦过来的。每个人都踮起脚，高抬轻放，避免发出任何声音。没有找到可以占领的高地，又只好停下来。我的心慌了，没有地图，辨不清部队去向，瞎闯，随时有可能碰到敌人，或触响一颗地雷，……正这时，一个方向响起零落的枪声。我判断，这种枪声不可能是敌人与我们大部队交火，而前方林中有敌人，后方是我们的来路，那么只剩下另一个方向了。我叫人用几件雨衣将我罩严，又打手电、又划火柴，在几个岔路上寻找足迹，终于找到了一行我们的胶鞋踩出的脚印。
但我还是没有把握断言这个方向是对的。我又一次召集支委，叫他们负责把本股人员组成一个战斗小组，万一打响，只有拼到最后，机要、通讯人员要将身上文件准备好，到最后时刻彻底销毁，干部要最后留下几发子弹，随时执行战场纪律，最后留给自己。
这一夜，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有的干部平时吹得凶，表态最坚决，可到了关键时刻就不像“讲用”时那么精明、清醒、有条理了。他又抖又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相反，有的干部平时不吭不哈，提意见时却是很刺人的，那晚上倒是很坚决。当然也不全是这样。到现在，我还时刻提醒自己：对干部可得细心全面考察，不能凭个人好恶。
到天亮时，我们和前面部队会合，赶上了攻打XX的战斗。
老将军批评我：你滑头……
…邓多典（团长）
1979年战后，北京一位老将军来到我们团，帮助总结作战经验。
座谈会上，老将军聚精会神，不时地点头赞许，偶尔也闭目静思，摇头叹息。大家见他听得津津有味，变得也就更扎劲了。
那一仗，我们团打的确实不错，全团二等功，三营为英雄营，英雄连、猛虎连、一等功连好几个，在整个西线的团队算是很突出的。
战前抓俘虏，我们团首开纪录。出国作战一二十天，天天有捷报，仗仗有斩获，可以说没有吃过败仗，没有大的失误。回撤路上，敌人窜出一个团来，占领了一架高山企图堵截我们，结果被我们打得丢盔卸甲，歼灭它一大半。
我那时在四连当连长。四连在团里不咋着，二等功。但也打了十来仗，伤亡与敌人比是一比十四，毙敌数也超过我连总人数好几倍。
要说起我们战士的吃苦精神，我看在世界上算冠军。单说向集结地进发那晚上，我们连刚好走在一片光山上，突然下起了冰雹，十几分钟，地上落了几十公分厚的一层鸡蛋大的冰团团。尽管大家用背包、雨衣顶着头，还是一个个都轻重不同地被砸伤了，衣服都湿透了，风吹得呜呜的，但我们照样前进，一晚上走了几十里，按时到达目的地。
我们团有个班长叫黄其武，出境渡河时丢了一只鞋，直到回国，他的脚上还是一只鞋，另一只脚上裹着敌人的一个防毒面具。这只脚整个地磨破了，和防毒面具粘连在一块，剥都剥不下来，可他一二十天里从没掉队半步，打仗很勇敢。可惜他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你说这种毅力别的地方找得着吗？
还有个战士叫胡国昌，负伤了，昏过去了，战友们把他抬到半路上时，他醒过来第一个动作是掏口袋里的钥匙：请交给我们连长，这是连里生产工具室的，这是保管室的……战友说：现在你还管那些！他说：打完仗还得生产。
我们团开进前还在搞生产。所以他一直记着搞生产！
我们的战士太可爱，太伟大了！
老将军听着我们的汇报，泪水一直在眼眶里转圈儿。他不插话。但我发现他记忆力特好。“唉…，你开始说X高地抓了三个活俘，现在怎么变4个了？”好几次他纠正别人的错误。
“都说完了？”老将军环视全场，见没有人还要发言，便轻咳两声，清了清嗓门。我以为他可能要发表一篇感慨激昂的演说，把我们大大地表扬一番了。谁知，完全不是这码事。
他面含愠怒，声调严厉地问：
“X连长，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子弹要打死人呐？”
会上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谁都摸不清老将军此问何由。
被问的连长只好硬起头皮答：“知道！”
“知道什么？是打得死还是打不死？”
“打得死！”回答得更轻声。
“高，高，高！”老将军的身子在靠椅上弹跳着，伸出大拇指，连叫了三声“高！”继而又说：“我今天受到了教育，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子弹是打得死人的！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连续七八次冲锋不回头呢？不好好研究一下打法呢？……”
现在大家算摸到老将军的意思了…他批评的是X连一次不讲战术的连续进攻战。
有个干部想为X连辩解，说了一些客观情况和战斗中干部战士英勇顽强的表现。
老将军更不客气了，当着在场的汇报干部还有慰问团的同志批评辩护者：“你不姓X，姓王，叫王婆，是个卖瓜的！……”
这个干部脸都白了。
老将军又问另一个连长：“你在攻打XX高地时，为什么不呼唤炮火，而要采取你的那个……叫什么射击！”
这个连长很牛，他不愿意回答。
一个干部怕把局面搞僵，代他回答：“叫压制射击……”
老将军看了这个干部一眼：“谢谢你的指点，我问的是他！”
看来老将军不想在“牛”连长面前让步，也不让别人插嘴。
“牛”连长顶了上去：“首长，那是打仗，不是你想呼唤什么就来什么！”
老将军“哦…”地一声，点点头：“那…是…打…仗！我有所不知啦！”然后提高嗓门大叫：“我打了50年的仗，50年的经验让我懂得了：人的因素、勇敢顽强，要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才能充分发挥，充分施展！……”
“牛”连长不牛了，很诚恳地说：“首长，我错了！”
老将军语重心长说：“不是为了批评你一人，更不是要否定你们的战功，是为了让在座的同志、我们军队新一代指挥员都记住：要爱护战士、珍惜战士的生命，要作到这一点，不能光是炫扬他们英勇顽强，而是要首先学会组织火力优势去大量杀伤敌人！懂不懂？！”
在座的我们心悦诚服地答：“懂了！”
老将军又把目光转向了我：“邓多典，你刚才说，你去带突击班？你是个连长还是个班长？”
我站起来：“报告首长，我是连长！因为文化低，没学习过，不会打仗，一急眼，就跑班里去了……”
老将军忍不住“嘿嘿”笑起来：“你滑头，滑头！会找客观原因，不过倒是个实情。”又问：“你既然发现敌人从XX高地跑掉了，为什么不去狙击？”
“报告首长，上级没有命令，我怕主动出击后自己的阵地出问题，怕打不好上级追究责任！”
“不，我问的不是这……”
“对，不是这，我怕的是当不成连长，怕落下一串罪名：擅离指定阵地，自作主张，组织纪律性……”
“你这个邓多典，点子多，怕我批评，主动拣帽子戴。”大家又笑了，会上气活跃轻松起来。只老将军没笑，追问我：“你说说原因。”
“原因？原因是我……思想右倾！”
他摇摇头，很深沉地说：“原因不在你们身上，在我们这些搞理论研究的，制定条令和教案的人身上，这些年我们强调了服从命令，留给下面发挥主动灵活性的余地不多了。国家也好，军队也好，都叫一盘棋，棋手只有一个，下面都成了棋子，难免失去很多宝贵的战机。”老将军还讲了很多，我记得不准不全。但老将军面冷心热，语重情深，我是深有体会的，下来，许多同志都说，老头几句话就像在我们心里推开几扇窗户似的。
后来我们部队打老山、者阴山，很强调重视火力的组织与发扬，每一仗都经过反复侦察、沙盘作业，相似地形演练，给各级规定了在情况变化时的处置权限，都是在总结了1979年那一仗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的进步。老将军走遍我们集团军许多团队，听说到处“泼冷水”。批评人，我看那冷水是及时雨，批评是开心锁，功不可灭！
老将军不吃宴席，蹲在坝子里和战士一起吃饭，平时有说有笑，很风趣，有一次他跑到我跟前：报告连长，我要看看你们的厨房、厕所，可以吗？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太深了！
老将军是谁！我军著名战将，前军事学院院长宋时轮同志。
四、攻防篇
历时半月的1979年初自卫反击战，我军扫荡了距我边境约80公里内越军重要据点与设施后，即主动回撤。这是战前军委领导早定下的方针，而不是如越南当局所喧嚷的是他们“举国一致英勇抗击中国侵略的辉煌胜利”。
为了炫耀这个“胜利”，越南趁我回撤大举推进，侵占了我边境一线几乎所有骑线点上的高山，修筑坚固工事，并不断向我方境内开枪开炮、烧杀掳掠；同时向退守柬泰边境的民度柬埔寨部队步步进逼，猖狂已极。
于是，其后几年双方在边境线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980年我军在罗家坪大山、1981年在扣林山、1984年在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均给了敌人以歼灭性惩罚，其后又都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疯狂反扑。
下章（包括以后各章）主要选取我军区驻滇部队在上千次攻防战斗中尚鲜为人知的故事略加记述。不是按战斗地域、时间先后、战功大小写史列传，也未按众多的“战例汇编”与“英雄谱”细加对照核查，疏漏讹误在所难免，请读者谅察。
凭两块巧克力的热力……
…李义成（营长）
1984年打老山，是举国闻名的一次速决全歼战，但仍有很多教训值得记取。第一条就是接敌路线选择太远。
4月26日下午五时我们营从临时驻地出发，坐了一截车，六时开始徙步行军，天雨路滑，每个战士平均负重90斤，超过有的战士本身体重。但大家情绪很高，上路就开跑，走出不到10公里，天黑雾重，再看不见路了，又不许打电筒，遇田埂小路，只听得“乓乓”，一个接一个地摔进水田里，爬起来，一身泥水，负重量又不知增加了多少。到达第一个目的地，按图上距离算是30公里，其实不止，用了整整12个小时。
到天明时，我已认不出本连（我当时是九连长）战士谁是谁了，每个人从头到脚都被泥浆糊住了，都一个模样。
这一天晚上已经够苦的了。
27日天气晴朗，云开雾散，白天不能向前运动，就在林子里隐蔽休息，叫大家在树下草从里铺上雨衣睡觉。咋睡得着？一身粘乎乎湿漉漉的，又吃不上饭（不能生火），这个时候谁的脑子能停止转悠？
晚上天黑尽后，又开始奔波，到第二目的地距离40公里，路更难走，尽是上坡下坎，趟溪过沟。走到半夜，走不到了。先头排报告，前面的连队走脱了节，后面的人不知前面往哪个岔道去了。我跑到前面去看，小岔路好几条，都有足印，不好判断。我急了，就近找了两个老乡，请他们带路，老乡见我们的模样吓人，不敢相信我们是中国人，好一阵连哄带劝，还外加点强迫吓唬，他才上路。
赶上前面连队了。前面传话叫我到前面去，我越过队列，深一脚浅一脚地挨着人影跑上去，突然一脚踏空，顺陡坡滚到崖下二十米，幸好没碰上石头，破了几处皮无大伤，两个通讯员前拉后推把我架上来了。
到达一个小村寨，时间已三时半，离进攻出发地还有七八公里，全是陡坡，几乎没路，距预定进攻时间只有两小时，而部队都走得筋疲力尽了，隐约见一个个摇晃晃，歪倒倒的，喘得象一群牛。我决定，就地休息五分钟，吃干粮，清点人员，各班简单动员一下：一定要按时到达。
大家也知道，这时候不拿出全身的拼劲不行了。一声“出发”令下，又呼呼往前冲。
一个新兵在一阵冲刺后倒下了，抱住两腿直打滚、喊叫：“班长，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我正赶上来，一气之下，手枪上了顶膛火：不起来，我枪毙你！他听出是我，又喊：连长，枪毙我吧，枪毙我吧，我不行了，不行了！我当时要不是怕枪声暴露我们进攻意图，说不定真把他毙了。那样，我这一辈子也就再也不得心安了。
我只能伸手去拉他，一接触到他，我就像触到一块冰，还感觉到他的手脚都在抽搐，我开始明白他是真病，但只以为他什么地方疼。正好营部医助过来，立刻说出他的病症：连长，他是虚脱。
我，穷孩子出身，知识不够，哪知什么叫虚脱。
“连长，就是他身上的热量耗尽了！”
“有治吗？”
“谁身上带糖？最好是巧克力。”
有个干部还真带着巧克力。医助接过来就朝他嘴里塞，又灌水。
两三块巧克力下去，他站起来了，又背上东西：连长，我……跟你走，我能行了。
他，17岁，昨年底才到部队，体重至多90斤。可身上背的什么呢？反坦克雷，导爆索，自身武器弹药、干粮，光手榴弹就是8枚，子弹二百发，全身披挂满了。他班长说：他是自己要求加大携带量的。当然，在他再前进时，许多东西被班里同志“抢”了。
我们还未到攻击出发位置，我方炮火准备开始了！炮火一响，各种通讯线路开通了，部队也大吼大叫起来，呼呼啦往前赶。这个时候，再隐蔽你的进攻意图没必要，也不可能了。
我们刚到达进攻位置，越军也开始炮火反击，有几发落在刚散开的队形里，五六个同志倒下了，也就是说，还没开始战斗，我们就付出了代价。
著名战斗英雄史光柱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出现的。他代替牺牲的排长指挥，自己连续三次负伤，最后率全排出色地完成任务。
在进攻地，我又看到了那“虚脱”的小战士，他上来了，虽然是晚了一些，但总算上来了。凭的是两块巧克力给予他的微薄的热量，更凭他顽强的、高尚的意志。
他也参与了向第一个目标的攻击。但还没有来得及打出第一枪便牺牲了！
敌人的火力封锁了一道垭口，只要我们一跃起就遭射击。我们也很快组织火力和它对打，并很快把它压下去了。战士们跃过了沟口，但这个小兵没能跃过，滚进了沟底，刚好暴露在敌人眼皮下……
（李义成哭了，很久难以继续谈下去。）
我为什么不说出他的名字呢？因为我后来去过他家，我对他的父母说：你的儿子是英雄！虽然他没有授予称号，但他在我们全连全营，所有知道他的事迹的同志心中，他和史光柱一样，永远受着敬仰和爱戴。
我说的是真心话，并不单纯为安慰他们。我想他们从我的倾泄而下的泪水里，也不会怀疑我向他们说了假话。
但我确实向他的父母隐瞒了他牺牲的真实情况与因由，我哭，不仅出于对这个小战士至高无上精神的敬佩，也由于我的内疚。
他死得太早，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