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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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第三，胡适囿于资产阶级的偏见，束缚了他的世界眼光，因而只颂扬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拒斥西方科学思想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束缚了他的历史眼光，因而否认宗法专制主义、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中国文化的落后只是祖宗造孽太深，中国人自己不争气，不能把罪过“归到洋鬼子身上”，自然也不可能认识反帝反宗法专制的人民革命是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四，胡适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主张“拼命走极端”：颂扬西洋文化，便一切都好，过分美化；指摘东方文化，便一切皆坏，“百事不如人”。这是五四时代形式主义向右发展的一个具体表现。
胡适的中西文化观的上述优点与缺点、正确与局限，也基本上决定了“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这两个口号的长处和短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胡适极端崇拜以至迷信西方文化。1928年6月，他写《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看到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中西文化的差距，主张国人要觉悟，要责己，要发愤图强，学习西方的长处，反对“夸大狂”的偏向，自然都不错；但胡适在美国的文明面前，显出了极度的民族自卑感，不免言词过于偏激苛酷，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社会道德都不如人。”⑦胡适的这种民族自卑观念，曾有多次表述，而最典型的莫过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那篇文章，中说：
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脑去和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是不久便被物质战胜了。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
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⑧
尽管这里抨击的求神、迷信、逃荒、瘟疫、破坏山林等等，都是事实；我们民族文化的落后，民众的愚昧和麻木，也是事实；但是胡适不分析造成这种愚昧落后的复杂社会根源，却笼统轻浮地嘲骂我们整个民族“又愚又懒”，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这就太出格，会伤害中华子孙的民族自尊心。
但是，胡适常使用一些过分苛酷的言辞，似乎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其实多是愤激之词，骨子里是要提倡一种反省责己的态度，反对国人浮躁懵懂的“夸大狂”倾向，并不能因此认定胡适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曾致书吴稚晖，说“先生对东方民族的悲观，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发‘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感慨。此次绕地球兜了一个小圈子，——不曾观看印度洋、红海一带的不长进民族，——更深信一个民族的兴亡强弱决非偶然徼幸的事；回头看看咱们这个民族，实在只有低头叹气！”这是何等的民族自悲和虚无倾向！然而胡适对民族前途还是抱有希望的，他其实并不完全同意吴稚晖的悲观论调和虚无主义，故又说：
然而我终不忍不作一点“好梦”。我深信有一分努力，终有一分半分效果，也许有五分十分的效果。“白吃辛苦”不算什么；我们自己看得见与看不见收获，也不算什么。⑨
在胡适看来，世界上一些幼稚的民族，根行浅薄，往往当不起环境的逼迫，往往成为环境的牺牲；而像我们这样“向来有伟大历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决心，终还有生存自立的机会”，“这是使我们对于前途最可乐观的”。⑩这样的认识与态度，显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所能具有的。
①见1935年1月10日出版的上海《文化建设》月刊。列名的“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墉、樊仲云、萨孟武。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3）
②载《独立评论》第139号，1935年2月24日出版。
③见《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17日出版。
④见《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⑤《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原载1935年3月31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第145号转载；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本节引文据1937年4月3版，第552～557页。
⑥原载1935年6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下面的引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561页。
⑦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一，第47页。
⑧同上书，卷五，第638～639页。
⑨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468～470页。
（三版注）
⑩《读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84页。（三版注）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1940年5月25日所附剪报，6月2日，12月17日等的记载。（三版注）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一二·九”运动（1）
1935年秋冬，日本侵略者策动亲日派汉奸搞所谓“华北自治”的阴谋活动。而国民党政府却也酝酿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并继续钳制抗日言论，取缔抗日运动。以致爱国有罪，大小汉奸弹冠相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在沉默中爆发，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队伍在天安门集齐，经新华门，绕什刹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严整，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等口号。他们赤手空拳，迎着凛冽的寒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呼号。沿途遇到的却是“上了刺刀的步枪，大刀，横冲直撞的摩托警车，落地即成冰的自来水激射”。结果，学生有的受伤，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接着全国各地学生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抗日民主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各界同胞中。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胡适怎样看待“一二？九”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呢？12月15日，他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一篇《向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①其中确也赞扬说：
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
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还说那天的学生运动，“是天下皆知的壮举”，也肯定这次运动反对华北“自治”的傀儡丑戏的功绩。
但是，胡适的赞扬仅是一点表面文章。他向学生运动“进言”，主旨不在于赞扬，而是反对学生罢课。他一再说“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是“很不幸的”，“会导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胡适大约也知道，这次学生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进行的。因此，他指责鼓动罢课的“少数人”，是“播弄一些无根的谣言”，是少数人“把持操纵”，是“浅薄的煽惑”；又指责广大学生是“轻信”“盲动”，“一群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的少年人”。胡适摆出一副青年导师的架势，教学生要认清这，认清那，真意却只有一点，即是要青年们不顾当前的国难，埋头读书，“决心向图书馆实验室里去寻求他们将来报效国家的力量”。
他一概否定“口号标语游行示威”，说是“空虚无补”，“绝对无力”的。他甚至还亲手撕掉北大爱国学生贴在一院的通告。②
胡适的这种既表面赞扬，却又否定指责的态度，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显然是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变化，一步步变得保守起来了。五四时期，他对学生运动是鼓励的，认为“学生干政的运动为‘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1921年纪念“五四”，他还借明末大学者黄宗羲之口，肯定学生运动是“三代遗风”，“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惟一方法”！③“五卅”运动时，他一方面仍然承认“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是可爱可敬的，又指责政府“不但不能用民气，反惧怕民气”，或者“只会利用民气来便利他们自己的私图”，但另一方面，他又开始指责学生运动“不能持久”，是“跟着人家乱跑乱喊”，特别反对学生罢课，放弃学业。他一再劝学生学习歌德（Goethe）和费希特（Fichte）
，不受“外界的扰乱”，安心坐在图书馆里读书，“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④到了30年代，胡适又要广大青年学生学法国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⑤从这种“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出发，反对学生罢课，荒废学业，而主张学生应专心学习，把自己造成有用之才，这可以说是胡适一贯的认识和态度，本是出于一位学者、教育家对青年学业的诚恳关心，也是为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作“百年树人”
之计。但胡适完全不审时度势，在国家民族存亡危机之秋，仍固守着教育、学术一端，阻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便使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保守；甚至偏向国民党政府，站到了青年学生群众爱国斗争的对立面。
12月16日，北平学生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又遭到国民党政府军警的残酷镇压，被大刀砍伤、刺伤、棍棒打伤的学生达二百多人。反动军警的野蛮行径，激起青年学生的更大愤慨，全市继续罢课，斗争更深入了，也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胡适这时又写了《再论学生运动》和《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⑥他虽然也指责“当局的处置是错误的”，谴责军警用武器打伤刺伤徒手的学生，是“绝对不可恕的野蛮行为”；但他的主旨，仍是反对学生罢课。胡适假冒“全国舆论”，说“对于他们的罢课是绝对不表同情的”；劝学生“即日复课，勿再虚掷光阴”，并说：
诸位同学都在求学时期，有了两次的抗议，尽够唤起民众，昭告天下了。实际报国之事，决非赤手空拳喊口号发传单所能收效。青年学生认清了报国目标，均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以供国家的需要。若长此荒废学业，今日生一枝节，明日造一惨案，岂但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简直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了！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一二·九”运动（2）
胡适的这种论调，似乎倒是学生无理取闹，自生枝节，自造惨案，自坏国家之干城，简直与党国当局同一口吻——以为爱国有罪了！
这样的谬论，理所当然地立即遭到了青年学生的斥责。为此，周作人曾写信劝慰胡适，说“平常以为青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估计是不对的，劝胡适“少管闲事”，“汔可小休”，专门讲学论学。胡适的复信绝不认输，他虽然无可奈何地承认这十年中，“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却又辩说自己是“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才不受青年的欢迎。⑦
然而，全国的新青年岂是时髦、假话、低级趣味所能哄骗的吗？关键还在于谁手里有真理。胡适的葫芦里有些什么呢？青年们已经多次领教了。
①该文曾转载于《独立评论》第182号，1935年12月22日出版。
②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2册1935年12月11日所附信稿。
③参看《黄梨州论学生运动》，原载1921年《晨报副刊》“五四纪念”专号，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1～15页。
④参看《爱国运动与求学》，原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145～1153页。
⑤参看《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原载《独立评论》第7号，1932年7月3日出版；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四，第524～529页。
⑥《再论学生运动》，载《独立评论》第183号，1935年12月29日出版。《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292～293页。
⑦参看1936年1月9日胡适致周作人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6～300页。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与苏雪林论鲁迅（1）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和奠基者鲁迅在上海逝世。全国人民立即沉浸在深沉巨大的悲哀里。人民大众为鲁迅举行了极隆重的国民葬，在他的棺上覆盖着“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对鲁迅先生的评价，这三个字也许比千万言的论文更实际，更崇高，更有份量。鲁迅的伟大思想和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永远放射不灭的光辉。
然而，当时武汉大学有苏雪林其人者，于鲁迅逝世后不久，即致书胡适，宣布要“向鲁党挑战”，恶毒攻击鲁迅。她简直像一个没有教养的泼妇人那样，破口谩骂鲁迅是什么“刻骨残毒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①苏氏还将她写给蔡元培先生的一封信稿寄给胡适看，征求胡适的意见。这封信埋怨、指斥蔡先生，不应该参加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不该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筹委。其中，公开攻击共产党和左翼文化，为国民党政府辩护，为被鲁迅批评的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和胡适抱不平。而对于鲁迅的攻击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腰缠久已累累”，“身拥百万之产”啦；什么“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啦；什么“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啦；甚至把处在国民党压迫和“围剿”之下的鲁迅，说成是什么“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凡此种种，无非是造谣、毁谤、谩骂，实为稍具良知的文人所不耻的下流行径。②
这年12月初，胡适从美国回来。过南京时，便听人说起苏雪林给蔡元培先生写的信。回到北平后，才捡出苏氏的这两封长信来，细细读了，也写了一封长长的复信。胡适想起近十年来，鲁迅对他常有批评，心里自然很不愉快；特别是鲁迅斥骂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他更觉得有些冤屈和愤慨。③因此，对于苏女士的愤慨，便也引起共鸣，很表同情。但胡适却又是个很讲个人修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