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梦与现实-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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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许多是“有睇无买”的，如我自己这位“老兄”也者，便是其中
一个）其中有穿军装的，有穿长袍的，有穿西服的，有穿对襟衫或大襟
衫的，形形色色；但就职业论，多是学生；就年纪论，则很少年届“而
立”的前辈。据那掌柜和别的人的话听来，那生意是很不错的。

好了，信笔写了两张稿纸，总算把那个小书店的情况，约略说出一
些了。我很觉得它里面有点值得看的书，而空气也比较本市什么商务印
书馆分馆、文明书局等，来得温和而清新。据一个朋友说，北京的北新
书局，也有点像这样的场面与风味。那么，真是南北首都，两小书店在
遥遥相映照了，——闻北新近来已迁了地址，情形怕已不同。又创造社
上海的出版部本部，及北京的分部，局面怎样，不得知道，未审也和这
里的分部有些相像否？

1926　年10　月15　日，写于广州河南书呆子的暑假
做学校教职员的，比起别的公务人员的生活，如果有些特别的好处，
那么，每年两三个月寒暑假的时间，可以让自己很自由地去支配，这恐
怕是其中（诸种好处之中）最重要的一种了。
我是个爱乱读点书而又苦于时间不足的人。因此，每年的寒暑假期，
都是我所最得意的日子。
我在杭州，一住，住了好几个年头。不消说，过的大抵是教师的生
活。
在那几年的暑假中，除了一个是例外，被江西教育厅聘去演讲“中
国民谣”，顺便并遨游庐山——其他，都是在西湖上度过的。
在那里，所住的地方，有时是西湖边的小庄，有时是葛岭上的古庙。
如大家所知道，西湖不是可以避暑的地方，比起别处（例如上海等）
来，她还是更炎热的地方。因为湖水既浅，不易吸收热力，而四面又多
山峰，阻碍了空气的流荡。所以，在那里，凉爽是说不上的。但是，“清
静”却不是没有。而只这个，在我便也很够了。
在那些时期里的日常生活，我不想去详述它，自然，在这个短文里
也没有可能。所读了的书籍，不见得怎样多，但也不是十分少。可是，
在这里，也没有来详细地开那“目录”的必要吧。我只要这样说，在那
些时候，我确读过一些不易忘记的好书，好像格洛赛氏的《艺术的始源》、
弗洛伊德氏的《图腾与太步》、费尔巴哈氏的《宗教的本质》等。


此外，在那些时期里，我还写过一本散文集和一些学术的短文，那
就是《湖上散记》和《中国民谭后记》。

近年来的暑假，是在国外过的。在这些时期里，生活上虽然添了些
从前没有的新花样，——例如海水浴等——但是，主要的工作，却不曾
变化，即大抵依然是伏案读书，而稀少地写点短文。

写到这里，本来是应该停笔了。但我禁不得要这样添上一句，即我
颇感谢去年的一个暑假。因为它使我读了德国精神史学的“文艺学”的
劳作——一些在我有点难懂的书。诚然，这类知识，并非决不可缺少的，
但是，懂得一些，也不是没有用处，至少，在消极的方面。

1935　年夏，作于日本海滨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
我现在已经85　岁了。记得从十一二岁起就常跟书籍打交道，并且那
么热爱它。数十年来，前后购置的书籍，总有两三万册以上吧。经过多

次劫难之后，十来年添添补补，现在身边还存有万把册。但是，这些可
爱的精神寄托物，杂然分散在卧室、会客室、饭室、过道以及卧床、沙
发底下，不，还有窗台、地板上，。。总之，我的藏书虽然不算太少，
却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有的只是卧室兼书斋，客室兼书斋，。。　

作为一个教师，一个学术研究者，书籍是我的食粮，也是我的资本。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书，也就养成了那种积书的习惯。我出生在缺文化
祖传的家庭。生长的地方又是一个山货集散的小市镇，在那里，不但没
有什么公共图书馆，也没有出售书刊的商店。那些时候，我手头有的一
些书如《三国演义》、《随园诗话》、《春秋左氏传》等，都是从那些
每年一两次来到我们市镇上的卖书行商那里得来的。稍后，我把平日省
下来的零用钱，寄到上海或汕头等大商埠去邮购。记得那时所得到的，
有《楚辞》、《唐宋诗醇》、《国朝六家诗钞》以及商务印书馆、泰东
图书馆出版的那些早期的新文学书。这些时期，自然谈不到什么书斋，
那些为数不多的书籍，大都只装在竹箱子里和堆放在书桌上。但这种情
况，并不妨碍我对它的诵读，还感到滋滋有味。我的一点国学基础，大
概就是那时建筑起来的。20　岁以后，我陆续住居过广州、杭州等大城市，
得书的机会更多，求书的胃口也更大了。在杭州的几年里，我就积了不
少的新旧书刊。但这些书籍，每天只伴随着我的起居，并要与来往的每
个客人见面。它没有自己的藏身之处——书斋。

因为喜欢书的内容，“爱屋及乌”，也自然要关心到书的外表。我
没有钱收藏宋刊、明本，但手头有些影宋本，看看就不免移神。记不得
从哪些时候起，我学会修补旧书。现在书架上或书箱里的许多木版书，
可能有十分之二三，那封皮是经我改换过，或卷册是经我重订过的。我
有时看看这些自己改动过的书本，不禁有点儿得意，好像自己做了一件
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似的。记得英国近代散文家吉星在他的名著《亨
利·来克夫特手记》里谈到藏书的话。他说从不介意书籍的外貌是否雅
观，只要它不完全散开就行。这是他的癖性。我却有些异样。见到手边
书本形体上有些毛病，总是难免不舒服。至于为了保护书的干净，或者
说保住它的青春，我总是要把那些平装书用厚纸包裹起来。现在年纪老
了，修补的工作已经不大做，但是包书皮的活还没有完全罢手。如果说，
在那些散乱的书册上多少有些个人的烙印，这就是其中的一点吧。


书斋，是贮藏书籍的地方，也是个人诵读的地方。它是一种私人的
小图书馆。古人称赞读书的理想环境是“明窗净几”。我现在的卧室兼
书斋，东面有个玻璃窗，南边也有玻璃的门（晒台门）和窗，窗外有几
株高耸的合欢树。室内有一张旧书桌，原来相当宽。但是大部分的位置
都给堆积的资料包、书籍、信件等占去了。好在仍然剩下一尺见方以上
的地盘，可以让我放上一两本掀开来读的书。只要读的书能增益、启发
我的心智，或者能掀动我的感情、想象，我就会沉醉在那里面。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拿起一本书来读，从中采取一定的知识或资
料。这种有明显目的的诵读，自然是不可少的。我近年多数时间的开卷
活动大都属于这一类。但是，并不排除在书堆里偶然取出一本来诵读或
吟咏。这样做既摆脱了那种“赶任务”的拘束，又能从容涵泳，心灵上
的收获就可能更加深切，味道也可能更加渊永。可惜这种读书的时候太
少了。我们不但在生命上是匆匆的过客，在活动上也是处于“责任”笼
子里的一头动物呀！——不过让我补说一句：这种责任是我们自觉的。

读书博览与精读的辩证法关系，古代的学者已经早见到了。长时期
以来我虽然有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但是，在买书和阅读上我是主张开放
主义的（自己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知识面太狭，即使专业学识比较
深湛，也是有缺陷的。因为知识领域虽然可以（也必须）相对区分，但
是它们中间往往却是相连、相通的。知识面太窄，就处处隔绝了。古人
所以讥笑“孤陋寡闻”，原因就在这里吧。跟博览相联，我也主张精读。
西洋有句名言，大意是留神那熟读一本书的人。我们知道世上的确有些
大学者、大作家，他们是从一二部名著里获得无穷益处的。据说清末民
初古文家（也是个有名翻译家）林纾，他晚年书桌上只放着一部《史记》。
我们不能说，林先生生平只读过这部古史籍，也不能说他晚年古文的好
处只得力于太史公书。但是太史公书，对林文的谋篇、布局和措辞等，
曾给予不小影响，大概是无疑的。有一部书是从青年时起就爱读它，一
直到现在仍放在我的床头书案上（现在手边的两个本子，是第三四回新
购的了），那就是王渔洋编的《唐人万首绝句选》。我现在偶然把它吟
咏一两页，仍觉得有所会心。另外一部，是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
信》。这本书，在过去四五十年里，我反复读过许多次。在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她是教我懂得唯物论艺术理论的启蒙老师。到今天她还不失
为我学术上的益友。

书斋，一般又是主人文字作业的工场。我的一些科学论文和文艺作
品的写作，差不多都是在那“兼职”的书斋里完成的。说到写作，我觉
得自己有个习惯（不知道应该说是好或坏的习惯），那就是写文章，除
了事前有个题目和大致构思（有时也草出大纲）之外，那些具体的意思、
段落以至词句，都是坐在书桌前，正对着稿纸，一面执笔，一面构思，
断断续续逐渐构成的。第一次出来的是极潦草的、给自己看的草稿。第
二次抄正后，再加以仔细改订方算了事。记得青年时写过许多散文或论
文（诗歌作品例外），都好像没有这样折腾、费劲。我想案上的灯光或
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如果它们有知觉，也许会偷偷地笑我的吧。

谈到写作，我不由得想起一种无法摆脱的烦恼。我的书籍是散乱放
置在屋内各处的，加以没有比较详细的目录分类可查，或助手帮助寻觅，
因此有时写作或研究问题时，要找某一本书（或者几本书）查考一下，


明明记得自己有那本书却不知道在哪个角落。不得已，只好向学校图书
馆或同事们那里去借阅。这种烦恼，由于近来精力和记忆的衰退就更为
突出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书多和没有统一安放处，也是不能否认
的重要原因。想到这里，我有时不免喃喃自嘲或苦笑了。

记得老托尔斯泰曾为那从石缝里硬长出来的小树所感动。我没有小
树那种坚强。但是，我能满足于我“兼职”的书斋，并且曾经充分利用
过它，还将继续利用着它（在我生活着的时候）。

1988　年2　月14　日，北师大小红楼2　


2成
读书随笔天问室琐语

余素喜姜白石小诗，《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首，尤所爱诵。昔人
谓其“有裁云缝雾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声”，非过誉也。去岁除夕，
余自大阪归东京，车中愁寂，口占二绝自遣。其一云：“绝爱归桡十首
诗，酒般情味雪般词。眼前乡县殊风土，白紵春衫敢梦思？”末二语即
翻姜诗“但得明年少行役，自裁白紵作春衫”之意。

“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此十字，足见韩昌黎氏之风致与怀
抱矣。

“淡云微雨小姑词，菊秀兰芳八月时。记得朝鲜使臣语，果然东国
解声诗。”此王渔洋诗也。近偶读古贺氏《侗庵笔记》，记朝鲜船人金
子贞诗云，“举舟无恙系扶桑，呼弟谢兄喜欲狂。妻子不知吾健在，向
东烧尽返魂香。”结语亦颇有意致也。

明冯梦龙所编《笑府》中土已稀传本。余于东京购得二种，然皆非
完全之本矣。

艺术，非玩艺，亦非余暇之产物，此事今世人类学者及谣俗学者，
最能证明之也。

“立马吴山”，为金兀术豪语，亦千古话柄。然吴山实培/　耳。顾
登之足以兼览西湖与钱塘江之胜，位置亦殊不恶耳。

昔年掌教中山大学，曾采取《明十六家小品》中若干篇充讲义，并
深有选刊其书之意。彼时明代小品文，尚不为学界所注意也。近年重刊
明人散文之风大炽，谈论之文，亦纷见迭出。然余对之殊乏兴味矣。

《古今小品》一书，亦中土散文集之佳选。昔年除夕，余以20　金购
得一部于武林某旧书肆。其夜，书贾立灯下，酒意醺然，剌剌强余购其
书。如斯情景，思之犹在眼前也。

某报曾载马君武博士甲辰去国东渡时所作五律，中有云：“甘以清
流蒙党祸，耻于亡国作文豪。”当时意气，亦云壮矣！

余与干青别七年矣。前岁忽相遇于东京。欢叙之余，承录示数绝，
皆情酣语妙。其游箱根芦之湖有感云：“无数波光点暮烟，远山螺黛未
澄鲜。劫余一棹分明在，风雨迷茫已七年。”

在未东渡之前，余曾杂读若干关于日本之著书。使予对此土较感兴
味者，乃法国海洋作家罗蒂之《菊子夫人》也。

坪内逍遥博士姓名传入中土，当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然亦仅有
介绍之词而已，著作之移译，似未见也。余尝读其《小说神髓》一书。
去年春，在东京闻博士逝世讯，曾口占一绝云：“舍前双柿尚春荣（博
士所居曰双柿舍），杳矣吟窗咳唾声。但得莎翁全集在，百年人总说先
生。”诗不足存，录之以见钦迟之情耳。

久不读查初白诗集矣。然犹未能忘其“莫问生涯流转迹，贱贫何事
不曾经”之句也。

拜伦哀希腊诗，中土有数种译本，且皆出名家之手，亦一佳话也。
以余管见，马君武博士所译为最上。盖其慷慨悲壮之气，殊迫人也。胡
适博士译以骚体，语意较忠实，不愧为可诵之章。曼殊大师以五古出之，
情词非不哀丽，微嫌其音节简促，且语词去原文稍远耳。


去年《国闻周报》上载某君咏梨花诗有云：“明月不来当独夜，余
寒犹劲况荒滨”，真秀句也。忆少日亦有句云：“满地月明人闭户，半
帘烟冷暮飞莺。”殊逊其隽永矣。

余尝作《黄叶小谈》一文，刊布于沪上某杂志。文中引少日呈周六
平师句云：“风流我愧秦淮海，竟许苏门夺席来。”近日见《现代十六
家小品》及《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等，录载拙文，“竟许”皆误
作“竟于”，语意虽勉强可通，要非本来面目矣。

日籍《清俗纪闻》为中川忠英氏所主辑。凡13　卷。叙述中土岁时及
一般礼俗，各附以图。盖中川氏官长崎时，命译吏等询问中国客商所作
成者也。其中所记，虽多限于江浙民俗，然颇有足供吾人考证之处。中
国人士其有愿以国文译之者耶？

小泉八云氏之文艺论，有极明达处，亦有颇固陋处，是在读者之善
审择耳。

日刊本《清嘉录》卷首江户朝川鼎一序，叙当日（百年前）中土诗
文集东输情形，足为东洋文籍流通史上之好资料。至其述及与清嘉录作
者隔海相倾慕之事，则尤古代国际学术界之一佳话矣。

中土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外国作家，如易卜生、泰戈尔、辛克莱
等作品，皆曾有一度之流行。日本散文家厨川白村教授之文集亦尝博得
广大读者。今则虽不至全无人过问，要已冷落非昔比矣。

田山花袋氏之《蒲团》，译成中文后，颇被一部分青年所耽诵。此
恐亦当时读者心理之一反映也。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
第几桥。”余每于东京街头，见乞者吹尺八，辄忆及曼殊上人此诗。此
等小诗，风流蕴藉，百读不厌。真所谓“恰到好处”之作也。

前年夏，避暑房州西之滨。一日傍晚，散步海岸。残霞未敛，海波
微漾。忽忆昔日太湖之游，因纪以绝句云：“海曲黄昏聊散策，快游蓦
忆往年时。银光万顷春风酽，帽插桃花过项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