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 秋白--从书生到领袖-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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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如现在的无产阶级。
瞿秋白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革命不能取胜,而无产阶级
如果不与农民阶级结成工农联盟,也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他痛切地指
出: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因为缺乏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起来,但是太
少,太迟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
农民运动到现在已日益高涨了,很急切地要一个保护农民的政纲及农
工势力的结合。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
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总之,
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
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一个革命党,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大,怕
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
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
农民问题如何解决呢?瞿秋白从已经发展了的革命形势出发,在演讲
中指出:第一,用政治力量切实解除农民在经济上的束缚,明定“耕地农有”
的口号;第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农民有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
的利益;第三,农民参加革命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政权也要有农
民代表参加;第四,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剥
夺其政权。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城市反帝运动、
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不断发展。在北伐军所占领的省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
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党对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几经变化,但是在1926
年底以前在实际工作中却一直是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广东、湖南等地减
租斗争普遍掀起高潮。湖南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926 年11 月,已增加到一
百三十六万。1926 年11 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举
行联席会议,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草案》,准备提交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审查,提交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
草案提出了没收大地主、军阀及土豪劣绅土地归于农民的建议。11 月22 日
到12 月16 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斯大
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
斯大林在报告中批评了在国民党人中、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些人害怕
把农民卷入革命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认为共产党人要加入新政权机
关,帮助农民满足要求,“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
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但“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
使土地国有。”①斯大林还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
国共产党人要特别注意军队工作,研究军事,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
职务。全会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
的问题,要中国共产党人竭尽全力地争取最终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
12 月,在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的意见,尚未传到中国以前,中共中央政
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鲍罗廷在汉口举行了特别会议。
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所通过的决议,都提出反
对“左稚病”。陈独秀报告中把“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
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
②等列为党内“左稚病”的六种表现,提出必须“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反
对“左稚病”。③会议根本不提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主张把政权、革命
运动的领导权交给汪精卫等所谓左派,主张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和唐生智,企
图利用蒋、唐、汪之间的矛盾,保持三者之间的均势,来防止蒋介石一个人
的军事独裁,实际上是完全放弃党对武装的领导权,加强蒋介石的独裁地位。
会议极力贬低农民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性,反对党“包办”农民
运动。陈独秀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
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
党左派标准”,就是“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
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④他认为只要赞
成减租减息的就是国民党左派。他强调要限制农民运动,以维持革命统一战
线。于是会议决议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
农有”,以使蒋介石由右向左转;同时扶助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
①《斯大林全集》第8 卷,第331、334 页。
②③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 年12 月23 日)。
④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 年12 月13 日)。
1927 年1 月底,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决议,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
带到中国加以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作出《对于
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正确地指出:“在今日以前,我
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
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
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
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
做一点便违了革命铁律”。认为如果按照这种方针从事国民革命,“只是参加
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
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
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
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①并表示今
后“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照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②但是,
党的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彻底改变自
己的错误。2 月,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首先提出必须“彻底解
决土地问题”,“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毛泽东在湖南考察
农民运动后,于2 月12 日由长沙返抵武昌,在2 月16 日给中央的报告中,
也明确提出应立即解决土地问题。在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影响
下,国民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如邓演达、孙科等,也都公开主张解决农民土
地问题。3 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专门讨论了土地问题,发表了《对
农民宣言》,通过了《农民问题案》,都表示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总之,土
地问题的解决,已成为国民革命中势在必行的大事,不能回避了。①②《对
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
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
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中心地上海的工人运动猛烈发展起来。按照苏俄
城市武装起义的模式,中共中央异常重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发动和组织工
作,并于1926 年10 月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当时
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群众没有充分地发动起来,武器装备很差,总罢工发
动后没有迅速转入武装起义,就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的镇压下失败了。
瞿秋白没有参加第一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但他十分关心起义的情况。共
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
等同志,时常到法租界望志路五丰里五号瞿秋白家中商议工作。在准备第二
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中共江浙区委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瞿秋白主动提出
担任代表大会的报告,但被中央拒绝。1927 年2 月19 日,上海总工会发布
总同盟罢工命令。当天,杨之华参加了在上海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召开的
全市积极分子会议。会后散发传单时,发现军阀李宝章的大刀队正在西门十
字街头行刑杀人。她回到家中告诉正在工作中的瞿秋白。他很关心同她一起
散发传单的同志的安全,郑重地嘱咐她去寻找失散的同志,然后向中央机关
报告情况。罢工第一、二日被捕被杀的工人、学生总计在百人以上。21 日
晚,工人开始夺取军警武装,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22 日下午,停泊在高
昌庙的海军炮舰上的革命士兵,发炮轰击高昌庙兵工厂,于是各区工人群众
英勇地展开了夺取武器,袭击军警的战斗,闸北和南市工人并与军警进行巷
战,起义达到高潮。当天,瞿秋白来到设在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启迪
中学里的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天,杨树浦区工人召开近万人的示
威大会,并当场抓获工贼“小滑头”,公审后,立即处死,人心大快。
瞿秋白得知后,赞扬了工人的革命行动。
由于事先准备不够,加上罢工已延续多日,部分工人已自动复工,起
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小。因此,23 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即
江浙区委)举行联席会议,检讨这次起义失败的经验和教训。陈独秀、彭述
之、罗亦农、赵世炎、任弼时、汪寿华、瞿秋白、杨之华等参加了会议。会
议由陈独秀主持,罗亦农、赵世炎报告了起义的情况和问题,大家进行了讨
论,不少同志发言。瞿秋白对于这次起义的教训和下次起义的准备工作等,
作了系统的发言。他指出:罢工开始以后,党对组织士兵、学生、市民和小
资产阶级群众响应工人罢工的决心不够;起义缺乏准备;对组织人民政权,
只作为一般的宣传口号,没有实际组织工人和各界人民选举市民代表大会的
代表;一味依赖大资产阶级,等待上层分子去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严重地
脱离革命群众。结果,工人罢工已经三天,兵变无望,党才决定把罢工转变
为武装起义。会议经过讨论,为了保存力量,准备第三次起义,决定由上海
总工会下令复工。会议同时提出了准备第三次起义的方针:扩大武装,准备
暴动,扩大市民公会,准备建立市民政权;领导左派,严厉打击右派,等等。
决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简
称特委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军委,
以加强对起义的领导和指挥。
为了切实地吸取第二次起义的经验和教训,使第三次起义的计划和政
策更加正确,瞿秋白于24 日写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
计划意见书》。他鲜明地指出党在领导第二次起义工作中的错误:“我党将工
人群众放在街上(总同盟罢工),整整三天不去理他们,不领导他们前进。
至于暴动的进攻,甚至不但不攻,并亦不守——工人群众之夺枪杀工贼拒捕,
在二十二日下午六时之前尚大半系自动的(上总于发出罢工纪律‘不准打厂,
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之后,等到李宝章开始屠杀,尚未有决然
令工人防守的通告)”。对于党领导起义的策略,意见书说:“这种策略是:
工人罢了工,等候大资产阶级之援助,撇开小资产阶级,而不加以领导鼓动,
只想得了钮铁(惕)生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军官改变态度),大商肯发命
令罢市等种种所谓‘暴动之胜利的保障’后,然后再准备暴动。这种策略,
简直客观上是卖阶级的策略。”瞿秋白列举了工人自发地惩罚工贼,进攻警
署、兵工厂,赞扬了工人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我们的领导者却远远
落后于工人的行动。他说:“22 日晚9 时半,集中于北站的某处工人代表,
向我(秋白)说:‘大家不动,你们教我们五十工人骚动,岂非叫我们白白
去牺牲’”。工人们的批评和抗议,说明了党的领导不力,“教训了我们的党”。
瞿秋白在意见书中对于第三次起义,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强调党
“亟宜集中政治领导”,掌握领导权。“上海市民应以工人阶级为领袖,武装
暴动响应北伐军,自动召集上海市民代表紧急会议,这就是集合一切革命的
行动的分子的总机关,在暴动前暴动后,指挥上海革命运动”,“所以,‘一
切政权归市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总口号”。
新政策的策略是:对于大资产阶级,“逼迫他们服从‘民意’,牵制他
们妥协政策,尽量利用他们内部之冲突,及其军事上的联络”;对于小资产
阶级,“尽可能引导一般市民群众,使他们做我们反对大资产阶级领导革命
中的友军”;对于反动派及买办阶级,“竭全力暴露其罪恶,不断的极急烈的
攻击其卖国卖民勾当并攻击帝国主义军阀之一切压迫——这亦是与民权资产
阶级在此次上海革命中争领袖权之另一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党对
于工人阶级,应当‘竭全力(一直到公开的向他们承认党此次之错误),鼓
励其武装斗争的意志,指明其夺取其参政权之目的”,“工人应当领导小资产
阶级力求民权独裁之实现而实行群众暴动而不是自己单独的干”。瞿秋白进
一步指出:“新政策之策略必定要根本认定总同盟罢工之后(假定二月二十
八日早的一小时罢工起,假定不妨愈早愈好)之后四五小时内就能过渡于群
众的武装暴动。”因此,“在政治上,我们要从现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
日下午十时)起使工人及市民群众中逐渐紧促的造成一种心理——革命情
绪”;“在军事上,尤其要造成一种武装斗争夺取武器的革命意志”。在意见
书中,瞿秋白还就组织起义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党的工作上,
他强调对各部委书记、支部活动分子及新同志等分别进行训练,分配他们工
作任务。
他要求党“指出客观上卖阶级卖革命之‘错误’的危险,而激励对于
在新政策之下誓死前进之决心与意志。”要“宣布戒严的军事状态,统一的
政治指导,不动摇的政治指导,万分的紧张工作,施行政治的纪律”。这个
意见书被提交中央特委会讨论。2 月24 日晚9 时,中央特别委员会举行会
议,讨论军事、工运和党务工作等问题。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
瞿秋白、彭述之、尹宽、汪寿华出席了会议。周恩来、汪寿华、罗亦农分别
作了军事、工运、党务方面的报告。瞿秋白在发言中说:在军事方面,应当
解决“怎样摇动敌军,怎样联络军队与保卫团二个问题”,“纠察队之组织,
应由工会与党一块工作,要宣传武装使群众心理安定,要有作战计划,有主
力军之训练。”中央特别委员会,每天晚间举行会议,讨论分析形势,研究
制订政策,指挥起义的准备工作。瞿秋白先后出席了2 月25 日至28 日、3
月1、2 日的会议,分别对宣传工作、市政府民选、攻击兵工厂等发表了重
要意见。起义的实践证明,上述书面和口头意见,都是正确的。
3 月中旬,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动的前夕,瞿秋白奉命前往武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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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是在192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