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 秋白--从书生到领袖-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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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过程中，米夫从东方部和中山大学调了一些人参加会务和
翻译工作。王明被米夫安排担任重要译员，参加了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的
谈话。瞿秋白、李立三等向斯大林请教的一些问题，在王明看来，都很可笑，
因而更加目空一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许。米夫则散布对中国党负责人
轻视和不信任的话，推崇王明等人，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领导层。当
时虽未得逞，但造成了中国留俄学生中对中共代表团及中央负责人的轻视和
不信任。米夫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要他向旅苏留学生发表讲话，反
对“江浙同乡会”。六次大会结束后，有的代表没有走，米夫又召集报告会，
王明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①中山大学自国民党叛变革命后，
改为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中山大学的风潮，起始于1927 年夏季，学年总结时，发生了拥护代理
校长的学生和支持支部局的学生之间的分歧，是为教务派与支部派之争。米
夫从中国回来后，支持支部派，压制教务派，当了校长。王明等人支持米夫，
实际上在学生中很孤立。于是他们便捏造谣言，说中山大学有一个由俞秀松、
董亦湘、周达文等人组织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并
经苏联有关部调查确认属实。按向忠发的说法：“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
组织”。“他们的组织在党内秘密，有中央的组织，亦有各地支部的组织”；“他
们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
“他们以后的出路不外：1、公开的反革命，投向蒋介石来屠杀工农；2、
走到小资产阶级反动政党（如第三党）里去，反对C·P·；3、留在党内捣乱
破坏。”因此，必须“消灭其组织”；“对组织中领袖和中心人物予以严厉的
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①。向忠发在中山大学的讲
演中，竟威胁要枪毙一些人。事后便有学生被捕、被开除。学生激于义愤，
纷纷找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瞿秋白听取了学生意见。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周
恩来曾到学生中间调查，认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瞿秋白又派邓中夏、
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与校方发生争执。米夫和由他操纵的、由王明一伙加
上几个俄国人组成的支部局，居然不许中共代表团过问这所训练中国学生的
学校。中共代表团经共产国际秘书长同意，前往格伯乌机关查阅材料，也遭
拒绝。1928 年8 月15 日，中共代表团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了代表
团对苏联当局处理“江浙同乡会”的不同意见。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
在一些江浙籍同学中，对某些问题意见一致，并不是罪过，不能说明他们就
是有组织的派别活动。1928 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
会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
的反动组织的结论。约在这个时候，瞿秋白向库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东方部
副部长职务的建议。①向忠发：《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报告》（1928
年9 月14 日）。
1929 年夏天，中山大学举行学年总结大会，多数学生反对支部局，瞿
秋白公开发表讲演支持多数学生，反对无原则的斗争，对支部局的领导也颇
有批评。会议进行三天。
瞿秋白要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山大学事件采取一致的态度，但后来张国
焘却顺风转舵，倒向米夫一边去了。
联共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以后，中山大学掀起了更大
的风浪。布哈林“右倾”的主要罪状是反对全盘集体化，反对消灭富农。瞿
秋白在富农问题上，原来和布哈林一致，即强调富农的封建性，但不要故意
加紧反对富农。他主持起草制订的六大决议中，也有同样的提法。1929 年6
月间，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认为中国也应同苏联一样，推行反
对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瞿秋白反对，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
在张国焘的调和下，瞿秋白勉强地违心地同意米夫提出的《共产国际
执委致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1929 年6 月7 日）。富农问题的争辩，
影响很大，瞿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中山大
学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企图把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起扣到瞿秋白
的头上。
他们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与反对他们的党员摊牌，并提
议请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置他们于被公开批判的地位。瞿秋白拒绝出席会
议。随后，他们又在清党的一般讨论阶段，召开大会，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
代表团的攻击。
事先，他们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团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自从
中共六大以来中共代表团及其成员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审查，
找出可以攻击之点。大会开始后，他们在发言中集中攻击瞿秋白等犯了机会
主义错误。米夫派以及参加会议的联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致鼓掌，表示支
持这种攻击，以孤立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与此同时，清党已发展到行动阶
段，据陆定一回忆说：“凡是‘反对支部局’的，除了少数几个工人以外，
都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等处分。”
①喧嚣，起哄，谩骂，处分，一切卑劣的手段，都无法使真理正义在身的共
产主义战士发生丝毫的动摇。但是，在这种乌烟瘴气，是非颠倒的恶劣环境
里，却可以使一些好人愤懑到痛不欲生。有的人自杀了，而有些不自杀的人
则莫名其妙地突然失踪了。
中山大学学生瞿景白，在这次大会以后，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党员
党证，退给联共区党委。就在这一天，他“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
当时谁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楚。①陆定一：《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江
汉论坛》1982 年第6 期。
景白是瞿秋白的三弟，生于1906 年。他在哥哥教诲和带领下，成长很
快。1921 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绩优秀。1924 年开始就读于上
海大学，并在那里入党。曾在《新青年》季刊发表诗作，并担任上海大学演
说练习会的文书。
五卅运动中表现出色，一度被捕入狱。在法庭受审时，他“脸不变色，
作了义正辞严的答辩”①。他先后在上海、汉口作过党、团的工作。随瞿秋
白来莫斯科后，曾参加中共六大的秘书工作。后在中山大学一边学习，一边
同瞿秋白合编了《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景白“失踪”，对瞿秋白感情上
的刺激，是相当深的。①姚天羽：《培养革命干部的洪炉——上海大学》。《党
史资料丛刊》1980 年第2 辑。
在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的杨之华，也因为反对米夫派，受到了严重处
分。
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时一致肯定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政治路线，谴
责反对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事件的主
要责任。1930 年春，米夫召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和张国焘到他的办公室，
板起面孔，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
动问题决议案》。指责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邓、余）领导了派别的活动，
未与托派进行充分的斗争。由于张国焘在这次斗争中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段，
最后倒向米夫派，所以决议说他不是在当初，而是在后来才对中山大学的派
别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决议宣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
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共产国
际商定新的成分。
这样，瞿秋白便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这一场斗争，究竟如何看呢？当时中共代表团成员陆定一有明确的回
答：
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
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使中国革
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
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
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
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
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
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①①陆定一为《忆秋白》所写的前
言（1980 年5 月3 日）。
瞿秋白后来在回顾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时，写道：
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
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
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
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的理由。
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
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消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
备回国。①①《多余的话》转引自《瞿秋白年谱》第151 页，广东人民出
版社1983 年版。
在莫斯科的两年时间里，瞿秋白时刻关心国内的工作，他的心是向着
祖国的。他校阅过列宁的重要著作的中文译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
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书，翻
译过不少文件；他研究了中国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他
的这些研究和著译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内的革命工作和未来的建设
工作有关。因此，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
这样他就有可能回到中国来了。1930 年6 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主持下召
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
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中央，形成了立三路线。7
月23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针对立三路线，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即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瞿秋白、周恩来（4 月间到苏，向共产国际汇报
工作，并参加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参加了决议案的讨论。8 月12 日、13
日，秘密前往武汉观察形势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两次向莫斯科报告：
武汉驻扎着大量国民党军队，革命力量不过三百多人。共产国际当即决定派
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
周恩来、瞿秋白先后取道欧洲回国。路经德国柏林时，8 月1 日，瞿秋
白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柏林失业工人示威大会。
会后，周恩来先行返国。8 月26 日，瞿秋白返抵上海。
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
中共六大以后，名义上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
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由于贯彻了六大决议，中国革命形势从1929 年下半年
到1930 年上半年有了上升的趋势。中国工农红军力量增强，革命根据地日
益扩大，瞿秋白这时著文欢呼“毛泽东红军万岁！”①。在这种好的形势下，
李立三便骄傲起来，忘乎所以，企图改变六大的正确方针，要实现一省或数
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的前景，有一个十分乐观、十分狂热，
但又十分虚幻的估计：预计在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蒋介石将迁都北京，
而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在武汉成立，形成武汉与北京两个政权的对峙局面。与
此同时，在北方进行冀鲁豫暴动，推翻北京政府；在东北举行哈尔滨、大连
起义，在南方进行广州、香港暴动，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实现世界
革命。当李立三的六月决议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说：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
①瞿秋白：《中国的苏维埃革命》（1930 年1 月）。《共产国际》月刊，第1
卷第1 期。
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是反对的，特别是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在关
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关于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关于取消党、团、工
会组织，成立总行动委员会组织等等方面，都批评了李立三。但是，就共产
国际与立三路线之间的思想理论体系来说，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或
者说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时期”的理论，关
于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理论，关于反布哈林右倾的斗争，等等，推动
和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形成。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在中国革命性质、夺取国家
政权的道路以及在革命形势、党的任务等重大问题上，同李立三之间并不存
在根本的分歧。七月决议明确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
的，但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明确提出中国革命
的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强调右倾乃是主要的危险。
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受到远东局代表的批评。远东局代表写信给共产
国际，认为中共中央的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李立三则写信给共产国际，要
求撤换远东局代表。8 月，国际决议，否定了远东局代表关于中共中央六月
决议是路线错误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
错误。八月决议和七月决议，内容一致，成为中共三中全会的指导文件。
8 月1 日、3 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竟说：国际不了解中国革
命发展趋势；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
回事。并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国际说话。随后，李立三一
再以中央政治局名义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写信打电报，谎报中国革命的高潮
和战绩，要求批准他的暴动计划。这一系列公开对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行
为，对于有权指挥各国党的共产国际来说，是绝对不可容忍的错误。
9 月24 日至28 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
海举行。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李立三发言承认了错误，瞿秋
白作了政治总结，即《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
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
的总任务议决案》，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指出前一时期的冒险主
义倾向的错误，主要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
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决议认为立三路线“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
致的”，但是策略上有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
打大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作，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表现在对于立三路线的“左”倾的思想实质没有
加以清算和纠正；错误地强调反右倾；曾经反对立三路线并被立三路线中央
打击的何孟雄，仍然成为三中全会打击的对象。但以三中全会的缺点与功绩
相比，三中全会的功绩是主要的。
可是，两个月过去，到了11 月间，共产国际突然来信①，在对立三路
线错误的估计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来信说，立三路线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