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 秋白--从书生到领袖-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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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大纲，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
成立。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担任学联
的评议部议员。评议部的职责是议决学联的重大事项，各校不论人数多少，
均出评议员二人。学联成立后，立即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接着，又投入
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斗争。5 月14 日，北京政府徐世昌被迫发
表挽留蔡元培的指令，同时却下令挽留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北京政府还
连下两道命令恐吓和镇压爱国学生，宣称“遇有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仍遵
照前令，依法逮惩”。这就更加激起了青年学生的反抗。北京学联经过多次
酝酿，在5 月18 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19 日起，实行总罢课。
瞿秋白所代表的俄文专修馆和他的朋友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等所
代表的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等，都是北京学联的组成单位，他们经常在
一起开会，进行爱国活动。
瞿秋白、郑振铎等人所在的学校，单位虽小，工作却很难开展，郑振
铎说他自己“领导不起来，特别是我几乎成了‘单干’。”①瞿秋白以阅历深，
学识博，见解新见长，在这些年轻人中间，有“少年老成”之称。郑振铎说：
“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
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
①②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 年第12
期。
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以后，大规模地开展了讲演、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等活动。瞿秋白率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冒着初夏的骄阳活跃在北京街头。
由十人左右组成的讲演“十人团”尤其活跃，人烟稠密的商业区、游览区和
庙会，是他们经常去的场所。讲演的题目有“爱国”、“青岛问题”、“争回青
岛”、“国民自决”、“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青岛交涉失败的原
因”、“山东与全国的关系”、“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国民快醒”、“抵抗强
权”、“日本的野心和中国救亡的法子”、“五月四日”、“亡国之痛苦及救国之
方法”等等。他们的讲演是紧密地结合着现实斗争，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对
于促进群众的觉醒，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市民踊跃听讲，听到痛切处，往往痛哭流涕。
面对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运动，北京政府接连下令镇压。5 月21 日，
徐世昌令“屠夫”王怀庆任步军统领，将北京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瞿秋
白和朋友们的活动越来越富于斗争性和隐蔽性。他们经常在夜间开会，开会
前悄悄地零散地溜进会场，散会后又分散着悄然离去。各个学校附近，都有
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伪装成小贩、车夫、鞋匠等，监视学生们的行动。有的特
务夜间埋伏在隐蔽的角落，学生走过，他会突然叫你的名字，你一答应，他
们便蜂拥而上，把你抓走。他们用这种伎俩，抓走了一些同学。瞿秋白在斗
争中学会了机警地对付敌人，他几次甩掉了跟踪盯梢的特务。一次，他被一
个特务盯梢。
他上电车，特务也上电车；他坐人力车，特务又坐人力车跟上。他转
弯抹角地兜了很多圈子，终于把特务甩掉了。这时，瞿秋白和同学们出校活
动，常常二三人结伴同行，互相照应，以防敌人破坏。
北京政府为了扑灭五四爱国活动的烈火，在6 月1 日连发两道命令，
一道是为卖国贼曹、章、陆洗刷罪行，掩饰北京政府媚日卖国的丑恶嘴脸；
一道是诬蔑学生爱国行动“越轨”、“祸国”，限令“即日一律上课”，否则将
予逮捕法办。
学生们的严正回答是：从6 月3 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讲演。倘遭
逮捕，次日加倍出动；倘再被逮捕，次日再加倍出动，直到全体学生被捕完
为止。
6 月3 日上午，北京二十多所学校各派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瞿秋白和
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一起到达预定地点，开展讲演活动。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
警驱散听讲的群众，逮捕讲演的学生。当天，学生被逮者达一百七十八人，
瞿秋白也被逮捕。由于捕人过多，警察厅已容纳不下，便把在北河沿的北京
大学法科校舍临时改为拘留所。6 月4 日，有更多的学生上街讲演，又被捕
去七百多人。北大法科收容不下，又把在马神庙的北大理科校舍改为临时监
狱。瞿秋白和被捕同学一起坚持斗争，抗议军警非法捕人，要求立即释放。
6 月5 日，各校出动讲演的学生，增加到五千余人。当日，上海学生罢
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急忙召开国务会议，被迫释放
全部被捕学生。但是被捕学生拒绝出狱，而且反拘了七名警察，留下两座军
警帐篷，作为揭露反动当局的证据。6 日，学联通告全国，控诉当局迫害爱
国学生的罪行。直到6 月8 日，学生们为准备参加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大请愿，
才离开了临时监狱，返回各校。
在全国人民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高压之下，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罢
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辱国的和约上签字。这两件事无疑是
振奋人心的。有些人因此感到满足了，失去了斗争的积极性；但瞿秋白深感
中国仍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他不能不出来说话。7 月17 日，他所写的《不
签字后之办法》一文在《晨报》第六版发表。
他在文末的跋中说：
仆素昧于外交大势，兹就愚见所及，有所陈述。不觉所望于政府者太
奢，即所望于国民者亦恐太过。然人患不能自立，苟有决心，何事不就，不
甘自轻而召侮。
这一段话是温和的，有节制的，但内中所包含的强劲的决心是显而易
见的。
瞿秋白对政府的要求有三条，中心意思是要求政府在外交中“须有手
段，有眼光，勿再蹈。。失败之覆辙”，“更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
约。”这当然是“所望太奢”，因为北京政府是卖国政府，不卖国就得不到帝
国主义列强的庇护和扶植，就无法对付人民的反抗，它注定是个软骨头的政
府。
最重要的是人民大众。瞿秋白对学生的要求有三条，对“国民”的要
求有六条。对学生的三条要求是：（一）各地学生联合会多出书报，切实研
究外交政治，以为一般社会之指导；（二）游行演讲，定期演讲宜永远进行；
（三）学生储金，以为赎路之助，并可为长期储金，兴办学生工厂或公共消
费社，以间接提供国货。这里，瞿秋白是很看重宣传舆论工作的，他后来成
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宣传家，绝不是偶然的。
“今日政府万不可靠”！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人民，提出“国民所应办
者有六”。
这六项之中，除却“筹款赎路”、“抵制日货”、“长期储金筹办平民工
厂振兴实业”三条外，其余的三条至为重要：（一）亟宜联络各省各界联合
会团体，一致宣言，并派代表入京要求政府实行此三项（按指“政府所应办
者三”）及随时明白宣布一切外交情形及各项文电，如不得要领，即可表示
国民对政府最后之决心；（二）联络各地各界联合会、各团体，即可组织全
国各界联合会，派代表赴和会请愿并监视专使；向和会声明全国国民之意，
山东问题必得一公允之解决；一切秘约及二十一条，中国国民誓不承认，必
须废除。不然，是协约国绝中国太甚，中国国民唯有与日人拼命，而决不能
负破坏东亚和平之责；（三）中国在各国的留学生、华侨、华工，亟宜组织
通信社或外交研究会，各就近投稿于外国报刊。最好创设报馆于各国各地，
而华侨、华工更可为其他运动，以示中国国民民意真相，并可激起国外之舆
论，冀多少取得英法各国之同情。①
①以上均见《晨报》1919 年7 月17 日第六版。
痛感祖国前途多难，岌岌可危，他于是提出“今日政府万不可靠”，具
有明显的反对封建军阀政府的意义；“唯有与日人拼命”，则表现了他的反对
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他期待着人民大众奋起救亡图存，那感情是极其真挚
灼热的。
这时，山东省发生了“马良祸鲁”事件，由此引起了全国人民对“鲁
案”的声援。
瞿秋白又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声援的斗争中。
山东是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盘踞的省份。山东督军张树元、济南镇
守使兼警备司令马良（回族）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7 月21 日，济南学、
商、工、农各界千余人召开救国大会，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痛斥安福系的喉
舌《昌言报》的卖国言论，冲入报馆，将该报经理、主编等捆绑牵至街头示
众，然后送交省长公署和检查厅，要求对他们绳之以法。22 日，张树元急
电北京政府，请颁戒严令。25 日，北京政府下令宣布济南戒严，以马良为
戒严司令。马良公然主张中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反对抵制日货，“感激”
日本接济饷械，甚至鼓吹中日合并。8 月3 日，山东学生请愿团要求省当局
解除戒严令，禁止卖米给日本，释放被捕的爱国者。马良派兵镇压，捕去请
愿者十六人。不久，又将马云亭等三位回族爱国者逮捕枪杀。
马良祸鲁残民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共愤。于是，一个以要求取
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为中心内容的请愿运动勃然兴起。北京、天津、山
东、唐山、山海关等地代表齐集于北京进行联合请愿斗争，要求总统徐世昌
取消山东戒严令。
瞿秋白参加了请愿斗争。
8 月23 日上午十时，瞿秋白和各地代表在北京山东中学集会，决定面
见徐世昌，呈递请愿书。请愿书揭露了戒严令颁布后山东人民备受迫害的状
况：“下令戒严，横加压迫，以致法网罗织，鸡犬不宁。围校舍如屠城，视
人命如草芥，山东全省遂暗无天日。”揭露了马良媚日卖国，屠杀人民的罪
行：“济南镇守使马良凭恃权威，平日已无毒不作。
自彼兼任戒严司令以来，更逞其摧残教育之积心，肆行荼毒，草菅人
命。动触腹诽，市井日惊，居民无告。岂我国家法令森严之日，二十世纪民
权昌明之世，而容再有此残杀无辜，横蛮无忌之徒，得以行其祸国祸民之计？
矧又昌言媚外，发种种合并之谬说，。。且恐腾笑友邦，贻坠国体。”要求
徐世昌“即行明令，罢斥马良各职，严加惩办，以慰鲁人，而谢天下”。当
天下午三时，瞿秋白与全体代表三十多人一齐到新华门。徐世昌不予接见，
派警察处长和督察长敷衍代表，被代表们问得理屈词穷。四时许，京师警察
厅竟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全体代表加以逮捕，拘入警厅。代表被拘，激起更
大的反响。
8 月26 日，北京、天津代表三十余人再往请愿，徐世昌仍不见。全体
代表坚持到深夜，露宿于新华门外。27 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到新华门，
加入请愿行列。徐世昌仍拒不出见。
当夜，二千余人都在新华门外露宿。28 日上午，北京政府发出禁止请
愿布告，诬指各界代表“不依照法定程序遽行请愿”，并威胁说：“倘再有此
等行动，国法具在，断难曲予优容。”午后一时许，大批军警奉令将请愿群
众胁迫到天安门。晚八时许，将其中请愿代表十一人拘捕。其余群众被武力
驱散，受伤者达数十人。
北京政府原来打算把被捕的代表全部予以枪决，以收惩一儆百之效。
但在全国爱国运动压力下，不得不在8 月30 日将两次逮捕拘押的请愿代表
全部释放。
这是瞿秋白第二次被逮捕。由于劳碌过度，再加上监狱中的恶劣条件，
他出狱之后，竟至吐血，病了几个月。表姐夫秦耐铭写信慰问他，他在复信
中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①表现了崇高的爱
国热忱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①秦讷敏（耐铭）：《回忆瞿秋白烈士》。无锡《工人生活》1957 年6 月
18 日。
文学翻译活动
五四时期，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主要是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
国文学作品。
俄文专修馆“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
夫等的作品。”①瞿秋白大量地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
的作品。他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译作，就目前所知，是1919 年9 月15 日出版
的《新中国》第一卷第五期刊登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闲谈》。此后，陆续
发表的还有：果戈里的短剧《仆御室》（发表在1920 年2 月出版的《曙光》
第一卷第四期），果戈里的小说《妇女》（发表在1920 年10 月1 日出版的苏
州《妇女评论》第五卷第三期），法国都德的小说《付过工钱之后》（发表在
1920 年4 月11 日出版的《新社会》第十七期）。他还准备翻译托尔斯泰的
长篇小说《复活》，1920 年9 月出版的《改造》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刊登的“共
学社”出版预告中已经列为《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后因出国赴俄，这个
计划没有实现，改由耿匡翻译了。
①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文汇报》1949 年7 月18 日。
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和介绍，影响了他的一些朋友如郑振铎、
耿匡等人。郑振铎后来回忆说：
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
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
译的俄国文学史，象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
我们怀中之宝。。。
我们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
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
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主编“共
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①①郑振铎：
《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 年第12 期。
瞿秋白同这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团结在一起，积极地进行俄罗斯文学的
翻译工作，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0 年7 月，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
了耿匡、沈颖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瞿秋白为此书写
了一篇序。同时，又为沈颖所译《驿站监察吏》写了序《论普希金的〈弁尔
金小说集〉》。瞿秋白和耿匡共同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十篇短篇小说，辑为《托
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后来在1921 年12 月，作为“共学社”的《俄罗斯文
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有耿匡的序。这十篇译作，由于未分别署
译者名字，所以现在已不知道究竟哪几篇是瞿秋白译的，只好存疑了。据熟
知情况的瞿菊农说：瞿秋白和耿匡当时在翻译俄国文学作品时的关系是很密
切的，合作得很好。因为瞿秋白的俄文和中文的程度都比耿匡好，耿匡翻译
的东西，差不多都经瞿秋白修改过；有时候两个人共同翻译：瞿秋白看着原
著进行口译，由耿匡记录下来，经瞿秋白修改定稿。
由沉醉于吟咏那种排遣个人积郁的旧体诗词，到热心地翻译和介绍俄
罗斯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