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日子-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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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顽强地在议会内外追求人道主义者的目标。他们在运动中组织群众请愿，寻求政治上的支持来废除奴隶贸易，直到最后英国的奴隶贸易——尽管还不是奴隶制度——于1807年在全国范围内被法律禁止。 这项新法律生效时，是在美国于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30多年以后，法国1789年大革命爆发将近20年以后。虽然在今天法国革命被讥讽地认为阻止了英国的废奴事业，它的反权威的理想在其他地方却激励了反对奴隶制的英勇斗争。其中最有名的是起义者杜桑·卢维杜尔将军（1746—1803）在海地岛上领导的战斗，海地当时叫做“圣多明各”。杜桑生来就是奴隶，在美国发布《人权法案》的1791年他参加了一次起义，之后成长为一个有勇有谋的军事领袖。面对强大的对手，他成功地组织了抗击英国和西班牙远征队的武装斗争，使得海地能够在1804年宣布独立，直到后来他被拿破仑抓住并监禁起来。 此后，奴隶制又在岛上重新建立，且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整个西印度群岛的历史不断受到小规模奴隶起义、战争和叛乱的困扰，范围遍及牙买加、格林纳达、圣卢西亚、多米尼加和巴贝多。有时反叛者是新来的，他们还不了解压迫者力量之大；在其他情况下，反叛者是强悍的武装起来的逃亡者，他们的绰号是“放逐者”，躲藏在偏远荒凉的内陆地区，顽强地抵抗前来抓他们的人。 英国在劝说其他欧洲国家禁止奴隶贸易方面进展很慢。丹麦人与英国同年废除奴隶贸易，而荷兰人却等到1816年，法国于两年后效仿荷兰，西班牙则直到1820年才废除。即使这样，到1833年奴隶制在所有的英国领土上彻底废除，也不过是分阶段、缓慢进行的，主要是为了避免损害海外强大的有望得到的特权。人道主义者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得到经济上的支持；人们日益相信自由贸易是未来繁荣的火车头，他们也意识到英国纳税人在资助西印度群岛的农场主，这也使得人们开始在政治上反对奴隶制度。法国和荷兰又等了15年才结束奴隶制。然而美国的奴隶贸易直到1830年安德鲁·杰克逊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出台时还很兴盛，该法案强行把5个印第安部落从他们南方肥沃的农业土地上驱赶到贫瘠的西部。大约300万公顷（约合2500万英亩）的肥沃的农业土地被开垦，由非洲奴隶来种植棉花，南方由此出现了许多“棉花大王”奴隶主。 当然，美国的精英层并非未受到废奴主义者热情的触动。最有名的例子之一是范妮·凯姆博（1809—1893）与皮尔斯·巴特勒（1806—1867）的婚姻，前者是著名的英国女演员，热情的废奴主义者，后者是佐治亚州海岸一个拥有700多个奴隶的富有的种植园主的后代。 他们这段姻缘开始时像经典的追求过程一样浪漫温馨，但泼辣、勇敢的凯姆博与富有、令所有女人着迷的巴特勒之间的这段“童话般的罗曼史”，却因为二人在巴特勒的财产的道德基础问题上互相较量，展开意志的激烈战斗，最终以离婚告终。他们具讽刺性的爱情故事后来成为玛格利特·米歇尔的20世纪30年代的传奇小说《飘》的写作基础，后来这部小说又被改编成为电影，轰动了全世界，也使得主角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一举成名。 然而，早在南方的巴特勒夫妇的婚姻于19世纪中叶陷入危机之前，北方那些专注的废奴主义者们已经在不懈地奋斗了。19世纪20年代废奴主义者的热情由于福音基督教的复苏而空前高涨，因为福音基督教谴责奴隶制是罪恶的；从30年代开始要求强制解放奴隶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废奴主义者们如斯尔多·韦尔德（1803—1895，他写了两本反对奴隶制的畅销书），亚瑟兄弟（1786—1865），刘易斯·泰本（1788—1863）和威廉姆·加里森（1805—1879）等人来说，这成为一场全面爆发的圣战，得到J·G·威第尔（1807—1892）的辩论文章和雄辩家文德尔·菲利浦（1811—1884）的支持。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在1831年向国会递交了他的著名的反对奴隶制请愿书，随后美国反奴隶制学会在1833年成立，随着院外游说活动开展并加快脚步，该学会向南方政府投掷了大量废奴主义文献。 并不是所有在这个时期反对奴隶制的人都是特权阶级，受过教育或是白人。对一些人来说，惟一可用的反抗形势是通过武力斗争。1800年加布里尔·普罗塞（1775—1800）计划组织1000个黑奴武装起义，想要攻击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市，不过计划由于一场暴风雨而流产。 1822年，丹马克·威西（1767—1822，是一个获释的奴隶和卫理公会教派的传教士）组织了更大的力量企图攻击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但是他们的计划被出卖，威西和其他36个人被绞死了。1831年，南特·特纳（1800—1831，一个自任的浸礼会教士）在弗吉尼亚的南安普敦镇领导了一场起义，杀了大约60个白人男女和儿童。特纳和其他16个人被处以死刑；之后好几个与此次屠杀无关的黑人被谋杀，他们的头被割下来扔在路边作为骇人的警告。西印度群岛传来的奴隶起义的消息使得美国奴隶主非常苦恼，因为他们的数目远不如对手，他们对叛乱的恐怖做出的反应是加强了高压手段。 其他的黑奴采取了一种更为谨慎小心的手段：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1817—1895）是一个南方的奴隶，被主人送到巴尔的摩后，他学会了读书写字，然后又教他的奴隶伙伴们，后来在1838年逃往纽约。道格拉斯成为一个著名的废奴主义者，与加里森和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一同工作。他通过“地下铁路”帮助那些逃到北方的南方奴隶，在英国大讲奴隶制的邪恶，在废奴主义运动中鼓励大西洋两岸的联系，还拥护女权运动。道格拉斯逐字解释《独立宣言》，指出它说的是“所有人”而不是“所有白人”，将它作为黑人解放的教科书。 然而南北的界线并不像后来的美国内战所表明的那样总是泾渭分明。所罗门·诺斯拉普（1808—？）是一个获释的奴隶，他曾经于1841年在华盛顿被绑架，之后被囚禁12年。 后来他回想国家首都的一个奴隶围场中的条件时这样描述道：“它几乎跟农民的谷仓旁的粗陋的场地无异，只不过它的建筑格局让外界看不见像牛马一样被关在里面的人。与场地相连的建筑有两层高，前面是华盛顿的一条公共街道。从外面看，它与一所静静的私人住宅无异。不知底细的人看它一眼，做梦也不会想到它竟会有这样可怕的用途。这已经够奇怪的了，然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站在这儿，视线所及，就是国会山。那些标榜‘自由、平等’的爱国者代表们的喊声几乎与那些可怜的奴隶身上镣铐的‘丁当’声响成一片。在国会山的影子里，就有一座奴隶的圈场！” 到19世纪30年代末，美国废奴主义者的呼声空前高涨，这可以从这份反对奴隶制的报纸《解放者》的首页图中看出。 在10年之内，哈利特·斯托夫人（1811—1896）的关于逃亡奴隶的畅销书《汤姆叔叔的小屋》（于1851—1852首次以连载的形式出版）为那些反对南方的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者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一些白人废奴主义者也愿意采取直接行动。约翰·布朗（1800—1859）参加过堪萨斯州那场血腥的争斗，争斗发生在反对奴隶制的“自由耕种者”和以不正当手段操纵了州选举的亲奴隶制分子之间。 1859年，布朗领导了对哈泼斯渡口的突袭，该渡口是一个位于波多马克河与雪兰多河汇合处的联邦军械库，储存着90；000件武器。据说布朗煽动黑种工人们拿起武器，解放自己，尽管随之而来的反叛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热情似火的布朗后来在华盛顿成为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密友。 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就任美国总统。那时南方几个蓄奴州已经表现出与北方分道扬镳的倾向，南方的民主党派也一分为二：亲奴隶制的和反奴隶制的，蓄奴州要在大选中支持自己的候选人。林肯属于共和党。脱离联邦主义者的大车已经在运行中了。1861年年初，密西西比、佛罗里达、阿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随南卡罗莱纳之后脱离联邦，弗吉尼亚、阿肯色、田纳西和北卡罗莱纳四州也威胁要效仿它们。2月份，杰斐逊·戴维斯被宣布为美国南部邦联总统。内战开始了，尽管有其他4个蓄奴州——特拉华州、肯塔基州、马里兰州和密苏里州仍然站在联邦一边。经过一系列血腥的战争，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于1863年1月发布，宣布解放所有反叛州的奴隶，但是仍然没有完全废除奴隶制。现在联邦一方的黑人和白人士兵开始并肩作战（许多黑人曾经是奴隶），冲突又持续了2年多，双方又伤亡无数，才最终以南方投降告终。战争结束后不到一周，林肯就被演员约翰·维尔克斯·蒲斯刺杀身亡。 内战结束后，美国黑人对于奴隶制结束所感到的欢快——尽管也有对于未来的焦虑和彷徨——很快在一系列的失望中消失殆尽。他们新取得的公民地位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或经济地位的改观，尤其在南方，“自警团”（VigilanteGroups）和所谓的“吉姆·克劳”法（JimCrowLaws指歧视黑人的法律——例如《种族隔离法》等）带来了新的、更加阴险残酷的压迫形式。随着工业化鼓励人们越来越多地向北方迁移（20世纪速度加快），南方的黑人发现自己被塞入肮脏拥挤的贫民区，还要向白人地主缴纳高额租金。许多人曾经梦想北方是个天堂——很明显，它不是。就是在内战结束将近1个世纪时，在这样的背景下，黑人民权运动开始蓬勃开展。
民权运动第24节 民权运动（3）
很自然，非洲的情形迥然不同。奴隶贸易的发展和非洲的殖民化过程开始于一系列的皇室的开创探险，到19世纪末叶达到高潮，二者尽管在某些方面相关联，却是完全不同的过程。暂且抛开有趣但争议颇多的关于古埃及的种族起源这个问题不谈，到15世纪，非洲大陆上其他地方已经有许多黑人王国兴盛起来。这些包括钢铁王国刚果——地跨现在的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富庶的马里帝国以其精致的青铜制品闻名于世。非洲远不是“原始的”，但是奴隶主们把非洲人描述得跟禽兽相差无几是有其私人意图的。一个曾经是奴隶的美国黑人后来回忆哥伦比亚的奴隶圈场时说，“那儿比猪圈还糟”。 与这段历史有关的第一次欧洲白人在非洲的定居点是在1570年，由葡萄牙人在今天的安哥拉建立的。一个葡萄牙的航海家曾经在1483年左右到过刚果王国；葡萄牙人是第一批直接参与奴隶贸易的欧洲人，早在1441年就有了他们的奴隶交易的记载，而西班牙人在1470年认可了他们的邻居在非洲享有奴隶贸易垄断权。葡萄牙人还在15世纪后期率先开创了通往印度的海路，从16世纪早期开始就一直是非洲南部海岸的常客。 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好望角的桌湾地区（TableBay）建立了供应站基地。5年后，荷兰农民（他们的后裔被称为“布尔人”）开始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当地部落所用的土地上定居，这些部落有闪族人（被白人称为“丛林中人”）和科伊科伊人（他们有放牧牛羊的大片草场，也被称为“霍屯督人”），这两种人被统称为“高山族人”，他们的文化与该地区那些古老的以打猎采集为生的民族以及那些讲班图语的农民的文化不同，这些农民在进入内陆之前就把畜牧业、种植业、金属加工业引入了东部沿海地区。 荷兰定居者种植小麦和葡萄用来酿酒，从马达加斯加、东非和东印度引入奴隶劳动力。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布尔人又开发了一大片土地，越过了近处的山脉去搜寻新鲜草场，在那儿他们的打猎和放牧活动都几乎可以不受限制，高山族人在开始时由于感染了天花等输入性疾病而人口锐减；许多幸存者别无选择，只能去为殖民者服务。这种种族混杂的关系开始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级结构的产生，殖民者处于最上层，正在兴起的亚裔工匠阶层（所谓的“好望角的马来人”），还有一群混杂的“有色人种”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到这个世纪中叶，好望角的奴隶数目已经超过了欧洲的“自由公民”居民。 世纪末期，在布尔人和高山人、科萨人和班图人之间不时地发生冲突，下世纪早期演发成由其他非洲部落组织建立的王国之间的大规模斗争。非洲人之间的政治手段既是进攻性的，又是防守性的：最令人生畏的领袖是祖鲁王国的建国者恰卡（1787—1828），他是一个残忍的将军，组建了一支40；000人的常规军对他的邻人们发动无情的进攻，直到1828年被暗杀。与此同时，紧随1795年的入侵之后，英国于1806年对好望角的吞并激起了布尔人的集体外逃，到1835—1843年形成了“大迁徙”的高潮。随着成千上万的人坐着牛车出发去纳塔尔、德兰士瓦、奥兰治自由邦等地建立新的共和国，由于非洲本地人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南非内陆高原地区的非洲人的迁徙，这促使了持久的布尔人有关“空白地带”神话的产生——布尔人认为，那里乃是一片蛮荒之地。很久以后，他们还宣称这个地带在他们到达之前一直是无人居住的。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整个18世纪，却是西非人自己充当了奴隶贸易的主力！他们被阿拉伯和欧洲奴隶主以及其他的非洲人以上百万的数目从自己的村庄中抓走。他们被用绳子或分叉的树枝拴在一起，被迫长途跋涉或者被塞入独木舟送到沿海的集会站，在那儿，来自欧洲的货轮正停泊在港口上等待它们的“货物”。奴隶们经常要在阴暗狭窄的奴隶要塞中（例如塞内加尔的戈雷岛）等很长时间，被塞在臭气熏天的牢房里，根本就没有窗户或像样的通风设备。虽然掳掠他们的人尽量保持这些贵重的商品的上市条件，许多人还是死了。一旦交易敲定，他们就被赶到甲板下面，待在粗糙木板拼制的货舱里，船通常要在公海上颠簸6~8周才到目的地，如果风向不利，那时间还要更长，这期间货舱粗糙的地板会造成严重的擦伤。疾病流行，通常对白人船员造成的危害不亚于对奴隶的。 殖民者“争夺非洲”来得要晚一些。1870年，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二世国王（1835—1909）发起一次私人行动去刚果开拓殖民地。15年之后，在任命英国探险者亨利·斯坦利（1841—1904）替他在刚果河盆地发布文书之后，他宣布自己为刚果自由邦的领袖，并且开始残酷地榨取刚果的财富。欧洲各国军事上极为自负，经济上贪婪无比，他们开始竞争在非洲的瓜分大权。英国虽然仍然忙于远东的“大猎物”，也意识到非洲这块肥肉的诱人之处。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在东方和西方都获得了新的领土，法国也不甘落后，在新世纪的前15年就进行了第二轮抢夺和交易。非洲地图上又被重新划分了界限，不过却跟这个大陆古老的土著部落的分界形式无关，而是反映了殖民者的贪婪的逻辑。今天再看一眼非洲地图，就会发现许多不自然的直线界限——分明是用尺子画的。 在非洲南部，祖鲁跟英国进行了多次的战争，1879年祖鲁人在伊桑德尔瓦纳山取得了胜利，大约2000名祖鲁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