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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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报道中说：今年3月，苏辛涛从北京参加中央宣传会议归来，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自以为给他们的反动论点找到了什么〃根据〃，刚一到家，就得意洋洋地对小集团的成员及别的同志说：〃我们的问题在北京解决了。〃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鼓励傅白芦、蔡克诚等重整旗鼓，向党进攻。
苏辛涛的兴奋并没有多久，整风运动便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他和那些主张改进报纸的编委，以及赞同他们意见的中层骨干，被打成一个党内右派小集团。他们的主张被宣布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已调离报社的邓钧洪、李冰封，都调回报社批斗，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派斗争一举摧毁了新湖南报编委会，省委另派了杨大治来任副总编辑，胡开駉、梁中夫来任编委。另外还从其他单位抽调了一些人员来任编辑、记者，这样才维持了报纸的连续出版。可以附带提一句：这杨大治和梁中夫到1959年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四
除了前述两个右派小集团之外，新湖南报还划出了一批零散的右派分子。其中谌震、邹今铎、萧湘、周艾从、张志浩等人都是1955年的肃反对象。前面已经说过，在肃反运动中，新湖南报立案审查的有十馀人，他们有些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有些是没有隐瞒什么问题，却受了一年的冤屈。在整风运动中，他们把这冤屈说出来，求一个公道，于是就成了〃攻击肃反运动〃。而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凡〃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于是他们就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在新湖南报所划的右派分子中，包括党外右派小集团中的钟叔河，有九人是肃反对象，中右分子中有两人是肃反对象。还有雷震寰，在新湖南报被列为肃反对象，肃反运动后调湖南工人报，由湖南省总工会划为右派。
我自己也是个没有集团归属的零散右派分子。也是从肃反对象这个身份顺理成章转为右派的。记得大约是9月14日，报社贴出了第一张骂我的大字报，标题就是《朱正大翻肃反案》。接着就是批判斗争等等一整套程序，不必细说。12月9日《新湖南报》第三版刊出了一篇我的〃罪状〃，倒是颇有保存和传布的价值，现在剪贴在下面。
《鲁迅传略》作者朱正原来是一贯反共的小丑
＇本报讯＇今年五、六月间，本报文教部编辑朱正一反沉默的常态，在报社内部的座谈会上和省文联所召集的座谈会上，积极发言，放出种种毒箭。他诬蔑党所倡导的〃百家争鸣〃是〃百犬争吠〃，咒骂报社领导同志〃不学无术〃、〃空架子〃、〃官僚主义〃、〃瞎扯蛋〃。许多忠心耿耿，积极工作的党员，他都斥之为〃专靠党员牌子吃饭〃，并且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他特别欣赏右派分子杨继华所说的新社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关系〃，认为是代表自己说出了心里话，拿着四处传播。
本来，他对于自己在肃反中被列为审查对象，早就怀恨在心。他曾经不顾事实，毫无根据地诬蔑肃反运动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决定惩办在前，搜集罪状在后〃，是〃罗织成罪〃。整风开始以后，他更是借此大举进攻，整天不干工作，大做翻案文章，说是〃要以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搞这件事〃，对党〃回敬一它〃。他和肃反中受到审查的小集团的成员钟叔河等密谋，研究如何翻案，联合向党进攻。他拿着自己写的翻案文章，对别人说：〃这是好文章，骂得淋漓痛快，一吐我心中的积怨！〃可见他恨党之深了。这还不算。他还要求把这反动翻案文章〃在最近一期整风简报上全文登出〃。当领导上拒绝他的无理要求时，他说，要把这份〃意见书〃送到街上油印铺子去印，印好后到处散发。在写翻案文章时，他还要挟组织，要看自己的档案材料。
除了在报社内部兴风作浪以外，他还积极参加陈芜、刘样等右派分子发起、并受到魏猛克支持的〃文学社〃。他们企图联络文艺界的一批恶少，来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
由于家庭出身，和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等反动著作的影响，朱正从解放的一天起就诅咒新社会。后来，他对新社会的仇视发展到了更自觉的阶段。1_9_5_0_年，他先后调到郴州群众报和原湖南工人报工作，就对两报负责人进行造谣攻击；8_月调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以后，拉拢一些人组织小集团，进行反共宗派活动，企图搞垮整个广播电台党的领导。调到新湖南报工作后，他很快地就与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党分子勾搭起来，组成小集团，进行反共活动。1_9_5_5_年肃反运动中，组织上不得不又一次对他进行了审查。
表面安静，内心仇恨，伺机而动，这就是他在肃反运动以后的情况。这期间，他用大部分精力去〃研究鲁迅〃。他说：〃我以后要好好写点东西，出了名，别人要整我也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就是他的目标和口号。他还不止一次对别人说：〃研究创作，最好研究鲁迅的小说，总共只有十几篇。〃意思是容易研究，也容易出名，而且，〃……得一笔稿费，比我的薪水不知多好多倍！〃他就是用这种龌龊的心思来〃研究鲁迅〃的。
他东剽西窃而写成的《鲁迅传略》经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他又得意忘形起来了，恬不知耻地自吹为〃研究鲁迅的专家〃，〃同一辈鲁迅研究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可是，实际上这个〃专家〃连鲁迅的著译都没有全部读完，更不必说研究了。他所热心〃研读〃的只是鲁迅逝世后国内外作家发表的关于鲁迅的论文和回忆文字，以便从中偷窃一些东西。拆穿来看，他只是一个抄袭者，他的〃杰作〃《鲁迅传略》只是一件东抄西袭，拼拼凑凑的百衲衣。然而，朱正以为自己又有了反共的资本了，便以〃鲁迅研究专家〃的身份去参加陈芜、刘样等右派分子发起组织的反动文学社，并决定拿出一千元来创办同人刊物，长期〃干〃下去。……但是这个仇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文人〃是干不下去的，他的毒爪已经被捉住了。
这篇文章中，说我〃对于自己在肃反中被列为审查对象早就怀恨在心〃，是确实的，不冤枉；我也确实应陈芜之邀去谈过搞个文学社的事。有些话，却必须加一点注解了，例如，说我〃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等反动著作〃，是指巴金的著译，因为除此之外，不但那时以前，就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阅读过另外讲无政府主义的书，不知道为什么不直说巴金著作，而要说得如此含糊。还有含糊的哩，文章里还有〃由于家庭出身〃一句，什么出身呢？没有写。没有写，就留给了读者充分的想像的馀地，当然不会往产业工人、贫雇农这个方向去想像，只会往地主、恶霸、资本家、买办这个方向去想像。我父亲看了这句话，很不舒服，说，要写家庭出身，就写明白什么出身嘛。他是有理由觉得不舒服的，后来四清运动中，四清工作组给他定的成份，是城市贫民。
五
当时我并不知道，事后许久才知道，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是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大案。《湖南省志》说：〃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在内，不过一百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的有五十四人，占当时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且多是新闻工作骨干，其中编委八人，包括原社长邓钧洪、原副总编辑苏辛涛等。有的同志早已调离报社，也调回批斗。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前引书，第233页）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所作的预算：〃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新湖南报社的实际战绩超过毛的最高估计三倍多。不论就百分比来说，还是绝对数字来说，新湖南报在当年全国各新闻单位中都居第一位。比被毛泽东两次撰文批判的头一张右派报纸文汇报，比章伯钧任社长、储安平任总编辑的光明日报，比全国第一家报纸人民日报所划的右派分子都要多。
1_9_5_8_年4_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据前引邓钧洪的文章说：〃十二人被送劳动教养，十一人被监督劳动，其余均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和撤职降级的各种处分。……不少人妻离子散，有的迫于生计，只好流落街头，靠拖板车为生。〃
我受到的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这是对右派分子处分最重的一级，这以上没有更重的处分了。想到这一点，我至今都感激毛泽东的宽厚仁慈，他在7_月间的青岛会议上表示，对右派分子不采取极端政策，最多只要劳动教养就够了。假如他决定最重的也可以判处死刑。那我早就没有命了。
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着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一些右派分子大闹翻案的时候，1979年全面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的时候，他都没有出现，必定是不在人世了。前些年黄德瑜的儿子找到报社来，报社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
1960年，在长沙新生电机厂劳动教养的李长恭等人，一天加班到深夜，肚子饿，想把次日的早餐换成当天的夜餐提前吃，伙房说要请示事务长，李长恭就去敲事务长的门。结果被睡意正浓的事务长大骂一顿，饭没有吃到，却被定性为企图利用粮食困难制造反革命暴乱，判了十二年徒刑。跟在后面也想吃餐饭的周艾从判管制三年。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家村〃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
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的党内右派小集团的一些人串连起来大搞翻案活动。他们多次集会，还出了几期报纸。这些翻案者中，像柏原和刘凤翔，认为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斗争完全弄错了，这五十四个人都应该平反。据刘凤翔告诉我，也有人认为只有党内右派小集团一案错了，应予平反，至于党外右派小集团即同人报集团，以及那些原是肃反对象的零散右派分子，是并没有划错的，不应平反。一些人不知趣跑去参加他们的翻案活动，遭到拒绝。我不相信文化大革命能给人以公道，不相信这翻案活动能够成功，因此，只采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钟叔河的态度也是这样。他说，如果他们的翻案得手，在他们的平反大会上，必有一项〃批斗真右派〃的议程，又要把我们牵去斗争一次了。
当年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对反右派斗争很积极。他在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中间受到打击，此刻成了新湖南报右派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他甚至说：〃支持不支持新湖南报受迫害同志的正义行动，是拥护不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试金石。〃只是他此刻的支持已不起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顾不暇，不久也就跳楼自杀了。
翻案者也付出代价。蔡克诚被报社的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抓去，在关押中忍受不了殴打凌辱，自杀身亡。
李均因翻案被判徒刑二十年，关了四年多才改为免予刑事处分，放了出来。我的好友刘凤翔1969年判徒刑十五年，到1970年4月4日就以反革命集团罪被枪决了。到1985年他才获彻底平反昭雪，宣布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
此外，还有谌震、萧湘、钟叔河、蓝岗和我自己，先后被判了刑期长短不一的徒刑。1979年，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政策文件，当年新湖南报所划的右派分子陆续宣布改正。包括判了死刑，判了徒刑的在内，没有一个没改正的。这些人一部分由报社收回，一部分收回后再介绍到别的文化教育机构去，继续从事专业工作。我就到了出版社，由编报改行为编书了。到1983年，也有几个人做了官：柏原做了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傅白芦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日报社长，李冰封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出版局局长，张式军做了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其妻罗光裳做了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李均做了湖南日报副总编辑，杨德嘉做了省出版局副局长。只是年纪都老了，现已全部离职休养。
李 均不堪回首话当年
我是一个历尽坎坷、九死一生的人。我的悲惨遭遇，是现在许多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我出身贫寒之家，个人历史清白无瑕。解放前即追求进步，倾向革命。1949年春在湖南省立一中（即现在的长沙一中）读书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积极从事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和迎解工作。长沙解放后的1949年9月，经组织介绍，我考入新华社湖南分社与新湖南报社合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在这里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11月结业后被分配到新湖南报工作，从此与党的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以满腔热情废寝忘食地工作，争分抢秒地钻研新闻业务，很快成为报社编辑工作中的骨干，先后担任工业组编辑、记者、秘书、副组长、工商部副主任等职务。1952年10月1日，新湖南报社公开建党，第一批发展新党员4人，我是其中之一。1956年报社开展评先工作，我被评为全报社的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奖励。当年，通过自由恋爱，我与端庄、纯洁、善良、热情的青年党员女教师杨端祥喜结连理，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此时，不论工作和生活，都是一帆风顺，我对美好的前景充满着憧憬和信心。
一场横祸从天而降
谁知，天有不测风雨，一场横祸从天而降。1958年初，我突然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一个赤诚的共产党员转瞬之间变成了党和人民的敌人，被打入了另类。
作为一个信仰马列、热爱共产党的年轻党员，历史清白，从无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即使在整风鸣放中，也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的话，为什么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其根本原因在许多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中都谈到了，即一场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引发一个震惊全国、骇人听闻的大冤案，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140多人中竟打出右派分子54人，占1/3强，绝对数和比率均居全国新闻单位首位。我也在劫难逃，成了其中的一名受害者。
这场办报方针的争论发生在1956年春，先在新湖南报编委会内部展开，然后扩展到全编辑部，争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下列问题：宣传中央与宣传地方的关系问题；政治思想宣传与生产经验技术宣传的关系问题；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天线〃（即来自领导的意见）与〃地线〃（即来自群众的意见）关系问题；中心报道与一般报道的关系问题。以原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辑苏辛涛等多数编委为一方，主张紧密结合湖南实际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忌突出地方，贬低中央；主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宣传，对于有重大价值的先进经验与生产技术，应着重从它们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着眼进行宣传；主张在突出正面报道的前提下，报纸应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张既要重视〃天线〃，又要重视〃地线〃，及时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把报纸办得丰富多彩；主张报纸宣传要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中心，同时也要抓好其他一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