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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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蔬菜班搞了三年后，又调到饲养班。饲养班比蔬菜班还要累些。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来煮潲。晚上将红薯藤和其它猪菜，用机子打成浆。饲养班最多的时候饲养了两百多头猪。在饲养班三年里，吃得比较好一点。我们那个排长，江西人，经常想办法打点牙祭。我们喂了一条母狗，生了一窝小狗。小狗长到半大时，就打了吃。吃了狗肉后，人就一个个的身体好些了。不过我的肾盂肾炎并没好，因为劳动强度太大，总是浮肿，肿得脸都变了形。　　　　
在五七干校劳动了六年，看到好多人都在这里丢了性命，有病死的、摔死的，有被雷打死的，有上吊的，有一个自杀的用刀子把肚子剖开，肠子都切断了，拉到县里缝好后，他自己又再一次剖开。我们经常看到、听到这些事，提心吊胆的，不知哪一天会轮到自己的头上。　　　　
1974年，干校分配了我的工作，到邵阳公路局去。我就向上面反映说我已五十多岁了，我的老头子身体又不好，有心脏病。我不想去那么远，要求回到长沙。校部一个副连长对我吼起来说：〃你晓得你是什么人？一个右派分子，今天有工作分配给你，这就是对你的宽大了。你不感谢党，还要在这里讲价钱。你还想回到长沙去过你那资产阶级生活吧？〃　　　　
他们给我开了去邵阳公路局报到的工作关系和转户口的证明。这时，我想起报社的一位右派，被分配到涟源矿务局的，去报到后被分到煤井里挖煤。我想：我如果到了邵阳公路局还不是分配到养路班捶石头？我不能去！我把这两个证明收起来，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到了长沙，住在家里（邓钧洪因为严重的心脏没有下放，所以好歹我们在长沙还有个窝）。就这样，干校和邵阳两头都不管我。我在家里呆着，天天看小说，等了半年。　　　　　　　　　
九、落实政策　　　　　　　　
1_9_7_5_年初，听说中央有个政策，说是五七干校的学员，哪里来的到哪里去。我马上到省委宣传部去问，他们说是有一个这样的政策，你是湖南日报的，可以回湖南日报社。不过湖南日报现在还不能去，因为是造反派掌权，正在搞派性斗争。你在家里等一等，等平息以后再说。　　　　
我回去等了几个月。有一天听人讲，报社现在是蔡海清当人事处处长了。我又跑到宣传部去，宣传部给我写了一个介绍信，介绍我回报社。我走到报社里一看，蔡海清还没有掌权。人事处处长的位子上坐的还是那位工人造反派，叫龚司令的。他看了省委宣传部开的介绍信后，打着官腔说：〃你这个问题嘛，我们还要研究研究。你把这个调令拿回去吧。〃我说：〃调令是命令，我必须服从，我不能拿回去！〃说罢，我就坐在那里不作声，看他怎样处理，另外我想等一等蔡海清。龚司令也不理我，嘻嘻哈哈地跟别人开玩笑，好像我不存在一样。我坐了半个小时后，龚司令走出了办公室。另一个秘书一样的人对我说：〃你还坐在这里搞什么？龚司令已经说了，你的事还要研究研究。〃我说，省委宣传部要我来找蔡海清，现在蔡海清又不在。他说，蔡海清在家里写检查。你到他家里去找他吧！　　
于是，我找到蔡海清的家里，一直等到中午吃饭时他才回来。听了我的情况后他说，你回去再等等吧，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说，我已经八个月没有拿工资了。不光生活费成问题，我今天回去连过河钱都没有了。当时他把口袋里所有的零钱都掏了出来，给了我。　　　　
第二天，我又去了宣传部。在楼上看到一张大标语：〃省委宣传部把李茵分到报社工作是支持右派翻案！〃落款是〃湖南日报革命造反派〃。　　　　
我找到宣传部干部分配科严科长，他对我说：〃现在造反派还在掌权，你的工作问题还要等一等。至于生活费问题，你可以到省委行政处财会科借点钱用。〃就这样我在省委行政处财会科先后共借了八个月的生活费用。1975年9月底，当我再次找到严科长借钱时，他说：〃不用借了，蔡海清上台了，你带着这个调令回报社吧。〃　　　　
回到报社，蔡海清对我说：〃考虑你的健康情况，我们与社长张时杰同志研究了，分配你到资料室去剪报。〃我心里很高兴。第二天就到报社上班了。又发给我一个工作证，上面写着〃编辑部干部李茵〃。　　　　
在报社资料室工作了一个月后，听说又有一个政策，可以退休顶职。我心里一阵高兴。因为我自己的工作问题解决后，儿女的问题又成了我最大的心病。因为家庭问题的连累，几个儿女都在乡下，大的都去了十多年了。男的还好一点，最不放心的就是女儿。女儿下乡也八年了。我想总不能让她老在乡下吧。在生产队靠劳动工分吃饭，每个劳动日只有二三角钱，一年下来，要买鞋、穿衣的钱都没有。一个大姑娘二十五六岁了，穿着补丁迭补丁的衣裤，每次她回来，我都要心痛一阵。现在我可以退休，让她顶职回来了。但是，因为我退休还不到年龄，退休工资只能按60％计算，每月只有24。60元，这点钱，以后怎么帮助乡下的那些男孩子呢？想来想去，我还是下狠心办了退休。只要女儿回来了，就了却了我最大的一块心病。　　　　
女儿顶职回来后，先安排在食堂里烧锅炉。每月工资29。50元，她在食堂干了五年，直到1979年我的右派得到改正，她又凭着自己自学的外语，帮图书室做了一些工作，最后被调到图书室工作（当时还有人对这事很有意见，说右派的子女受到重视）。　　　　
后来我儿子晓芒也病退回到了长沙。回城后，他先在土方队挑土，后来安排在水电安装公司搞搬运。他利用空余时间自己看书，学习，1978年报考研究生，当时因为我们的右派问题还没改正，所以政审过不了关。直到第二年改正后，他才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最小的儿子这年也从农村考取了武汉大学外语系。小女儿高小毕业后就失学了，在一个街道工厂里干了十来年，后来又做个体裁缝，最后走上写作的道路。　　　　
受苦最多的是我的大儿子，1957年他14岁时从湖南师院附中初中毕业，考取了武汉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在学校读了几个月书后，校方发觉其父母已经打成右派（据说报社给学校去了函），便以〃色弱〃的理由将他退出学校。回长沙后，同样也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他在长沙呆不下去，只好回到老家零陵。　　　　
1958年中考时，他考取了零陵师范专科学校。在学校读了几个月书后，学校发觉其父母均是省城的大右派。他本人又比较自由散漫，因此将他作为典型，发动同学揭发、批判他，还在学校大操场向全校师生宣布，将只有15岁的他打成小右派。此后，三年的学习生活，都是在侮辱和监督下度过的。　　　　
直到1979_年，我的问题得到改正以后，他还没有落实政策。这一年他因血吸虫病由农村病退回长沙，一家三口人靠他挑土搞搬运为生。1981年时，他要求零陵师专为他落实政策，但下面拖着不办。我为这事找了当时任省教育厅长的李世唏（他就是当年报社的党总支书记），希望他看在当年曾亲自错打右派的份上，为我那受牵连的儿子落实政策。没想到，李世晞根本不予理睬，他大概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打错了吧。　　　　
直到1982年，省政协落实政策办调查组的杨树业同志，到零陵地区调查时发现此问题，才督促零陵地委给我儿子落实了政策，恢复教师籍，安排在长沙市井湾子中学教美术。　　　　
我的这些儿女，因为受父母问题的牵连，从小在艰难中生活，长大后又处处受压制，幸亏时代及时发生了变化，才让他们有了机会，凭着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立住了足。　　　　　　　　　　　　　　　　　
杨德嘉遭　遇　革　命我和我的家人　　　　
一九五八年春天，我任《新湖南报》（现改名为《湖南日报》）农村部副主任时被划为右派，当年二十五岁。在报社众多的右派分子中，我算是〃罪行〃较轻的一个。虽然开除了党籍，撤销了职务，工资级别却未动。时隔半年，我正在衡山县岭茶乡（现划归衡东县）农村劳动改造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改开除党籍为留党察看两年，由于留在了党内，行政上则需加重处分，工资由十六级降为十九级。和我同样重新处理的，还有张雨林、袁家式、严伯嘉等人。张雨林的岳父是毛主席的同学周世钊；我父亲杨树达早年曾和毛主席共同参与驱逐军阀张敬尧的事件，解放后与毛也曾多次见面并有书信往来。据说这是我们两人重新处理的重要原因。戴上半年就摘掉帽子，又还留在党内，据说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党内减轻处分，行政上又加重处分，也从未听说过。当时有人悄悄对我说：〃你这张党票，是花三级工资买来的！〃　　　　　　　
〃左派〃一下子变成了右派　　　　　　　　　　　
说我本是个〃左派〃，一点也不算夸张。解放前我在长沙市清华中学（解放后和省立一中合并）读高中一年级时，班上的语文、生物、音乐老师刘云雁、魏泽颖、宋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也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研究会。我们举办夜校，以读书识字为名，对附近农民及其子弟讲解〃谁养活谁〃的革命道理；在学校之间进行串联，组织和参加省会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主席著作，阅读《李有才板话》、《洋铁桶的故事》等解放区的小说，一心盼望解放，盼望民主，盼望光明。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迎来了长沙的和平解放。受组织上的派遣，到省团校第一期学习了三个月，分配到湘南的零陵（即永州）县工作。开始，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零陵县委会任干事、部长，后来入了党，又提前转正，担任过团县委副书记及中国共产党零陵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宣传部长、农村工作部部长，是经县党代会选举出来的、为数很少的县委委员之一（当时没有县委常委）。在这期间，多数时间在农村搞中心工作，在机关时则日夜上班，从来没有什么节假日。记得一九五二年秋天，我和当时的县委书记王守仁一同下乡搞查田定产，这个工作不受农民、农村干部欢迎，无人接待。晚上，我们就和衣睡在门板上，找些稻草盖在肚子上过了一夜。一九五五年春我和我爱人尤淑贤结婚时，晚上九点多还在开会，开完会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第二天早饭后又下乡到蔡家铺（原武汉大学李达校长的家乡）搞初级农业社的试点去了。　　　　　
据后来了解，当时的湖南省委特别是省委常务副书记周惠，认为报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小资产阶级疯狂性严重，不听他的话，不好领导。为此，他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把报社原领导邓钧洪等调走，把自己的亲信官健平以及孟树德调入报社担任领导；二是从基层抽调一批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报社掺沙子。由于我在县里喜欢写点稿子，一九五五年就被调到报社衡阳记者站当负责记者，大约半年后调回了编辑部。没有想到的是：掺沙子的左派没有把〃右派〃们改造过来，反而被〃右派〃们拉了过去。当时建立的七个记者站的负责记者，就有三个当上了右派（除我以外，还有黔阳记者站的刘华山，自治州记者站的宋梧刚。宋先调至报社文教部任副主任，后又调至《新苗》杂志任副主编，是在《新苗》打的右派）。　　　　　
调到报社工作以后，无论是在记者站，还是在编辑部，我都写了大量肯定粮食统购统销、肯定农业合作化的巨大成就、歌颂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新闻、通讯。记得有一条新闻的题目就叫〃千颗心、万颗心，心心向着合作化〃。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期间，我未参与什么鸣放，当然更谈不上鸣放什么〃右派〃言论了。那末，我又怎么成了右派分子了呢？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报社编委会围绕一九五六年三月份的农村报道，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一九五六年年初，官健平、孟树德（主管农村报道）认为：这年春天的农村报道，只要抓住农业社的定额包工和双季稻的栽培技术这两条，就是成功的。这年三月份的农村报道，整版整版的都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重复枯燥，令人生厌。在整个社会，在编辑部，以致在编委会内部，都引发了不同的意见。以当时的副总编辑苏辛涛为首，加上其他编委，强调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政治思想上教育、提高人民群众，认为三月份的农村报道是不成功的。两派争论不休，僵持不下。随着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讨论的展开，编委争论集铅印下发，又引起了整个编辑部内部的争论。实际上，则是以省委特别是周惠为后盾，官健平、孟树德两人和整个编辑部多数同志的争论。反右派一开始，就把苏辛涛等多数编委以及编辑部的业务骨干，几乎是通通的打成了反党宗派右派集团。我就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　　　　　
我的罪状之一：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争论开始时，我刚调编辑部不久，对如何办报可谓一窍不能。一方面，我在农村搞过多年实际工作，觉得下面也还需要一些经验技术；另一方面，又觉得苏辛涛等人的意见也颇有道理。因此，我发言时重复了其他一些同志的论点：经验技术，不可不登，不可多登。这样几句折中的话，就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我的罪状之二：猖狂反对省委。在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讨论中，以读者来信部为主，举办了一个大展览会，农村部的同志则主办了一个小展览会。在这个小展览会中，把长达一万多字的《长沙县合心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作法》一文，加了一条按语，其中有一句是：〃难怪人们说它是'大地主'〃。〃大地主〃的提法是胡乔木在《短些，再短些》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只是形容那些占据大块版面的长文章。而官健平、孟树德则加以歪曲，说：合心农业社的经验是省委交来的，把它当作大地主，就是要把省委当作大地主加以打倒！我当时是农村部的党员副主任，按语是我看过并同意的，当然就罪责难逃了。　　　　　
我的罪状之三：反对报社党的领导。报社编委争论集印发以后，我看了官健平、孟树德的发言，觉得他们讲的很多内容不符合事实，就写了一个千多字的重要说明，刊登在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意见（第二辑）中。报社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官健平、孟树德就成了报社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成为报社党的领导的化身，对他们两个提出批评，当然就是反对报社党的领导了。这条罪状我把它列为第三条，其实，我之所以成为右派，这条〃重要说明〃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现在，就把这一说明全文刊登如下：　　　　　
重要说明　　　　　
《新湖南报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议意见》第一辑编委的发言中，很多涉及到小展览会问题，其中有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特作如下说明：　　　　　
孟树德同志的发言中说：〃最露骨是把合心社的经验当作恶霸大地主，并在一条小稿子旁边加上按语说：'让早就应该打倒的恶霸大地主横行到几时呢？'……就是被编辑部许多人认为'早就应该打倒的恶霸大地主'长沙县合心社定额三包经验，当时省委书记和农村部长作了广播要在全省推广，我们如果真的把它打倒不登，那还能算是省委机关报吗？……〃。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开始展览时，我们考虑到合心社的经验是省委交来的，并未加按语